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安徽亳州一场寿宴，发生一件匪夷所思、无人能解的怪事。我说的就是我二爷。八十八岁，在亳州药材市场旁边摆的流水席，五十桌。中午十二点开席，吃到下午两点半，他手腕上那块表停了。上海牌，钢壳，他戴了六十年。表盘上裂了一道纹，从十二点通到六点。指针卡在三点二十七分，秒针还搭在“8”上，像卡了根鱼刺。
二爷是亳州药材行的老把式，年轻时在药市上认药，一抓一个准。退休后在花戏楼旁边支了个摊，卖茯苓和枸杞。那块表是他的命根子。六十年没修过，没换过电池——是上发条的。他每天睡前上弦，拧三圈，不多不少。表停了，他坐在主位上，把表摘下来，搁在转盘上。转盘转了一圈，表停在他大儿子面前。
“老大，你看看。”
大儿子拿起来，耳朵凑上去听了听。里头死静。他拧了拧发条，拧不动。发条断了。六十年的发条，断了。
“爹，断了。明天去修。”
“修不了。这表停产了。机芯是瑞士的，配件早没了。”
“那换一块。我给你买。”
二爷没接话。把表拿回去，攥在手心里。然后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漆掉了一大半。搁在桌上。打开。里面是空的。他把表放进去。盒子盖上。然后站起来。五桌主位上的亲戚都看着他。他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太阳快落了，把药材市场的屋顶染成橘红。
“人都到齐了没？”
“齐了。”
“你三叔呢？”
“三叔在乌鲁木齐。赶不回来。”
二爷点了点头。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一张纸。折了四折，边角磨毛了。递给大儿子。大儿子展开。上面是二爷的笔迹，毛笔字，楷体。写着一行：
“赵三柱，欠我三十七块六毛。1972年，在亳州药材市场。”
底下还有一行：
“他拿这钱买了张火车票。去乌鲁木齐。说到了就还。五十年了，没还。”
大儿子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字。更淡了，铅笔写的：
“三柱，你哥那块表，是你偷去卖了的。换了一张车票。我不怪你。表你留着。钱也不用还了。回来吃顿饭。”
大儿子攥着纸条。手抖。二爷站在门口，背对着五十桌人。
“你三叔，1972年走的。偷了我的表，卖了三十七块六。买了去乌鲁木齐的车票。那个年代，三十七块六，够一家人吃三个月。你奶奶病着，我没追。后来他写信来，说挣了钱就还。我说不用还。回来就行。他回了一回信，说对不起。后来没信了。”
他转过身。看着大儿子。
“那个表，刚才停了。停在三点二十七分。1972年3月27号，他偷的表。五十年整。”
他走回主位。坐下来。拿起那个铁盒子。搁在膝盖上。从兜里又摸出个东西。是个手机。老年机。翻开盖。翻到一条短信。去年发的。他给三叔发的。三叔的号，他存了五十年。
“三柱，哥八十了。你回来不？”
底下是回的。就一行字：
“哥。我腿不行了。下不了楼。”
二爷把手机合上。翻盖啪一声。又翻开。又合上。翻了三回。然后递给大儿子。
“你给他打电话。就说表停了。”
大儿子拨了那个号。响了。五声。接了。那边是个女的。声音年轻。说，我爷爷耳朵背，听不见。你是哪位。大儿子说，我是他侄子。那女的说，等一下。
等了大概三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个老头的声音。哑的。说，谁。
“三叔。我是老大。我爹说，表停了。停在三点二十七分。”
那边没声了。过了会儿，听见老头哭了。压着嗓子，抽了两下。
“哥。”
二爷把手机接过去。
“嗯。”
“我腿不行了。走不了。”
“你不用走。我让老大去接你。明天就去。”
“你那个表——”
“表停了。你留着。我不修了。你拿回来。挂墙上。”
那边又哭了。这回没压着。哭得像个孩子。二爷把手机搁在桌上。转盘转了一圈。手机转到我跟前。我听见那边还在哭。挂了。二爷站起来。对着五十桌人。端起酒杯。
“今天是我八十八大寿。我三弟，赵三柱。五十年没回来了。明天我大儿子去接他。接回来，咱再摆一回。到时候，你们都来。”
他喝了。一口闷。放下酒杯。把铁盒子搁在桌中间。盒子盖开着。里面空着。但底下压着那张纸条。大儿子把它放回去的。纸条上那行毛笔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帮着收拾。二爷坐在花戏楼底下的石阶上。表戴在手上。停了。他没修。表盘上那道裂纹，月光底下反着光。他摸着表。我坐过去。
“二爷。”
“嗯。”
“那个表，真的是三爷偷的？”
“嗯。”
“你咋不追？”
“追啥。他那时候二十。饿得皮包骨。偷了表，换了车票。去新疆。五十年。回来了就好。”
他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那个铁盒子。打开。里面不是空的。有一张照片。黑白的，两寸。两个年轻人，站在药材市场门口。一个高，一个矮。高的是二爷。矮的是三爷。照片背面写了字，也是毛笔，楷体：
“1968年，亳州。兄弟。”
他把照片放回去。盒子盖上。揣兜里。站起来。往家走。我扶着。他步子慢。但稳。走到家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花戏楼。灯亮着。戏台上在唱《空城计》。诸葛亮坐在城楼上，摇着扇子。二爷站了一会儿。
“你三爷会唱这个。”
“他去新疆还唱？”
“唱。他来信说，在工地唱。工头爱听。一天多给两毛钱。”
他推门进去了。我站在门口。里面灯亮了。他影子映在窗户上。抬手，摘了表。搁在床头柜上。然后躺下。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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