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女儿接回家的那天，她两岁。我们去了她养母家，待了一小会儿，然后带着她坐婴儿车乘火车回家。她出奇地安静，默默打量着一切；我们真切地感觉到，她知道有什么正在永远改变。不过，最终她还是从容应对了。回家路上，我们停下来喝了杯咖啡，都还没缓过神来。一位坐在附近的年长男士走了过来。他是美国人，嗓音沙哑，很有魅力，递给我们几颗糖，说是给她的。“我自己也有孙辈，”他告诉我们。“他们五岁前学到的东西，比之后一辈子学到的还多。”

从我们第一次打电话给收养机构那天算起，收养过程花了三年。我们经历了评估、培训、小组会议、没完没了的表格、更多的会议和评估，以及月复一月的等待。当终于传来可以接她回家的消息时，感觉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跌跌撞撞地冲过终点线。

我们第一次听说她的时候，女儿才十八个月大，当时我们的社工发邮件说，可能有一个合适的孩子可以匹配。之后又经过了几次听证——以及几次延期听证——才正式确定下来。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幸运。她第一次真正开始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场——把她接回家后不久，她学会了说“妈妈”，那是在我们第一次一起过母亲节的前几天。

许多收养父母和被收养的孩子，要等上久得多的时间，才能真正开始一起生活。

托尼*是艾米丽*的养父母之一，同时也是儿童听证会的志愿小组成员。他和妻子夏洛特*在艾米丽将近六岁时把艾米丽接回了家，而那时她已经住过七个不同的家庭。尽管有证据表明她并不适合留在原生家庭，但数年时间被用于设法让她留在原生家庭。

托尼说，这一切给艾米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当她搬来和新父母一起生活时，很难安下心来。他说，艾米丽曾问过他们，托尼和夏洛特是不是真的爱她。如果他们真的爱她，为什么没有早点正式收养她？她会不会再次被送走？毕竟，在她的经历里，家一个接一个地没了，大人也一个个离开了。

仅在英格兰，就有超过8万名儿童由政府照料。数千名儿童在等待被永久安置。Adoption UK（英国收养组织）一再警告说，当局为儿童匹配收养家庭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在已经确定收养是对这些孩子最合适的安排之后，他们仍要等待太久。

在英格兰，在等待被收养的儿童中，近一半（49%）到2025年3月已经等了至少18个月。自2015年以来，收养令下降了40%以上，据Adoption UK特别指出，原因包括更严格的法律审查、更加强调与亲生父母团聚和亲属照料，以及获批收养人数量不足。苏格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担忧，当地研究发现，进入照护体系的幼儿平均要等待两年多才能获得永久安置，其中一些孩子之后还在临时安置中待了很多年。

这一问题部分源于2013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使收养的适用标准变得更加严格，法官们强调，收养是最极端的国家干预形式，只有在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才应予以采用。尽管后续判例法澄清，这一表述不应作为僵化的标准来适用，但这些判决作出后，收养令数量大幅下降，人们更加重视帮助儿童回归原生家庭或在其大家族内安置。

2025年，政府启动了“家庭优先伙伴关系”（FFP）计划，这是对儿童社会福利体系的一次重大改革，旨在防止儿童进入寄养体系。尽管这体现了帮助原生家庭在安全前提下保持团聚的可喜承诺，但包括英国收养组织在内的部分机构担心，天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倾斜得过了头。 一位发言人告诉我，支持家庭团聚往往是最好的结果，无论对儿童还是对公共财政来说都是如此。“但这事也得讲究点实际。”

专家强调，之所以要谨慎并做全面审查，是有充分理由的。普雷斯顿·戴维被安置到一名前教师家中收养，却遭其杀害——这样的案件都严酷地提醒人们，一旦安全保障失效，后果有多么毁灭性。儿童事务专员雷切尔·德·索萨女爵将其描述为“国家和安全保障体系的失败”，并强调关键在于：专业人员是否足够主动地去探究、是否有效共享了信息，以及对预警信号是否作出了恰当回应。

但英国收养组织表示，除了严格的评估之外，还需要为收养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持。该组织一直在呼吁反对削减收养后的支持服务，包括削减特别监护支持基金，并警告说，心理治疗越来越多地被推迟，甚至被完全取消。

对于即将被收养的孩子来说，每过一个月，最终的过渡都会变得更加困难，而拖延造成的后果已有充分认识。

我们女儿的前寄养母亲简*，从医院直接抱养了另一个婴儿。这个小女孩的亲生母亲自愿放弃了她，而由原生家庭其他成员抚养她的可能性从来就不存在。

然而我们最近在简家参加了她的三岁生日派对，因为三年过去了，她仍然住在那里。她把简视为自己的母亲；她已经建立了所有孩子都需要的那种安全依恋关系，只不过那里并不是她永久的家。

收养程序现在才刚刚开始：她遭到了原生家庭远亲的阻挠，这些人最终被认定不适合抚养她，但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反复的拖延——社工取消并重新安排听证会和评估小组，每一次推迟都要拖上好几个月，因为新的会议只能硬塞进本已排得满满的日程里。可能还要再等一两年她才能被安置到收养家庭。本来可以在她18个月大时就把她安置到永久家庭，让她与那个家庭建立依恋关系，却要等到她五岁时，把她从唯一认识的家中硬生生带走，然后让她去和一个新家庭建立感情。

根据英国教育部的数据，孩子每多等待一年，被收养的几率就会大幅下降——实际上，每年下降20%。收养圈里有一条公认的规律：孩子到了四五岁左右就“超龄”了，此后大多数有意收养的父母都不会再考虑他们。

英国领先的收养与寄养机构CoramBAAF所审查的研究发现，当收养安置关系中断时，往往与安置时年龄较大、进入照护系统时年龄较大，以及在照护系统中经历更多次转移一致相关。

我与Adoption UK的一位代表交谈过，她非常希望避免把这些延误简单归结为官僚失职的说法。虽然志愿收养机构联盟（CVAA）和其他组织的数据显示，孩子们等待的时间超过了应有期限，但该慈善机构指出，许多等待最久的孩子也正是最难安置的孩子：年龄较大的儿童、兄弟姐妹群体，以及需求更复杂的儿童。与此同时，潜在收养人的数量也在下降，受到生活成本危机、围绕收养的负面舆论氛围，以及一个正艰难应对劳动力短缺、人员压力和冗长法庭程序的收养行业的挤压。

正如英国领先的收养研究者之一朱莉·塞尔温教授所主张的那样，挑战不仅仅在于加快收养进程，而在于实现“及时永久安置”，既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又确保决定足够稳妥、经得起一辈子的考验。一个无法管理风险、难以从自身失败中学习、且长期超负荷运转的收养服务体系，必然会产生延误。

这个体系对一种错误怕得要命，对另一种却满不在乎：批准了错误的安置，个人就要担责，会受到批评，还会上新闻头条；而让孩子在照护系统里等着，却没人被追责。在这种文化里，谨慎反而受表扬，拖延就成了必然——虽说这对孩子有害。

我们的女儿现在过得很好，我们很庆幸能给她一个最好的人生开端。但我常常想到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孩子，还在后面排着队。一个本应保护弱势儿童、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好日子的体系，已经变得那么谨慎、那么官僚、那么不堪重负，到头来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为保护隐私，儿童和家庭的姓名及身份信息均已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