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的时候，我们二十二个女人谁也没动，坐在座位上愣了好久。空姐过来催，我才解开安全带，腿都是软的。从基辅到北京，再转大连，二十多个小时，我们没合眼。登机前那一晚，我们二十二个人挤在机场隔壁的小旅馆里，谁也睡不着，就那样睁着眼睛躺到天亮，窗外防空警报一会儿响，一会儿又停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一年半。

我叫奥克萨娜，三十三岁，以前在基辅一家造船厂干了八年焊工。战争打起来以后，男人都上了前线，厂子也停了，我带着儿子跑到西部乡下投奔我妈。后来中介招人去中国大连造船厂，说工资高，包吃住，还能学新技术，我想了三天，把儿子托给我妈，报了名。同行的二十一个姐妹，有比我大十几岁的，也有才二十出头的，都是靠焊工手艺吃饭的女人。我们没想过能走多远，只知道家里的男人不在，日子总得过下去。

到大连的头几天，我们像聋子哑巴。厂里给我们安排了个师傅，姓王，五十多岁，东北汉子，叼着烟卷，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加手势给我们比划。他嫌我们手工焊的活太糙，说船底板要的是全焊透，接缝必须像水蛇皮一样细。第一次技术考核，二十二个人只有三个过关，柳德米拉那么要强的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哭。王师傅没骂我们，把图纸拍在桌上，一个个手把手教。我们用翻译软件对着图纸学，连比带划，白天练得胳膊抬不起来，晚上回宿舍还拿筷子当焊枪比划。

大连的冬天干冷，风刮起来像刀子。我们吃不惯炖菜，食堂刘姐特意给我们做了盘沙拉，可没有酸奶油，就用酸奶凑合，那滋味说不上来，但大家眼睛都亮了。宿舍有暖气，比基辅没日没夜停电的时候强太多。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虽然累，心里觉得踏实。

第四个月的时候，出事了。娜迪亚接到她姑姑的电话，说她母亲住的村子被炸了，人联系不上。娜迪亚当时就瘫在地上，我们把她扶起来，她一遍遍拨号码，全是盲音。她抱着我哭，说妈没了，我要回家。可她的护照在中介手里，合同写明了，中途走要赔钱，机票也买不起。那几天娜迪亚不吃不喝，我们轮流守着她。王师傅知道了，跟厂里反映，厂领导帮忙联系了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又通过红十字会，第六天总算有了消息——她母亲被邻居救出来了，转移到了临时安置点，只是腿受了伤。娜迪亚当着我们面要给王师傅跪下，王师傅一把拽住她，说“姑娘，咱不兴这个”。从那天起，我们谁也没再提“回去”两个字，都把头埋进面罩里，焊花溅到衣服上，也不敢喊疼。

年底时候，又有几个姐妹听说家里那边打得更凶了，哭着要提前走，跟主张留下的吵了起来。伊莲娜比我们大十几岁，说“咱们现在回去能干啥？手里没票子，家里更难熬。再熬一年，至少能带些钱回去修房。”有人骂她冷血，说钱比命还亲。那场争吵以后，好几天没人说话。最后还是娜迪亚站出来，说她妈妈还在安置点躺着，她必须坚持，等攒够了钱把妈妈接出来。我们才慢慢想通，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得咬牙走完。

一年后，我们的焊接技术已经能过船厂验收，王师傅夸我们比男工都细致。我们学会了二氧化碳保护焊，还考了国际焊工证书。过年那天，刘姐教我们包饺子，我们偷偷在饺子馅里塞了糖果，说谁吃到谁走运。柳德米拉吃到了，笑出了眼泪。晚上给家里打视频，基辅还是黑漆漆的，但我儿子在屏幕那头喊：“妈妈，我要一个新书包。”我点点头，说好，妈妈给你买。

合同到期的时候，归期定了。厂里给我们办了欢送会，王师傅喝多了，说舍不得我们，我们给他唱了一首乌克兰民歌，他哭得像个孩子。离开前的那一晚，我们又集体失眠了。这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说不清什么滋味——想回去见亲人，又舍不得这个给过我们饭吃、给过我们活路的地方。娜迪亚收拾行李时，把厂里的工作牌摘下来，看了半天，又放回贴身的口袋里。我问她回去以后干什么，她说“接着焊，把我们的城市焊起来”。

飞机起飞时，天刚蒙蒙亮。透过窗户，大连的海岸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条金线。二十二个人都没说话，但我知道每个人都在想：这一百多公斤的行李里，有给孩子的玩具、给丈夫的围巾、给妈妈买的药，还有工装裤口袋里那截没舍得用的焊条。我们带着一身本事回去，路还长，但总能走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再来大连，那时候不是逃难，是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