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支书把本村漂亮张寡妇当成了自己的情人，各方面都照顾她。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正蹲在河边搓衣服，手一抖，那件破毛衣差点滑进水里。对岸的刘婶赶紧低下头，假装在搓衣板上使劲。我咬着嘴唇，把毛衣捞起来，拧干，心里像塞了团发霉的棉花，又闷又疼。

我叫翠花，嫁到柳树村十二年了，夫家姓张。三年前，我那口子在城里工地出了事故，连句嘱咐都没留下，就撇下我和当时才六岁的小宝走了。农村人守旧，寡妇门前是非多，我平日里连门都少出，就怕招人闲话。可日子总得过，几亩薄田种着，镇上偶尔打个零工，勉强糊口。小宝还小，正是花钱的时候，我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大队支书王国强，四十出头，前几年死了老婆，人倒是精神，在村里说一不二。起初他是真帮我，秋收时开着拖拉机帮我拉稻谷，冬天让人送来一袋米一桶油，见我家屋顶漏雨，还带着几个壮劳力给修好了。我心里感激，想着这书记体恤孤寡，真是好人。可慢慢地，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了，总是直勾勾的，在我身上多停几秒。有时候递个东西，他会故意碰一下我的手。我往后退，他就笑，说翠花你怕啥。我低头不说话，心想人家帮了这么多，总不能翻脸。

村里人嘴碎，早就传开了，说张寡妇搭上了王支书，要不怎么人家这么照顾？我去小卖部买盐，几个人正在说话，见我来立马噤声，那眼神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家抱着小宝，眼泪直打转。小宝问我妈你怎么了，我说风沙迷了眼。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天晚上。春耕前，王支书喝了点酒，歪歪扭扭地来到我家。小宝在隔壁二婶家玩，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收拾农具。他一进门就夸我，说翠花你长得好，不像村里那些粗手大脚的女人。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说支书你喝多了，快回家吧。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酒气喷在我脸上：“翠花，你跟了我吧，我保证让你和小宝过好日子，吃穿不愁。”我吓得浑身发冷，使劲挣开手，声音都变了调：“王支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寡妇，可我有良心，你帮过我，我记你的恩，可这种话万万说不得！”他脸一下子沉下来，哼了一声，说了句“不识抬举”，转身走了。

那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心里又惊又怕。果然，没几天，村里把我保洁员的活给了别人，灌溉放水时我家的田排到最后，连我托人去镇上买的化肥，都被卡在村口说检查。小宝在学校也被几个孩子围着喊“野种”，哭着回来说不想上学了。我搂着他，心像刀割一样。

我弟弟在县城开小饭馆，听说了，气得要回来找王支书拼命。我拦住他，说：“算了，咱斗不过他，姐自己想办法。”弟弟红着眼，把五千块钱塞到我手里：“姐，你拿着，别苦了自个和小宝。”我攥着那沓钱，决定干点实事。

我以前在娘家养过鸡，知道一些门道。听说县里扶持农村妇女搞养殖，我就去镇上报名，又跑了趟县农业局。手续办下来，我在自家院墙外搭了个简易鸡棚，进了五百只鸡崽。为了省钱，我每天骑自行车去镇上买碎米和菜叶，回来剁碎了拌着喂。夜里怕鸡崽冷，我在鸡棚角落点个煤油灯，隔两个小时就起来看一回。有一次我太累，睡过去了，第二天起来发现压死了十几只小鸡，我蹲在鸡棚门口，放声大哭。哭完了，我擦干眼泪，继续拌食。

小宝特别懂事，放学后放下书包就帮我干活，拿着小桶去田埂上挖野菜，挖回来我洗洗切切，拌在鸡食里。看着他那双沾着泥的小手，我鼻子酸，但心里也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日子过起来，让瞧不起我的人看看。

那阵子，王支书倒是消停了，听说他正张罗着跟隔壁村的赵桂英结婚。赵桂英四十了，是个泼辣媳妇，男人死了好几年，跟王支书好了不少时候。她不知听了什么风声，结婚前几天，跑到我家门口，叉着腰指着我骂：“不要脸的狐狸精！勾引我男人！还想当支书太太？呸！”那声音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门口围了一堆人。我抱着小宝站在门里，脸白得像纸，嘴唇咬出了血，也没还一句嘴。她把难听的话骂完了，扬长而去。关上门，我瘫坐在凳子上，小宝抱着我的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拍着他的背，说：“小宝不哭，妈没事。”

那几天我甚至想过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可又能去哪呢？娘家父母早没了，弟弟在县城也挤在饭馆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我咬咬牙，告诉自己：翠花，你谁也不靠，就靠自己。

鸡群一天天长大，我把所有心思都扑在鸡棚里。给鸡苗打疫苗，我骑车载着保温箱来回六十里地去镇上兽医站；鸡拉稀了，我按土法子熬大蒜水拌料，晚上打着手电筒一只只地看。累了就靠着鸡棚的墙眯一会儿，醒来继续干。到了秋天，第一批鸡出栏，我卖了四千多块钱，还了弟弟的钱，剩下的又投进去买了鸡苗。看着鸡棚里毛茸茸的小东西，我心里第一次有了踏实的希望。

日子刚有了起色，却听说王支书家出了事。赵桂英骑电瓶车去镇上赶集，被一辆大货车带倒，小腿粉碎性骨折，住院住了两个多月，花了好几万。王支书家里家外一个人忙，地里的玉米熟透了，都没人去收。村里人背后说风凉话，说这是报应。我听见了，心里却不是个滋味。想起他以前帮我的那些好，虽然后来他办了糊涂事，但毕竟是个可怜人。

我蒸了一锅肉包子，带着小宝去了镇卫生院。赵桂英躺在病床上，腿打着石膏，脸色蜡黄。见了我，她先是一愣，接着眼眶就红了，拉着我的手说：“翠花妹子，我对不住你，当初是我糊涂，听了几句闲话就上门骂你，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拍拍她的手：“嫂子，都过去了，你好好养伤。”王支书站在一边，嘴张了几次，终于低着头说：“翠花，我不是人，你打我骂我都行。”我看了看他，说：“你也是心里苦，我明白。”说完，我留下包子，带着小宝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村里几个平时跟我交好的妇女，商量着帮他家收玉米。她们一开始有些犹豫，我说：“他再怎么着也是咱村的支书，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咱乡里乡亲的，搭把手应该的。”大家也就应了。我们六个女人，掰了一天，把三亩地的玉米全收了，拉到他家场院里晒上。王支书回来，看着满院子金黄的玉米棒子，眼圈红了，冲着我鞠了一躬，大声说：“翠花，我王国强对不起你，你是个好女人，我糊涂啊！”他这么一喊，村里人全围过来了。我眼里也含了泪，说：“支书，起来，人一辈子谁没个走岔路的时候？你能说出这句话，我心里就过去了。”

从那以后，王支书像变了个人，见了我总是客客气气，叫“翠花妹子”，再没有半点别的意思。赵桂英腿好了以后，常来我家串门，跟我学养鸡，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村里那些闲话，渐渐地就没了声息。

我的养鸡场越办越顺，第二年又盖了两间鸡舍，存栏上千只。县电视台来采访，记者问我怎么扛过来的，我说：“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咱女人只要肯干，一样能顶半边天。”这话后来在村里传开了，大家见了我，都竖起大拇指，孩子们也喊“翠花姨”，连以前那些爱嚼舌根的人，也对我客气起来。

如今，我还是一个人带着小宝，但再没人叫我张寡妇了，都叫翠花姐。小宝上了初中，成绩名列前茅，放学回来就帮我喂鸡。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夕阳下那些扑棱着翅膀的鸡，听小宝在屋里背课文，心里踏踏实实。那些眼泪，那些难堪，都像村口老槐树上的风，吹过去就没了影。而我自己，终于站起来了，不靠任何人，堂堂正正地活成了自己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