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号下午两点十七分,我在办公室刷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官网,看到了正式公布的名单。
我用自己名字在页面里搜了一下,光标跳了半屏,停在一行字上:"杨凯荣,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肥胖青少年体重污名的机制与干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办公室空调嗡嗡响,隔壁鲁哲在打电话,声音隔着一堵墙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我没有站起来,没有喊叫,也没有给任何人发消息。
我就坐在那把掉了漆的转椅上,两只手搭在键盘边缘,盯着屏幕上自己的名字,大概有四十分钟。
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这三百多天里压在胸口的那块东西,突然松开了,我得缓一缓。
我叫杨凯荣,今年三十岁。去年六月从一所985院校博士毕业。说是毕业,那年的就业市场已经很差了。投了六七十份求职材料,北方的、南方的、综合的、师范的,只要招社科方向博士的,我都投了。
北京几所高校连材料筛选都没让我过,有一所人事处的人在电话里说:"你论文数量够了,但期刊层次一般,今年进人门槛提高了。"
后来是西安体育学院给我发了面试通知。
面试那天十一月中旬,西安刚下过一场雨,校园里的法国梧桐叶子落了一地。从高铁站打车过去,司机拐进一条窄路,两边是老旧围墙和灰扑扑的家属楼,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面试在科研楼四楼会议室,五个评委,问的问题一半是学术,一半是实打实的:"你来了之后能申到国家级项目吗?多久能申到?"
我说争取两年内。科研处的相关负责人坐在最里面,没说话,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笔记的是:"承诺两年内拿国家级。"
十二月签合同。白纸黑字:首聘期三年,考核指标之一是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至少一项。达不到,不再续聘。
这种条款在高校里不稀罕,叫"非升即走"。但在985院校,你身边是一群同样在卷的人,平台、资源、人脉都在那儿。而在一所体育类院校,我所在的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学校里算边缘中的边缘。
学生们练专项、考裁判证、准备当体育老师,没人关心"体重污名"是什么意思。
入职第一周,系里开会安排新进教师依次和大家见面。轮到我,我说研究方向是肥胖青少年的社会污名与健康干预。底下几个老教师对视了一眼,有人小声跟旁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看见他笑了一下。
那种笑我认得。意思是:这东西能申到项目?
办公室分在科研楼三楼拐角,六平米,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把椅子。隔壁是鲁哲,同批进来的博士,学材料科学,研究3D打印水凝胶电极,办公室比我大一倍,因为实验设备多。走廊尽头是李勇霞,研究运动与神经科学,方向更偏生物医学。
我们三个人,是2025年学校引进的全部博士。
一开年,学校就开了科研动员会。校长在会上讲,今年国家级科研项目要取得突破,科研经费到账要完成年度目标。会后科研处张老师把我们仨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
张老师说话慢悠悠的,人客气,但意思直接:"你们三个是今年引进的,学校期望值很高。国家级项目申报马上启动了,各自准备,需要协调跟处里说。"
他没说"申不到会怎样"。但合同上写着。
从二月份开始,我几乎进入半封闭状态。白天上完课就钻进办公室改本子——申报书在圈里叫"本子"——一稿、二稿、三稿。发给博士导师看,回了三页纸修改意见,每条都是批注:"文献综述太散""研究假设没有逻辑链条""技术路线图画得像小学生作业"。
三月底,第四稿发给同门师兄。他在另一所大学已经拿过一个青年项目,看完只说了一句话:"你选题太偏了。体重污名这个方向,评委里做体育社科的少,做公共卫生的多,你得把框架调到他们的语境里。"
我花了两个星期把整个理论框架拆了重搭。从最初的社会心理学视角,改成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把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四个层级的变量全部重新梳理,干预方案也推倒重来。改完的时候已经四月中旬,离提交截止还有十天。
那十天是最难熬的。每天改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八点爬起来上课。有一天半夜,突然发现文献引用格式全错了,三十多页的文档要逐条核对。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算了,不申了。
但这念头只持续了十秒钟。因为我一抬头,就看见桌上摆着的聘用合同复印件,考核指标那行被人事处的红章盖了一半,字还能看清。
四月二十号在系统里点了提交。然后开始等。
等待比写本子更折磨。五月份学校又开了科研经费推进会,同步了到账情况,语调比上次紧了不少。会后张老师单独跟我说:"你本子进了通讯评审,反馈还不错。"
他顿了一下,"但你也知道,通讯评审过了不代表会评能过。去年学校社科口报了七个,最后只中了一个。"
去年中了一个。今年报了三个。
七月份通讯评审结果出来,我进了会评。八月份会评。九月底结果上报基金委。十月初正式对外发布。
这期间学校没闲着。十月初又开了第三次科研经费工作推进会,据说会上语气更重了,要求"动员全校力量确保年度科研经费目标顺利实现"。
这些话不是针对我们的,但我们都能感觉到那层气压——一所体育院校,科研体量本来就不大,引进了我们三个人,就是冲着国家级项目去的。如果今年再剃光头,明年的招聘计划都可能受影响。
10月8号下午,名单出来了。
我盯着屏幕的时候,隔壁鲁哲的电话打完了。他推门进来,站在我门口,说:"你看到没有?"
我说:"看到了。"
他站在那里没动。然后说:"我也中了。自然科学的,青年项目。"
我转过头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在动,好像想笑又没笑出来。他那时候大概和我一样,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
我们俩站在走廊里,谁都没说话。后来李勇霞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她走到我们跟前说:"我也是。"
走廊安静了一会儿。空调嗡嗡声从头顶传下来,楼道尽头窗户开着,外面是操场,有人在跑步,脚步声一下一下传上来。
三个人,三个青年项目,全部命中。
后来才知道,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同一年拿到社科和自然科学基金的双突破。消息传出去之后,系里好几个老教师见了我会主动点头打招呼,包括面试那天笑过的那位。
科研处张老师专门来了一趟办公室,带了一杯奶茶放桌上,说:"辛苦了。"然后补了一句:"处里在准备今年总结了,你们三个的名字要放进去。"
我没觉得特别风光。只是觉得合同上那行字的压力卸掉了。接下来三年,不用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想"如果申不到怎么办"了。
但我也清楚,这只是开始。青年项目是门槛,不是终点。三年后中期考核,五年后结项,再往后还有副教授评审、面上项目申报。鲁哲的实验设备还要添置,李勇霞的动物实验还要推进,我的干预方案还要落地到学校去做田野。
学校也没因为这次突破就松下来。十月份排得满满当当:校内巡察第二轮反馈刚结束,被点名的几个学院在写整改报告;十三名师生要派去乌兹别克斯坦和台湾做交换访学;足球学院请了欧足联职业级教练米兰·安蒂奇来办讲座,开了名师系列活动的头;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体育仲裁特别程序专题研讨会也在学校开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仲裁中心主任丁涛亲自到场。每件事都有人盯着,每件事都要出成果。
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刚刷到的名单页面截了图,存进手机相册。然后关掉电脑,收拾包准备走。
出门在楼梯口碰见鲁哲,他背着双肩包,里面塞着实验数据本。朝我点了一下头,说:"明天见。"
我说:"明天见。"
外面天已经黑了。操场上灯亮着,还有人在跑步。走出校门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博士导师发来的微信,四个字:
"看到了,好。"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那四个字,回了两个字:"谢谢。"然后收起手机往公交站走。
那天晚上到家快九点。煮了一碗面,坐在餐桌前吃。吃到一半,老婆从卧室出来,问:"名单出了?"
我说:"出了。"
她问:"中了?"
我说:"中了。"
她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走过来,把那碗已经有点坨的面端起来,说:"我给你重新下一碗。"
她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听见水龙头打开了,然后听见她在小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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