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小时候，堂姐是我的偶像。她是整个家族里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的人，第一个出国的人，第一个嫁给外国人的人。那时候每次她回来，穿着洋气的衣服，说着夹生的中文里夹着英文单词，所有亲戚都围着她转，夸她有出息。我站在人群外面，仰着头看她，觉得她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人。后来她离了婚，入了外国籍，又嫁了一个老外，再后来没了消息。家族里提起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有人说起来，也是叹口气，说可惜了。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镇上的超市门口碰见了她。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头发花白，推着一辆购物车，车里放着两把青菜一袋米。她没认出我。我喊了一声堂姐，她抬起头来，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笑。那个笑又干又涩，像被人拧干了水分的橘子皮。我看着她推着车走进巷子深处，背影瘦小，腿有点瘸，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她今年五十八岁，一个人住在老街上那间她父母留下的旧房子里，靠着每月几百块的低保过日子。

我堂姐叫周雅琴，比我大二十岁。她年轻的时候是镇上的一枝花，长得好看，学习又好，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那会儿我们整个家族都轰动了，我爷爷专门摆了两桌酒，请亲戚们来吃。堂姐坐在主位上，穿着白衬衫，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那时候才几岁，坐在她旁边，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是香的，跟镇上那些姑娘不一样。

堂姐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省城，在一家中学当英语老师。那时候她每个月给家里寄钱，给我买书包买文具，过年回来给我带巧克力。我吃着那些巧克力，听着大人们夸她，心里想，我长大了也要像堂姐一样。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叫杰克，来中国教英语的。堂姐带他回来过一次，高个子，蓝眼睛，头发是浅棕色的，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镇上的人跟看稀奇似的，围在他家门口。杰克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好，大家就哄笑。堂姐站在他旁边，挽着他的胳膊，脸上是那种特别骄傲的笑。我那时候觉得，堂姐真厉害，找了个外国人。

第二年堂姐就跟杰克结了婚，去了美国。走之前她回了一趟老家，跟父母告别。她妈拉着她的手哭，说那么远，以后想见一面都难。堂姐说妈你别哭，我以后接你去美国玩。她爸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抽了一根又一根烟。堂姐走的那天，我站在村口送她，她摸了摸我的头，说小丫头好好念书，长大了也出国。我点点头，看着她上了车，车开远了，扬起一路灰。

堂姐去了美国之后，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跟家里说那边的事。她说她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在一家中文学校教书。她说杰克在附近大学里当老师，两个人周末去爬山，去海边。她说美国的天特别蓝，房子都是一栋一栋的小楼，院子里种着花。她妈听着，在电话这头抹眼泪，说好就好，你好就行。

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三个月一次，半年一次。再后来，堂姐忽然没了消息。她爸妈打电话过去，有时候没人接，有时候接起来说不了两句就挂了。她妈急得不行，托人打听，才知道堂姐跟杰克离了婚。离婚的原因，传回来的说法是杰克有了外遇，堂姐被赶出了家门，连赡养费都没拿到。

堂姐离婚之后又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叫汤姆，比她大十几岁，在那边开一家小餐馆。堂姐入了美国籍，跟着汤姆搬去了加州。这些事都是亲戚们传来传去的，谁也没个准信。她爸妈问过她，她在电话里含含糊糊地说，挺好的，你们别操心。然后就挂了。

她爸走的那年，堂姐没回来。说是买不到机票，又说汤姆身体不好，走不开。她妈一个人办的丧事，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哭了好几天。后来她妈也走了，堂姐还是没回来。这次倒是寄了一笔钱，托亲戚帮忙办的后事。亲戚们私底下说，这女儿算是白养了。

那之后堂姐就跟家里断了联系。偶尔有亲戚去美国，打听到一点消息，说她跟汤姆也离了，一个人在洛杉矶，日子过得不好。具体怎么不好，没人说得清。她在那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年纪也大了，工作不好找，只能打打零工。有人说她在华人餐馆洗碗，有人说她在超市收银，也有人说她在给人做保姆。说什么的都有，没一个准的。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镇上超市门口碰见她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她瘦得厉害，脸上的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大半，随便扎着，乱糟糟的。她穿着一件灰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裤腿上沾着泥点子。她推着购物车，车里就两把青菜、一袋米、一包盐。她走路的时候左腿有点拖，像是膝盖有问题。

我跟她打招呼，她抬头看我，眼神茫然。我说我是小玲，她愣了几秒，然后啊了一声，说小玲啊，长这么大了。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眼睛却没什么光。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说回来几个月了。我问她住哪儿，她说老街，父母那套房子。我说那房子不是早租出去了吗，她说收回来了，自己住。

我陪她走了一段路。她走路很慢，一步一挪。我说堂姐你腿怎么了，她说老毛病，在美国摔的，没治好。我说你去医院看看，她说看了，吃药呢。说完就不吭声了。

到了老街巷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小玲，有空来家里坐。我说好，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去了她家。那间老房子比我记忆中破败多了，墙皮一块一块地掉，窗户上的玻璃有一块用报纸糊着。堂姐坐在堂屋里，面前生着一盆炭火，火不大，屋里还是冷。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杯子上有个缺口。我坐在她对面，看着这间屋子。墙上还贴着她年轻时候的奖状，纸都发黄了，边角卷起来。旁边挂着一张照片，是她跟杰克的结婚照，她穿着白婚纱，笑得很灿烂。那张照片跟这间破屋子放在一起，像两个世界的东西。

我问她这些年在美国怎么过的。她低着头，看着炭火，半天没说话。后来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她说杰克一开始对她挺好，后来就变了。他开始喝酒，喝完了就打她，骂她是中国婊子。她报了警，警察来了，问了话就走了，什么也没管。她忍了三年，忍不下去了，离了婚。离婚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有，房子是杰克的，车子是杰克的，存款也是杰克的。她只拿了一个行李箱出来。

后来遇到汤姆，以为他是个好人。汤姆年纪大，稳重，开着一家小餐馆，对她也客气。她嫁给他，帮他打理餐馆，起早贪黑地干。可汤姆身体不好，干了几年干不动了，把餐馆卖了，钱攥在自己手里。他前妻的孩子隔三差五来要钱，汤姆就给，给了就没了。她跟汤姆吵，汤姆就说，这是我的钱，跟你没关系。她这才明白，在汤姆眼里，她始终是个外人。

再后来汤姆也走了，是回他前妻那边去的。她一个人留在洛杉矶，租了一间小公寓，靠给人做钟点工过日子。她年纪大了，腰不好，腿也摔过，干活越来越吃力。房东催房租，她付不起，被赶了出来。她拖着行李箱在街上走，不知道去哪儿。后来遇到一个华人教会的人，帮她买了回国的机票。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没有哭，也没有怨。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听完了，坐在那里，炭火的红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空洞洞的。我问她，你后悔吗。她想了想，说后悔什么。我说后悔出国。她笑了一下，说年轻的时候觉得外面什么都好，出去了才知道，哪儿都不如家。可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她回来之后，亲戚们来看过她几次。有人给她送米送油，有人给她塞几百块钱。她收下了，也不多说什么。她爸妈留下的这套房子，产权有点问题，她跑了好几趟房管局，还没办下来。她每个月领几百块低保，加上亲戚接济，勉勉强强过日子。她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扫码支付，去超市买东西还用现金。她说话经常夹着英文单词，可中文反而不太利索了。镇上的老太太们跟她聊天，说不到一块去，她就一个人待着。

我走的那天，又去看她。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院子里有一棵她妈种的桂花树，叶子黄了一半，树干上绑着草绳。她坐在树下，眯着眼睛，像是在打盹。我蹲在她旁边，说堂姐我要走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玲，你好好过。我说你也是。她笑了笑，说我现在挺好的，有地方住，有口饭吃，没什么念想。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块巧克力，包装纸皱巴巴的，不知道放了多久。她说，在美国的时候攒的，你小时候爱吃。

我攥着那块巧克力，从她家出来，走在老街上。巷子很窄，两边是灰扑扑的墙，墙根下面长着青苔。我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那棵桂花树下，瘦小的身影缩在棉袄里，像一只蜷起来的猫。阳光照在她身上，可我觉得她浑身都是凉的。我转过身，眼泪掉了下来。那块巧克力我揣在兜里，一直没舍得吃。我知道它可能已经化了，或者过期了。可那是堂姐给我的，就像小时候她从美国回来，给我带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一样。只不过那时候的她，眼睛里有光，而现在的她，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