贞观二十三年，长安西内苑，病中的唐太宗李世民已经很少处理政务。案头摆着的，不再只是边防军报和粮运奏章，还有太子李治即将面对的朝局。一个曾经锐意进取的皇帝，开始把目光从天下转向身后。
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战事没有达到预期。九月，唐军因天气转冷、粮道不继而班师。归途中，李世民患背疽，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帝王心态也随之改变。
行军途中，他曾感叹：“魏徵若在，必不使朕有此行。”这句话既是悔意，也是对旧日政治秩序的追念。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曾因故毁掉墓碑；高句丽远征失利，他又命人重新修立。能让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错误，魏徵确实少见。
太子李治当时年仅十七岁。李世民病重，李治侍奉左右，甚至亲自为父亲吮吸疮脓。此举未必完全出于权术，却在关键时刻强化了“仁孝太子”的形象。朝臣看到的，是一个恭顺仁厚、没有强烈锋芒的储君。
这正是李世民需要的继承人。玄武门之变后，他本人靠果断和强力建立威望，可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原样传给下一代。李治若想坐稳皇位，必须拥有父亲留下的班底，也必须避免让功臣变成新的权力中心。
刘洎的遭遇，便发生在这种气氛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出征高句丽，命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临行前，他叮嘱刘洎谨慎行事。刘洎却答道：“若有大臣失职，臣当立即诛之。”言辞过于强硬，已经越过了辅政臣子的边界。
李世民当时只是提醒他：“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并非普通劝告，而是皇帝对臣下发出的警告。刘洎没有真正收敛。李世民病重后，他在宫外谈及皇帝病情，说“圣躬可忧”，被政敌褚遂良借题发挥。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刘洎被处死。褚遂良的密告固然起了作用，但真正决定命运的，还是李世民对“辅佐太子、掌握生杀”的敏感。刘洎是否真有谋逆之心，已经不再是唯一重点；皇帝担心的，是他将来会不会把持朝政。
张亮则是另一种情形。此人早年受李世民信任，曾在狱中经受严刑而不屈，后来又因揭发侯君集谋反而得到重用。可是他私养义子、交结方士的行为，也给政敌留下了攻击空间。
贞观二十年，常德玄上告张亮蓄养五百义子，有图谋不轨之意。案件审理时，李道裕认为“反形未具”，不应轻率定罪。李世民没有采纳，张亮于当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长安西市被处死。过了一年，李世民重新提起李道裕的判断，承认当初没有听从，足见他并非不知道案件存在疑点。
只是，知道疑点，并不等于愿意收手。病势加重、预言流传、朝臣凋零，都使李世民越来越担心权力失控。贞观二十二年，华州刺史李君羡因姓名、官职和流言牵连，被以“女主昌”的谶言处死。这类案件带有明显的政治恐惧色彩，也暴露了晚年皇帝的疑忌。
与此同时，昔日重臣接连离世。岑文本、高士廉、马周、萧瑀、房玄龄相继去世，能够真正参与辅政的人越来越少。马周临终前焚烧奏疏，不愿把君主过失公之于众，李世民因此格外感念。可惜的是，能让皇帝安心的臣子，往往也在迅速减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世民年轻时曾批评秦始皇、汉武帝求仙问药，认为长生之事荒诞无稽。到了病痛缠身之际，他却开始服用丹药。皇帝可以驳斥天下人，却未必能说服自己接受衰老。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决定安排身后之事。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是文臣中的核心，李世勣则是武将中少数可以托付的人。可李世民并未直接把李世勣留在京城，而是突然任命他为叠州都督，命其立即赴任。
李治对此不解，李世民解释道：“若他即行，等朕死后，你便重用他；若迟疑不行，当杀之。”这不是简单的贬斥，而是一场安排好的考验。李世勣接诏后没有回家，径直踏上赴任之路。李世民借此替太子做了一个人情，也替李治除去一层疑虑。
五月二十四日，李世民召见长孙无忌，抚其面而泣。两天后，他又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太子李治入见，交代辅政之事：“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随后又叮嘱褚遂良，不要让谗言离间自己与长孙无忌。
这句遗言表面是在托付臣子，深处却是在约束臣子。长孙无忌权重，褚遂良同样握有影响朝局的能力，李世民要他们扶助李治，也要他们彼此牵制。六月十日，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其身后留下的，不只有一个太子，还有一套经过反复权衡的权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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