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聪明，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
过去一百年间，教育普及、营养改善、信息爆炸，智力测试的平均分数也确实在一代代人中稳步攀升。
心理学界把这一现象称为“弗林效应”，以发现它的新西兰学者詹姆斯·弗林命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被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
然而，最近汇总的一系列研究却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人类的认知能力，或许已经越过了巅峰，正在走下坡路。
而且，这并非某一项孤立研究得出的偶然结论。来自不同机构、针对不同智力指标的多项调查，都指向了相似的趋势。
多项数据指向同一方向
先看青少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自1975年起，每年开展一项名为“监测未来”的追踪调查，询问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在集中注意力、思考或学习新概念方面存在困难。
几十年来，回答“是”的学生比例一直相对稳定。但进入21世纪10年代，这一比例开始明显攀升。
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己都感受到，专注和学习正在变得吃力。
再看国际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长期测量全球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多年来，这项测评在世界范围内都显示出下滑迹象。
阅读理解和数学成绩的下滑尤其引人关注，而这两项恰恰是支撑其他学科学习的基础能力。
如果说学生成绩下滑还能归咎于教育体系，那么成年人的数据则更值得警惕。
经合组织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显示，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都出现了能力下降，而不只是年轻人。
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成人读写能力同样呈现下滑态势。
其中一项数据尤为醒目：无法运用数学推理来审视和评估某个说法是否成立的人群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上升了25%，在美国更是上升了35%。
这里考察的不只是算术能力，更包括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
在一个信息真假难辨的时代，缺乏这种能力的人，更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说法和夸大其词的宣传所左右。
从注意力、问题解决能力到数理素养，下滑似乎同时出现在多个维度上。
疫情并不是“罪魁祸首”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把这一切归咎于新冠疫情。毕竟，长时间停课、网课质量参差不齐，确实给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
但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出现得比疫情早得多。数据显示，这轮下滑大约从2012年前后就已开始，比疫情暴发早了将近十年。
一些测评甚至显示，2012年至2018年间的降幅，比疫情期间及之后还要大。
换句话说，疫情可能加剧了这一趋势，但并不是它的起点。把问题全部推给疫情，只会让人忽略更深层的原因。
那么，2012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的东西：智能手机。
这个答案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恰恰是许多人每天花费时间最多的东西，也是不少人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
屏幕时代的认知代价
21世纪10年代，正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全面普及的十年。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从翻书阅读逐渐转向在屏幕上无限滑动。
教育界有人用“后读写社会”来形容这种转变。人们并非不识字，而是越来越少进行长时间、深度的阅读。
无限滚动的信息流，被不少人比作老虎机。每一次下拉刷新，都可能带来新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
在这种模式下，大脑习惯于被动接收碎片化内容，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
相关数据也显示，近年来阅读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尤为明显。
读一本书需要持续数小时的专注，而刷一条短视频只需几十秒。当后者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前者所锻炼的能力自然难免退化。
有观点认为，大量屏幕使用与心理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读写能力危机之间存在关联。也有人指出，社会上对教育和教师的轻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过，需要冷静看待的是，目前把认知下滑归因于智能手机，主要依据的是时间上的吻合，而非严格的因果证据。
测评方式的变化、学生应试动机的下降、人口结构的调整，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测试结果。
此前，挪威学者对数十万名男性服役人员的智力测试数据分析也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平均得分呈下降趋势。他们认为环境因素起了主要作用，而非遗传。
这意味着，所谓“变笨”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命运，而更可能是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智力测试分数本身也有局限，它测量的只是认知能力的某些侧面，并不能完整反映一个人的创造力和综合素养。
既然是环境造成的，就有机会通过环境来改变。
减少无意识的刷屏时间，恢复深度阅读的习惯，在学校里重视逻辑思维和数学推理训练，都可能是有效的应对之道。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行动，例如限制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或在课程中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些做法的长期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
科技本身并无善恶。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是否把思考的主动权也一并交了出去。
当信息唾手可得时，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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