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云南一个偏僻村镇，公安人员带走了一名经营诊所的中年男子。此人平日少言，乡邻只知道他姓周，谁也没有想到，他曾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红军将领孔荷宠。
身份的暴露，并非始于一份完整档案，而是源于一块钱。
当年一次打牌时，孔荷宠因输掉一元钱与人争执。情急之下，他说出了一些只有红军干部才熟悉的旧事。旁人觉得不对劲，便把情况报告上去。公安机关调查后，暂时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但这条线索没有被搁置。
孔荷宠真正引起中央苏区警觉，是在1934年7月。
那时，中央机关驻在瑞金沙洲坝。一天，国民党飞机突然飞临上空，对当地实施轰炸。警报响起后，机关人员迅速转移，中央机关随后迁往瑞金城西的云石山。轰炸没有造成预想中的严重后果，却暴露出一个问题：敌人为何能掌握沙洲坝机关的大致位置？
几天前，一张手绘地图送到了蒋介石手中。图上标出了沙洲坝附近部分机关和重要设施的位置。绘图者不是普通侦察人员，而是刚刚离开红军系统的孔荷宠。
这张地图，成了他投敌后递出的“见面礼”。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早年曾在湘军中任职。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各地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他组织地方武装，坚持在湘鄂赣一带活动。部队起步时装备极差，据有关回忆，他曾用一枚手榴弹夺取民团枪械，逐步拉起队伍。
这样的经历，使他很快显示出作战能力。1929年，地方武装编入红军后，孔荷宠担任重要军事职务，后来参与组建和领导红十六军。面对国民党军多次“清剿”，他熟悉山地作战，善于集中兵力突击，部队声势不断扩大。
1932年，他担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成为当地红军的重要负责人，并获得二等红星奖章。那段时期，是孔荷宠个人声望最高的时候。他手中掌握着部队，也熟悉根据地的道路、村落和机关分布。
问题也在此时埋下。
随着职务升高，孔荷宠逐渐形成较强的个人权威。中央要求湘鄂赣部队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时，他以保卫本地根据地为理由，未能按照要求行动。1934年初，中央军委撤销了他的原有职务，并安排他到红军大学学习。
这项安排本意在于教育和改造，但对孔荷宠而言，却被视作对个人地位的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处境艰难，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又加重了他的动摇。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使他迈出那一步的，并不是某一场战斗，而是对前途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为革命难以继续，于是寻找退路。
从红军大学出来后，孔荷宠借外出检查工作的机会，取得通行手续，带着提前绘制的地图离开苏区，向国民党控制区域投奔。由于身份特殊，国民党方面迅速将他送往南昌行营。蒋介石把这类高级干部的投降视作政治宣传资本，孔荷宠被任命为少将参谋，并得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赏赐。
此后，他频繁发表谈话，攻击红军和苏区。国民党还利用他的经历制造舆论，试图让根据地干部和群众产生怀疑。对正在承受军事压力的革命队伍来说，这种宣传造成的破坏并不比炮火小。
更严重的是，孔荷宠熟悉湘鄂赣地区的组织关系和隐蔽交通线。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他参与了对当地革命力量的搜捕和策反，一些依靠群众掩护的人员因此遭到逮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合作局面，但孔荷宠的反共立场没有改变。关于平江地区发生的惨案，相关史料记载他与当地反共行动存在重要关系。1939年，平江一带的革命人员和进步人士遭到大规模迫害，许多人被捕、杀害，孔荷宠的名字也因此留下了恶劣记录。
然而，国民党并没有真正信任这个曾经投降的红军将领。1943年，他因“私造武器”等问题被关押。抗战胜利后，他改名换姓，靠经商谋生，后来辗转进入云南，试图以普通人的身份躲过追查。
1950年，他在云南与一名医生结婚，并参与开设诊所。表面上，他已经融入当地生活；实际上，公安机关一直在核查其下落。那次因一元钱引发的争执，虽然没有立即定案，却让调查方向逐渐清晰。
后来，一名被捕的国民党军官供出了云南乡村诊所的线索。公安人员调阅旧档案，将这名“周姓医生”与孔荷宠的经历进行比对。1955年，他又给家乡亲属写信，信件被截获，人证、档案和笔迹相互印证，身份终于确认。
被捕后，孔荷宠接受审讯，案件上报中央。只是审判尚未完成，他便因肾衰竭病死于医院。有关部门将遗体送回家乡，交给当地干部办理安葬，并留下两百元作为安葬费用。曾经统率湘鄂赣红军的重要人物，最终以一个隐姓埋名者的身份，埋在故乡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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