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我在县城溜冰场遇见了一个少妇。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短袖，头发用红色发卡别在耳后。她滑到我身边时，差点撞上栏杆，我伸手扶了她一把。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谢谢。你滑得挺稳。”

那年我二十二岁，刚从技校毕业，在县城一家电器维修部上班。工资不高，每月一百三十多块，住在单位后面的一间平房里。晚上除了听收音机，就是去溜冰场消磨时间。

那天是1990年七月，天气闷得厉害。溜冰场里放着港台歌曲，吊扇转得飞快，却还是满屋子的汗味和橡胶味。

她大概二十八九岁，比我大几岁。身材不胖，脸上带着一点疲惫。她滑得并不好，刚转过一个弯，就又朝我这边晃过来。

“你教教我，怎么刹车？”她问。

我说：“别急，身体往后压，脚尖稍微抬起来。”

她照着做，结果整个人往后一仰。我赶紧抓住她的胳膊。她站稳后，轻轻拍了拍胸口。

“你这人手挺快。”

“在维修部干活，手慢了可不行。”

她笑了笑，没有马上松开我的手。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周梅，家住在县城南边的家属院。丈夫在外地跑长途，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她有个六岁的女儿，平时跟婆婆住，周梅自己在家属院里住。

那天她是一个人来溜冰的。

我们从溜冰场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街边的煤炉摊还没收，卖冰棍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打扇子。周梅买了两根冰棍，递给我一根。

我说：“不用，我有钱。”

她把冰棍塞到我手里：“一根冰棍还跟我客气？”

我撕开包装纸，冰棍已经开始化了，甜水顺着手指往下淌。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我。

那张纸巾上，印着一朵很小的红花。

我们沿着街边慢慢走。她问我住哪里，做什么工作。我一一回答。她听完说：“你还年轻，手艺学好了，以后能开自己的铺子。”

我说：“先把眼前的日子过明白再说。”

她停了一下，忽然问：“你现在回家吗？”

“回单位宿舍。”

“那不如去我家看会儿电视？今天电视里有球赛，好像是世界杯。”

我愣了一下。

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人并不多。单位宿舍里虽然有一台黑白电视，但天线坏了，画面总是飘雪花。周梅说她家有一台刚买不久的彩电，信号也好。

她说这话时很自然，像只是随口邀请一个认识不久的朋友。

我却在原地站了几秒。

周梅看着我：“怎么，不敢去？”

“不是。”

“那走吧。看完你再回去。”

她家在三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她从包里摸出一把钥匙，又摸出一枚一角钱的硬币，夹在手指间。

我问：“你拿硬币干什么？”

她说：“敲门。家里的门锁有毛病，钥匙有时候拧不动。”

到了门口，她用硬币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才把钥匙插进去。

门开后，一股凉凉的风吹出来。屋里摆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电，电视柜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几朵快要蔫掉的栀子花。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周梅站在中间，旁边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前面是她女儿。

我换鞋进门，坐在沙发边上。

她说：“你坐，别拘束。我去烧水。”

“我喝凉水就行。”

“家里没凉水，只有昨天的开水。”

她从厨房端来两个玻璃杯，一个杯口有缺口。电视里正在播新闻，画面一闪一闪。她拿起遥控器，调了几个台，终于找到了球赛。

我其实不懂足球，只知道球员都穿着短袖，在绿油油的场地上跑。

周梅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手里抱着一个靠枕。她看得很认真，球一到禁区，她就跟着站起来。

“射门啊，怎么不射？”

球被守门员扑住，她又坐下来，叹了口气。

我看着她，觉得她不像一个正在看球的人，更像一个终于找到了借口，可以大声说话的人。

中场休息时，她去厨房切西瓜。我跟过去帮忙。

厨房很小，墙角放着一只煤气罐，窗台上晒着几双孩子的袜子。她切了一块西瓜，递给我。

“甜不甜？”

我咬了一口：“挺甜。”

她又问：“你家里催你结婚吗？”

“我妈催。她说隔壁村有个姑娘，人老实，会过日子。”

“那你呢？”

“我不想这么早结婚。”

“为什么？”

我想了想：“怕养不起。”

她低头切西瓜，刀刃碰到案板，发出轻轻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会过日子，不一定是有钱。有时候，是两个人愿意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吃饭。”

我没接话。

那晚的球赛打得很晚。窗外开始下雨，先是细细的雨丝，后来变成一阵接一阵的水声。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喊了两遍就没了动静。

比赛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站起来说：“我该回去了。”

周梅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外面。雨幕把路灯都打散了，楼下积水已经漫过了鞋面。

“你怎么回？”她问。

“跑回单位，十分钟。”

“别跑了。”

“没事。”

她转过身，手里还夹着那枚一角钱的硬币。

“今晚别回去了。”她说，“雨太大，明早再走。”

这句话说出来后，屋子里忽然安静了。

电视机还亮着，没有声音。窗外的雨一直下。

我知道，按当时的情况，我完全可以留下。她家有沙发，客厅也不小。可我心里又有点不踏实。她是个有丈夫的女人，我是一个刚认识她几个小时的年轻人。那时候县城不大，邻居之间什么都能传。

我说：“我睡沙发就行。”

她点点头：“我知道。”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条薄被，又拿来一个枕头。被子上有淡淡的肥皂味。她把东西放到沙发上，转身要走，又停住了。

“周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是不是觉得我今晚不该叫你来？”

我说：“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我没躲。”

她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你们年轻人，嘴硬。”

她坐到沙发另一端，伸手关掉电视。屋子里只剩下雨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起自己的事。

她和丈夫结婚七年。丈夫常年在外跑车，逢年过节也不一定回来。女儿出生后，她辞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后来女儿跟着奶奶住，她就在街道服装厂做临时工。

“他每次回来，都先问家里有没有钱，再问女儿长高没有。”周梅说，“很少问我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只能说：“他可能也是太辛苦了。”

她低头摸了摸手里的硬币。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才不敢怪他。可有时候，一个人守着一间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挺难受的。”

我看着墙上的全家福，没再说话。

那张照片里的周梅笑得很甜。可照片边角已经卷了起来，像被人反复擦过。

她忽然站起身：“你睡吧，我回房了。”

“嗯。”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明早别走得太早，锅里还有粥。”

那一晚，我确实没回家。

我躺在她家的沙发上，听着雨声，一直没有睡着。凌晨两点多，她房间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柜门被风吹开了。我起身过去，发现她正坐在床边，手里捂着脚。

“怎么了？”

“下床踩到孩子的积木了。”

我打开灯，看到她脚边有一块彩色积木。她蹲下去捡，忽然疼得皱眉。我把积木放到桌上，又找来药油替她揉了揉脚踝。

她说：“行了，你去睡吧。”

“你没事吧？”

“没事。一个人在家，磕磕碰碰的，习惯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

我回到客厅后，直到天亮也没再睡着。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周梅果然煮了粥，还煎了两个鸡蛋。她把碗放在桌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喝完粥，起身准备走。

她送我到楼道口，把那枚一角钱的硬币递给我。

“拿着。”

“我拿这个干什么？”

“留个东西。以后来我家，记得敲三下。”

我没有接。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过了几秒，慢慢收了回去。

“你怕别人说？”她问。

“不是。”

“那是怕我？”

我看着她，终于说：“周梅姐，你丈夫总会回来的。”

她脸上的笑一点点淡下去。

“我知道。”

“我也不想让你以后更难。”

她靠着墙，低声说：“你才认识我一天，就替我想以后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楼下传来自行车铃声，有人推着车去上班。周梅把头发重新别到耳后，那只红色发卡已经松了，差点掉下来。

我走下楼梯时，她没有再叫我。

回到单位后，同事老赵问我：“昨晚跑哪儿去了？雨下那么大，宿舍也没见你。”

我说：“去朋友家看球，雨太大，住了一晚。”

老赵笑着拍了拍我的肩：“什么朋友啊？男的女的？”

我没回答。

那天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没去溜冰场。服装厂下班后，我也尽量绕开南边家属院。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很难再按原来的样子结束。

过了半个月，周梅来维修部找我。

她拿着一台坏掉的电风扇，说转起来总是吱吱响。

我拆开看，是轴承缺油，换了点润滑油就好了。她问多少钱，我说不用。

她从口袋里掏出两枚一角硬币，放在柜台上。

“那就收两毛。”

我看着那两枚硬币，没收。

她笑了笑，把硬币重新攥在手里。

“你最近怎么不去溜冰了？”

“工作忙。”

“其实你不用躲我。”

“我没有躲。”

“还嘴硬。”

她说完就走了。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后来听说，她丈夫春节时回来了，两个人为了女儿上学的事吵过几次。再后来，她带着女儿去了省城，说是进了一家食品厂上班。有人说她和丈夫离了婚，也有人说没有，具体情况没人知道。

我只知道，那年夏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在那家溜冰场见过她。

很多年过去，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也离开了那座小县城。偶尔收拾旧东西时，我还会想起那场雨，想起周梅家客厅里那台没有关掉的电视，想起她手里的那枚一角钱硬币。

那一晚我没回家，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只是去了一个陌生女人家里看电视，在雨夜里睡了一张沙发，听她说了几句平时没人听的话。可对我来说，那一晚让我第一次明白，成年人之间最难处理的，往往不是喜欢不喜欢，而是明知道对方孤单，却不能轻易走近。

后来我偶尔也会路过溜冰场旧址。那里早已改成了商场，门口的霓虹灯换了一批又一批。

可我总会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

“会过日子，不一定是有钱。有时候，是两个人愿意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吃饭。”

我现在才真正听懂。做人有时候不是要抓住每一次靠近，而是要在该停下来的地方，替彼此留一条还能回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