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中国完全不具备可行性"——说出这句话的人，恰恰是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首席操盘手。
前副国务卿坎贝尔卸任后接受专访，公开承认中国是伟大而强大的国家，必须主动接触，这番话与他任职期间的全部政策方向形成了180度的反转。
2026年10月12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对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的深度专访。在这次访谈中，坎贝尔作出了几个极为关键的表态，每一条都和他任职期间的政策基调截然不同。
坎贝尔原话说道："中国是一个伟大而强大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深厚的利益。"他接着表示："不可能在遏制的框架下去思考中国问题。中国是一个需要被积极接触的国家。"
这几句话的分量，需要放在坎贝尔的职业履历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
坎贝尔被美国政策界称为"亚洲沙皇"，是美国对华战略中最具影响力的操盘者之一。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设计者。2021年至2024年，他先后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和常务副国务卿——这是美国国务院仅次于国务卿的第二号人物。
在任职期间，坎贝尔主导或深度参与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政策部署。"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实质性升级、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创建、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围绕印太地区构建的一整套联盟体系——这些政策的底层逻辑，无一不是围绕对华竞争与约束展开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任职期间，坎贝尔曾多次发表与此次采访截然相反的表态。2021年5月，他在担任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时公开宣称，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时代已经终结"，双方关系的"主导范式"将是竞争。这一表述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被解读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一次标志性转向。
而如今，同样是这位坎贝尔，在脱离公职后直接使用了"伟大国家""积极接触""遏制不可行"这样的措辞。从"接触时代终结"到"必须积极接触"，从推动对华技术封锁到承认遏制不可行——这种180度的反转，不是个人立场的简单变化，而是一位核心决策者在长期政策实践之后作出的深层修正。
如果仅仅将坎贝尔的表态理解为一句场面话，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信息含量。
2026年4月，坎贝尔在首尔亚山政策论坛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主旨演讲中警告称，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应对中国问题上是一个"失败的配方"。他表示，美国曾经拥有独立应对任何全球挑战的工业和技术实力，但面对中国构成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单边主义路线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在技术、制造业、机器人、造船以及军事领域进行了令人瞩目的投入，"坎贝尔在首尔的发言中说道，"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备建设之一。"他特别强调，华盛顿对中国实力的认知严重不足。
2026年9月，坎贝尔在彭博社的采访中进一步表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和安全领域的对话难以产生具有约束力的成果，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深层的互不信任。他建议，实质性的进展可能需要等待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或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直接会晤。
将这些公开表态串联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坎贝尔认知转变的完整逻辑链。第一步，承认中国的综合实力远比美国当前的共识判断要强大；第二步，指出美国单边遏制的路线无法奏效；第三步，主张必须通过盟友合作而非单打独斗来应对；第四步，呼吁与中国开展积极的直接接触。
这套逻辑本身并不新鲜——但从坎贝尔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他不是一个局外人在指点江山，而是一个亲手设计并执行了对华遏制政策的人，在实践中发现了这套策略的根本缺陷，然后选择公开修正自己的判断。
坎贝尔的公开转向，实际上折射出美国外交建制派内部一个更深层的趋势变化。
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定义是"竞争、合作、对抗"三位一体。但在实际操作中，"竞争"和"对抗"的成分远远压过了"合作"。从芯片出口管制到强化印太联盟体系，从提升QUAD的实质功能到推动AUKUS的核潜艇合作，坎贝尔本人正是这些政策从构想到落地的关键推手。
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现实约束。一方面，中国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并未因美国的限制措施而放慢脚步；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盟友在对华经贸依存和安全合作之间面临越来越大的平衡压力，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坎贝尔在首尔演讲中专门提及，当前美国在盟友关系维护上的投入严重不足。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策略过于侧重短期利益交换，忽视了长期的区域布局和盟友经营，导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弱化。拜登政府精心构建的美日韩三边关系、美菲防务合作升级等成果，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后面临松动甚至倒退的风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坎贝尔的表态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经过数年的对华遏制实践，美国政策界的务实派正在被现实倒逼，重新审视对华战略的基本假设。遏制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远比冷战时期遏制苏联要复杂得多——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坎贝尔等人在政策实操中得到的切身体会。
坎贝尔之所以在任时不说、离任后才说，原因并不复杂。在职期间，他需要为既定政策辩护、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卸任之后，脱离了官僚体制的约束，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判断发言。这种"在位不敢说、离任说真话"的现象，在美国政坛并非个例——但像坎贝尔这样级别的前官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公开否定自己主导过的政策方向，仍然颇为罕见。
值得关注的是，坎贝尔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声音。2026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国家防务战略》已经在措辞上做出了显著调整，提出要"通过实力而非对抗来实施威慑"，并呼吁与北京建立"尊重的关系"——这与此前历届版本中将中国定位为"最重大挑战"的表述形成了明显的语气差异。
中方对此有过清晰的回应。2026年1月，中方国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事实证明，任何试图遏制或阻挡中国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同时表达了愿意与美方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的意愿。这种务实理性的表态，体现了中方一贯主张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立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更关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坎贝尔的表态，至少证明了一点：在经历了多年的政策实践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对话与合作才是中美关系唯一可行的相处之道。
当一个亲手设计了遏制政策的人公开承认遏制行不通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在于谁更强大，而在于谁更早认清现实。合作共赢，从来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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