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十八岁那年，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外地开货车，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有人给我介绍刘桂芬，说她一个人住，平时帮女儿带孩子，女儿搬走以后，屋里只剩她和一只旧热水瓶。
我们没领证，也没办酒，只是把两家的锅碗瓢盆凑到了一块儿。她说这叫搭伙，谁也不欠谁。
搭伙第九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刚关了客厅的灯，她忽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存折，塞进我手里。
“你拿着吧。”她说。
我摸到存折封皮上的硬棱，心里一下沉了下去。
我和桂芬是在菜市场认识的。那天我买了半只鸡，她站在旁边挑葱，听见我跟摊主讨价还价，笑了一声。
“一个人吃半只鸡，吃得完吗？”
我说：“吃不完就冻起来，下一顿接着吃。”
她说：“那你肯定不会做饭。”
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去世得早，女儿嫁到外地，平时一个月也只打来两次电话。她会做饭，手脚也利索，就是晚上怕冷。那年冬天，她搬着两个纸箱来到我租的两居室，先把那只旧热水瓶放在床头。
热水瓶是绿色搪瓷的，边上磕掉了一块漆。每天晚上，她睡前都要灌一壶热水，放在床边。半夜醒了，她就摸一下瓶身，确认还热着，再把被角往我这边掖一掖。
她起初不让我搂。
“挨太近，热。”她说。
我只好背对着她睡。过了几天，她夜里翻身，胳膊搭在我腰上，第二天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再后来，都是我搂着她入睡。
她的头发有股洗发水和煤气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味道很普通，却让我觉得屋里有人等着我关灯。
早饭通常是一碗稀饭，两块咸菜饼。她把饼煎得两面发黄，放进搪瓷盘里。我嫌咸，她说老年人不吃点咸的，嘴里没味。
我每个月把退休金交一半给她，剩下的留着买烟、买药。她从来不问我还剩多少，我也没问她存了多少钱。
直到那天晚上。
我翻开存折，第一页上是她的名字，存款余额四万八千多。
“给我这个干什么？”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把床头的热水瓶往墙边推了推。
“明天你回你自己那边住吧。”她说。
我愣住了。
“怎么突然说这个？”
她掀开被子，坐起来，脚伸进棉拖鞋里。
“也不是突然。你收拾一下，房子我留给女儿。钱你拿着，算这九个月的伙食费、房租，还有你用的药。”
“你把我当租客？”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整理床单。
“搭伙本来就是算清楚。”
我把存折放在她膝盖上。
“我每个月不是都给你钱了吗？”
“那些不够。”
她说得很轻，像是在说盐放少了。
我没有再问。那晚我背对着她，身子僵着。她也没靠过来。床头的热水瓶渐渐凉了，屋里只剩下墙上挂钟的咔哒声。
第二天早上，她照样煎了两个饼。
我没吃。
她把饼装进塑料袋，放到我面前。
“路上饿了再吃。”
“我不饿。”
“你有胃病，别空着肚子。”
我抓起钥匙就出了门。
回到原来那套小房子，我才发现屋里比记忆中更乱。窗台上落满灰，冰箱里只剩半瓶辣椒酱。床垫潮得厉害，躺下去有一股旧棉絮味。
儿子打来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说：“挺好。”
他说：“爸，你跟那个阿姨还住一起？”
“分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们吵架了？”
“没吵。人家要钱，我给不起。”
儿子叹了口气：“你别把钱都给别人。人老了，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手机响了好几次，是桂芬打来的。我没接。第二天早上她又打来，问我降压药有没有带走。
我说：“不用你管。”
她停了停，说：“药在床头柜第二格，别忘了。”
然后挂了电话。
我在家住了五天。第五天晚上，外面下雨，风从窗缝往里钻。我烧了一壶热水，倒进原来那只塑料水壶里，放在床边。水壶没多久就凉了。
我忽然想起桂芬那只旧热水瓶。
第六天，我去她家拿剩下的衣服。门没锁，客厅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是她女儿。
她看见我，站起来，脸色不太好。
“陈叔，你来了。”
我点点头，去卧室收衣服。
她跟进来，小声问：“我妈把存折给你了？”
“给了。”
“你没拿？”
“没拿。”
她松了口气，又像觉得这样说不合适，赶紧补了一句：“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把衣服叠进袋子里。
她站在门边，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妈去年被骗过一次。那个人也是搭伙住，住了半年，把她的养老金卡拿去，说帮她买理财。后来人找不到了。她那段时间连菜钱都没有，还是我给她寄的。”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她没跟我说过。”
“她谁都不说。后来她就把钱分成几本存折，晚上睡觉都压在枕头下面。她怕别人不是冲着她这个人来的。”
我没接话。
女儿看着我，声音低了些：“我前几天跟她吵了一架。我说你们既然没结婚，就把账算清楚。她听进去了。”
我把最后一件毛衣塞进袋子。
“她肺上有个影子，医生让她再检查。她不肯去，说要留钱。”
我心里一紧。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
“你怎么不早说？”
她苦笑了一下。
“她不让说。她觉得说了，你就会可怜她。”
我拎着袋子往外走，经过厨房时，看见桂芬弯腰洗碗。她背有点驼，水龙头开得很小，怕浪费水。
她听见动静，回头看我。
“衣服拿齐了？”
“你什么时候去医院？”
她手里的碗停在水里。
“女儿多嘴。”
“是不是很严重？”
“还没查，哪来的严重不严重。”
她把碗冲干净，放到沥水架上。水珠顺着她的手背往下流。
“你回去以后，晚上别喝太多茶，睡不着。”
我说：“存折我不要。”
“随你。”
“我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才住过来。”
她拿抹布擦着灶台，头也没抬。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赶我？”
她擦了两下，忽然把抹布扔进水盆。
“我女儿说得对。没结婚，什么都要算清楚。你儿子也不会管我。哪天我躺医院了，你签不了字，女儿还得来收拾。到时候你说我拖累你，我怎么办？”
“我没说过你拖累我。”
“现在没说，不代表以后不说。”
她转过身，眼圈有些红，却没有哭。
“我前头那个男人走的时候，也说会照顾我。临走前把我攒的两万块拿走了。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晚上抱得再紧，账还是账。”
这句话她说完，屋里一下静了。
我想起那九个月里，她每次发养老金，都会把钱分成两摞。一摞放在抽屉里，一摞塞进旧铁盒。她买菜总挑便宜的，给我买药却从不说贵不贵。
我以为她只是节省。
原来她是在防着我，也防着自己。
我把衣服袋子放到门边。
“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她摇头。
“我女儿陪我。”
“她要上班。”
“我自己能去。”
“你上次去社区医院，连挂号窗口都找不着。”
她看了我一眼。
“你记得倒清楚。”
“我记性还没坏。”
她没再拒绝。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市医院。检查做了大半天，结果没马上出来。桂芬坐在走廊椅子上，把那只旧热水瓶抱在怀里。她嘴唇有点干，却不肯喝医院的水，说有股消毒水味。
我去楼下买了瓶矿泉水，拧开盖子递给她。
她喝了两口，又把瓶子递回来。
“你也喝。”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那天回家，她从抽屉里拿出存折，放在桌上。
“检查费你先垫的，我还你。”
“以后一起用。”
“谁跟你一起？”
“你不是还没赶我走吗？”
她低头翻存折，手指在余额那一栏上停着。
“这里面只有四万八千。真要是大病，不够。”
“那就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把我的房子卖了，搬去小一点的地方。”
她猛地抬起头。
“那是你老伴留下的房子。”
“她走了三年了，房子又不会替我过日子。”
桂芬沉默了很久。
晚上睡觉时，热水瓶放在床头。她背对着我，肩膀离我很远。
我问：“还搂不搂？”
她没有回头。
“你不嫌我麻烦？”
“我嫌你睡觉抢被子。”
她轻轻哼了一声。
我伸手过去，先碰到她的胳膊。她没有躲。我把她往怀里带了带，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
过了几天，检查结果出来，是早期肺癌，医生说可以手术，费用也能承担。桂芬拿着报告单，站在医院门口发了半天呆。
她女儿赶过来，哭着说：“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桂芬把报告折好，放进包里。
“告诉你，你就得请假。”
女儿哭得更厉害。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桂芬看了我一眼，问：“你还回自己家吗？”
我说：“等你做完手术再说。”
她把包往怀里抱紧了些。
“存折你拿着。”
“不要。”
“不是给你的。”
“那给谁？”
她说：“拿去交住院费。剩下的以后再算。”
我接过存折，没有推回去。
手术前一晚，她在家里收拾衣服。每件衣服都叠得很整齐，连袜子也卷成一团。她把那只旧热水瓶擦了又擦，最后装满热水，放在床头。
“住院不能带这个，太重。”我说。
“放家里，回来还得用。”
她躺下后，翻了几次身，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赶走，是因为不信你？”
我说：“一开始是。”
“现在呢？”
“现在觉得你也害怕。”
她很久没说话。
“我怕的不是你拿钱。”她说，“我是怕你哪天醒过来，发现抱着一个病人，后悔。”
我把她的手握住。
“人老了，谁不是一身病。你要是怕我后悔，就别替我做决定。”
她的手指动了动，慢慢扣住我的手。
手术那天，女儿在手术室门口来回走。我坐在旁边，手里一直攥着那本存折。四万八千多，封皮已经被磨得发白。等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我才发现存折的一角被我捏出了折痕。
桂芬住了半个月院。她出院后，女儿让她去自己家住，她不肯，说女婿家的床太软，睡不惯。
我把自己的房子收拾了一遍，把窗台上的灰擦干净，又去买了一个新的热水瓶。
桂芬看见后，皱了皱眉。
“旧的呢？”
“还在原来那边。”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叫我把旧的也拿来。
我们重新住到了一起。她还是不肯领证，说手续麻烦，领了也不代表谁欠谁。
我说：“那就不领。”
她把药盒放进抽屉，锁上，又把钥匙交给我。
“每天早晚提醒我吃药。”
“知道了。”
那晚睡觉，她自己往我这边挪了挪。
我问：“存折放哪儿？”
她说：“你抽屉里。”
“你不怕我拿走？”
她闭着眼睛，轻声说：“拿走也得回来吃饭。”
床头的热水瓶发出轻微的咕噜声，里面的水还烫着。我伸手搂住她，她没有像以前那样装作没听见，只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慢慢按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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