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早年关于中美博弈的相关判断，近期因为美方身上同时亮起四个高危信号，再一次被舆论拿出来反复讨论。
面对美方虚张声势的开战前置信号，中方一直稳扎稳打牢牢握住博弈主动权，只要稳住自身发展节奏，就是应对当前外部风险最好的答卷。
美方四个能预示局势升温的高危信号同时出现，坐实了其自身不断加深的衰退与焦虑，旧霸权的底气不足，已经藏也藏不住。
2025年中国对相关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后，对应出口量出现大幅下滑，直接命中美国国防供应链的核心痛点，也完成了这件反制工具的系统性实测。
中国推进贸易多元化战略之后，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多降到百分之十几，对美依赖度明显下降，整体全球贸易份额反而还在提升。
中方早已经跳出存量旧框架找到新的平衡，从容的应对着美方一轮轮不间断的围追堵截，整体局势始终都在中方的掌控之中。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还曾经亲身担任过将军，记录下那场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留下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
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原有区域霸主，掌握陆上霸权，维持着既定的区域秩序，雅典是靠海上贸易崛起的后起之秀。
雅典崛起的速度太快，让原本的霸主斯巴达产生了强烈不安，雅典认为自己实力够了应该拿到更多话语权，斯巴达却觉得对方在破坏原有秩序。
后来科林斯这个站在斯巴达阵营的城邦和其他城邦起了冲突，雅典选了站在对手那边介入争端，科林斯转头向斯巴达哭诉，把局势推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研究大国兴衰的时候提出这个概念，他统计了过去五百年里十六个守成大国应对崛起大国的案例，其中十二次最终走向了战争。
算下来权力更替演变成战争的概率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五，这个概率不算低，也难怪会让很多人对当前的大国关系产生担忧。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经常被学界引用，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提出，国家都是理性主体，生存是首要目标，大国会尽力阻止其他大国获得区域霸权。
不少研究者认为，和过去挑战美国地位的德国苏联比，中国的综合潜力要比这些对手大很多，所以在美国鹰派眼里，提前遏制中国是符合他们利益的理性选择。
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斯金纳曾经发表言论，当时引发巨大争议，其提出中美竞争是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句话的深层其实是承认，这是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年以来第一次遇到体量相当，又不属于白人文明体系的强大对手，这种陌生感放大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从体量上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达到美国的七成，军费规模排在全球第二，只落后于美国，远远甩开排在第三位的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实际购买力接近美国一半。
奥巴马执政末期就已经推出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把战略重心从中东往亚太方向慢慢转移。
2001年九幺幺事件之后，美国把大量国力和外交重心都投到了中东反恐战争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打了十多年，花了几万亿美元军费。
到2014年前后，美国内部开始反思之前的中东战略，当时东亚亚太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美国必须把资源往这个方向倾斜才能维持自身影响力。
奥巴马时期对华政策虽然转向强硬，但还是在成熟外交框架里运作，经过几十年积累中美有很多对话渠道，整体一直维持着斗而不破的状态。
到现在美方在亚太的密集军演早就打破了之前双方维持的默契，局势已经和过往十几年的平衡状态完全不同，朝着更危险的方向滑落。
美方现在在亚太的动作早就脱离常规，从肩并肩到东方之盾，一连串针对性极强的演练直接抵到近岸，还斥资10亿美元推出金库计划狂囤军工矿产。
这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美国高达37.3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整个经济体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状态，矛盾无法内部消化。
四个开战高危信号已经全部出现在美国身上，这种极端施压背后，一直不变的核心目标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也是美国两党这么多年为数不多的共识。
中国在法律层面也准备了足够的应对工具，从2011年开始陆续出台应对单边制裁的相关法律，阻断法就是很明确的对抗美国域外管辖的武器。
现在跨国企业陷入了两难处境，以往害怕美国的次级制裁只能听命于美方，现在又不能舍弃中国的供应链和消费市场，两边都不能轻易得罪。
刚一开始美方发起大规模关税制裁的时候，中国确实因为没经历过这种强度的冲击，多少有些疲于应对，只能一边走一边调整自身策略。
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的占比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近年已经提升到百分之十六左右，整体贸易顺差也创下历史新高，完全打破了美方的预判。
站在美国视角来看，关税战确实压缩了对华贸易逆差，中国每年从美国市场得到的收入减少了一两千亿美元，他们本来以为能靠这个占到不小的便宜。
艾利森在一次中美峰会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说，战争不是必然的结局，但在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滑向战争是最自然的趋势。
如果不主动有意识的干预调整，不去管控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最终很可能会把两个体量巨大的大国一起推向灾难性的结局。
这种深层恐惧和极端的经济失衡相互交织，促使美方疯狂通过舆论造势转移内部矛盾，把自身的问题甩锅给外部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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