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成都市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副校长吴波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
“第一次以家长身份做交流”，配文里他写的是关于阅读和亲子关系的思考：“孩子的阅读习惯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一个爱提问题和会提问题的孩子是很有趣的，是很能给父母带来惊喜的。”
吴波朋友圈截图
今年8月，女儿吴学思以高一学生身份拿下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金牌，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并获得保送清华北大资格。很多人找他取经，他说最有用的一个经验是“退让”。
吴学思参加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赛选手牌和所获金牌
吴波从教20余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认为对“什么是有效学习”这件事，完全是有自己的专业判断力。
但他很快就发现，这套判断用在女儿身上常常是错的。
“我发现，成人的判断标准通常是这件事有没有用，而孩子更关心这件事我是不是喜欢的。”吴波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经常不一致，在孩子的视角上，她的兴趣永远比答案更重要。”
吴波朋友圈记录和女儿进行的实验研究
女儿搭积木，他总忍不住想告诉她结构要稳、底座要大；孩子画画，他总想纠正天空应该是蓝色。吴波说，每一次在开口前，我们都要意识到同一个问题——专业知识的正确性，和它在一个孩子面前是否该被说出来，是两件事。
后来他把这个判断写进了自己给学生的记录本里：“在孩子玩耍的时候，先承认她质疑的权利，再讨论她的对错，甚至不必在意结论的对错。”
2019年11月，参加完一次家长会，吴波在朋友圈里写下一段话。班主任在会上说：家长要学会示弱，不要把自己包装成超人，不要太过于迷信自己的成功学，不要太陶醉于自己的人生经验。
那段时间，他恰好也发现了一件事：女儿不太愿意跟他聊科学了。
“但问题不在她。”吴波说，“她仍然在读《可怕的科学》系列，仍然常常要我去买科学类的书。但是她不愿意在我面前展示了。”
他后来想明白了原因，那就是当一个孩子发现，跟爸爸聊科学会得到讲解，而不是讨论，她就会退回去自己看。
更让他意外的是，女儿最喜欢跟他玩的，是古诗词接龙、历史知识比赛、听写英语单词。这些恰恰是他常输的领域，这些常输的领域恰恰更像学伴，而不是老师。“每次我输，她就笑，笑得特别开心。”吴波说，“那个笑，和她在实验前眼睛发亮的样子，是一样的。”
吴波朋友圈记录的家庭互动活动
他在朋友圈里写下自我诊断：成年人的社会经验无疑是强于孩子，但这种经验恰恰源于曾经被孩子般的体验所获得。我们站在彼岸对游泳的孩子做出指导，总会有些“正确代言人”的感觉，总少了些真实的参与。
“我用自己的经验，剪掉了她跟我对话的兴趣。”他说。
2024年11月7日，吴波在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让很多朋友意外的话：有一个搞物理竞赛的爸爸，却选择了生物竞赛。
当时女儿已经确定要走生物竞赛这条路。很多家长问他：你怎么不支持她去搞物理？
吴学思参加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我想了很久才给出答案。”吴波说，“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我们此前没有认真面对的事实——父母似乎都认为自己的奋斗成果应该被孩子‘继承’，而恰恰忘了，最该被孩子‘继承’的是奋斗的精神，而非成果。”
他见过太多竞赛家庭在这件事上纠结。有的孩子明明喜欢生物，却被父母按着头学物理，因为“爸爸就是搞这个的，资源现成”；有的孩子明明适合在显微镜前坐一整天，却被推去搞数学，因为“数学竞赛更出成绩”。
吴学思参与校内演讲《优秀的定义》
有一次吴学思站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做《优秀的定义》。她当时说，一个人如果因为成绩好而被夸，他会以为自己优秀是因为结果好；另一个人如果因为努力而被夸，他会知道自己优秀是因为坚持。她认为后一种更接近优秀的本质。
吴波坐在台下，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过去对女儿的肯定，可能在无意中把她往结果认定那个方向推。
“我们夸她，通常是因为她考好了、拿奖了、被表扬了。我们很少在她只是坚持做一件事、哪怕做得不好的时候，认真地夸她。”他说。
后来他在朋友圈里写下了反思：
慢慢的，我们开启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奋斗，我们扎根在自己的领地耕耘，偶尔抬头，总以为自己可以一览众山小，未曾想登山复有山，出海复有海。慢慢的，我们选择了包容别人的厉害和承认自己的平庸。原来优秀意味着学会用平凡去定义伟大，用默默耕耘去定义收获，用不计嘲讽的坚持去定义成功。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名次、奖牌、升学层次这套语言来评价孩子。”吴波说，“这套语言很精确，但不一定温暖。”
他意识到，如果女儿一直活在“结果认定”的评价体系里，她可能永远无法真正享受生物竞赛这条路。因为竞赛的残酷在于，绝大多数人最终拿不到金牌。
“如果她是因为坚持而被认可，她就能走得更远。”他说，“如果她只是因为结果好才被认可，那结果不好的时候，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家长应该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凡是涉及为什么的问题，一律不许用长大你就懂了来搪塞。答得上来的就答，答不上来的就学。不懂不丢人，不懂装懂才丢人。
随着女儿越来越成熟，问题越来越多，他也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不专业”。
“她开始问一些我完全答不上来的东西。”吴波说，“承认自己不懂的次数，远远多于答上来的次数。”但他慢慢发现，这些答不上来，才是女儿真正在精进的地方。
“如果她问的每一个问题我都能答上来，说明她还在我的知识边界之内。”他说，“只有当她的问题超出我的边界，她才真正开始走自己的路。”
他把这称为第一次退让：把知不知道这件事上的判断权，让给了好奇心和学习。
“只要问题被保留下来，答案早晚会到。但如果问题被掐灭，学习就永远不会真正发生。”他说。
第二次退让，是关于好不好的定义权。
女儿演讲之后，吴波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评价方式。不再问“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而是问“今天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自己想明白的”。“前一个问题你无法改变，她坐在书桌前的时长不由你决定。后一个问题才是能力生长的证据。”他说。
第三次退让，是关于学什么的选择权。
女儿选生物竞赛，他没有阻拦。但他承认，自己内心有过挣扎。他说，“如果她搞物理，我能帮上很多忙。但她选了生物，在专业上，我几乎什么都帮不上。”
吴学思正在进行实验研究
他最终想通了一件事：如果孩子最终的选择，恰恰是父母最想给的那条路之外的路，那么父母能给她的最大帮助，就是给她无限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既是对孩子本身的，也包括孩子学习的保证系统，包括学校、班级、老师、教练等等。因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进行过度参与，会让各方都充满紧张与焦虑。
“父母的专业和偏好，不能用来替换孩子自己的兴趣和判断。父母对孩子的爱，更不是代替孩子做选择和决定的理由。教育一定不要以爱的名义去伤害孩子。”他说。
吴波把这些年的东西，收拢成一句可以检验的话——“我们给她的东西里，有多少是我们想给的，有多少是她需要的？”
这句话不是凭空来的。女儿上初中后，有一次他翻看自己过去的朋友圈，从2016年8月一直翻到2026年3月。他一条一条看，发现自己写得最多的，是今天陪她做了什么、今天她又问了什么奇怪的问题。
但越往后翻，他越注意到另一种内容：那些他自以为在引导她的时刻。
“我发现，我写‘今天教了她什么’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话最多的日子。”吴波说，而我写今天她跟我说了什么的时候，往往是我话最少的日子。
他把这个发现讲给一位朋友听。朋友问：那你现在跟她聊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聊她今天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什么，聊她最近对哪个生物现象好奇，聊她为什么觉得某个实验设计得不合理。至于物理，他早就不主动聊了。
“有一回她问我一道物理题，我讲了两遍她没懂，我刚想讲第三遍，她说’爸爸，你让我自己想想’。”吴波说，“那一刻我特别高兴。因为她在拒绝我，说明她在用自己的脑子。”
他说，父母最想给的是自己的学科、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这三样，她都不需要。
她真正需要的也是三样：允许她把问题问完，允许她自己定义什么叫好，允许她选一条父母不理解的路。
“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给’，而是‘不给’。”吴波说，“父母的爱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它变成给予。而孩子的成长，恰恰需要父母把某些东西收回去。”
他给出三个具体做法。
第一，把“为什么”这三个字当成家庭的第一优先级。孩子三到十二岁问的所有为什么，请认真回答和孩子一起找寻答案。那是一次性使用的资源，过了这个窗口就不再有。
第二，把“你今天学了多久”换成“今天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自己想明白的”。
第三，在孩子努力的时候，做后勤，不要做监军。你在这个关键期里增加的每一分期待，都可能变成她身上不必要的重量。
吴波说，这三句话看起来简单，背后是十年里一次次忍住不说、忍住不问、忍住不安排的结果。在这个家庭里，退让不是放任，而是把成长的判断权逐步归还孩子。
嘉祥教育集团竞赛喜报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家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提前锁定赛道，而是提供一块允许好奇、允许试错与选择，也允许回来的温暖。
一个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后一样东西，不是知识、资源与经验，而是选择、退路和温暖。是在孩子奔赴远方的时候，孩子知道随时可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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