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魏忠贤，所有人脱口而出的就是权阉奸臣、生祠遍地、残害忠良，可为什么明朝灭亡前，会有太监哭着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如果我说，辽东战场能撑住最危险的那几年，全靠魏忠贤砸钱堵住了窟窿，你信吗？
魏忠贤不是官宦出身，他是苦寒人家走投无路净身进宫的，连字都认不全，早年在养心殿烧了十几年开水，全宫没人把这个不起眼的老太监当回事，直到明熹宗朱由校登基。
这个皇帝一门心思扑在木工活上，连奏章都懒得翻，直接把全朝政务扔给了自己贴身的魏忠贤，魏忠贤也就借着这个机会，一步一步抓稳了权力。
他拉拢锦衣卫，掌控东厂，以整理吏治为名，清洗东林党。
杨涟杖死狱中，口鼻皆血；左光斗受刑五日，不绝气息，抬出来的时候遍体鳞伤，连结发妻子都不敢认。
短短几年，六部换官换得像走马灯，天启三年之后，换官速度是洪武朝的三倍，所有要害位置全换成了他的人，不顺从的，监控、逼供、下狱，整个朝堂都成了魏忠贤的天下。
杭州给他立生祠，塑的像戴了皇帝才能用的冕旒，巡抚朱童蒙进去，直接就行五拜三叩大礼，一个活着的太监，就这么被供在了神坛上。
而此时的辽东，早就已经危在旦夕。
之前孙承宗督师辽东的时候，连着大半年发不出军饷，三军无粮，只能坐守空营，不是后金兵太能打，是朝廷根本掏不出钱给前线卖命的士兵。
魏忠贤掌权之后，第一件定下来的事，就是辽东军饷优先拨放，明文规定每个月必须给辽东凑足四十万两，晚一天都不行。
据《崇祯实录》记载，袁崇焕宁远大捷，所用的火炮、军饷，全都是魏忠贤一手筹措到位的。
为了凑齐这笔钱，他直接继承了万历的旧法，把手伸向了江南的富商大户，扬州一年就被摊派了七千两的香火银，用来补辽东的亏空。
江南富户怨声载道，底层农户也被摊派压得喘不过气，算下来辽东欠饷人均四十二两，差不多等于一个底层农户整整八年的收入。
这不是什么良政，这是硬压。
可是就是这种硬压，让关宁铁骑有饷可领，袁崇焕有炮可发。
宁远一战，红衣大炮一炮击毙努尔哈赤，整个朝野都震动了。
可论功行赏的时候，文官们清一色说，这是袁崇焕孤胆英雄，功劳跟魏忠贤没关系。
魏忠贤什么反应？笑了笑没说话，既没有撤袁崇焕的职，也没有抢功劳，反而继续升孙承宗，重用袁可立，他心里清楚，若失了辽东，京师的大门就直接开了，这不是争面子的地方，是保命的地方。
可是你现在翻所有的史料，全说魏忠贤是十恶不赦的恶魔，所有坏事全堆在他身上，可你仔细核对就会发现，同一件事，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比如东林党骂魏忠贤勒索扬州七千两香火银，翻明熹宗实录，皇家档案明明白白写着，这笔钱是魏忠贤为辽东救军凑的临时饷，专门让户部设了专库管着，不许挪作他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很简单，魏忠贤输了权力斗争，赢的是东林党，赢的人掌握笔杆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后来清朝修明史，本来就恨太监专权，当年老汗王努尔哈赤死在明军炮下，清朝当然不会说魏忠贤好话，干脆把他越写越坏，本来给陕西赈灾的好事，也写成了收买人心，本来地方乡绅自愿立的生祠，也写成了胁迫勒索。
崇祯一上位。
一声令下：清除阉党。
七百多座生祠一把火烧光，东厂锦衣卫全被收编，魏忠贤的党羽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魏忠贤自己逃到河北的一座破庙里，一根绳子上吊死了。
一个掌控大明朝政四年多的人，连一封辩白的奏章都没递出去，死得无声无息，跟路边的野狗没区别。
而此时东林党掌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废了魏忠贤加征的江南商税，把所有饷银的压力全压到了西北农民的头上。
不到三年，辽东饷银再次断供，关宁军士兵饿着肚子打仗，西北农民交不起税，纷纷造反，李自成、张献忠拉起队伍，十几个省全乱了。
崇祯后来急了，想重新开征商税，可江南的富商早就把财产转移了，根本收不上一分钱。
更讽刺的是，魏忠贤攒下来的七百万两军饷，清算阉党的时候，没一分流入国库，没人说得清这笔钱最后去了哪。
后来袁崇焕被困宁远，三天等不来援兵，弹尽粮绝只能撤退，回到京师还被崇祯以通敌的罪名砍了头，辽东防线就此全线崩溃，后金骑兵一路南下，没过多久就打进了北京城，明朝就此灭亡。
没人说魏忠贤是好人，他贪财，他杀人，他嚣张跋扈，他不认字，不懂什么治国道理，只会拿刀逼着人掏钱，可他至少懂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国家要活下去，前线的军饷不能断。
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东林君子，动嘴打仗第一名，就是动不了江南地主富商的半分利益，宁愿让农民饿死，让前线士兵饿着，也要保住自己人的口袋。
魏忠贤救不了烂到根里的明朝，他不过是一块用来堵窟窿的破布，朝廷体系已经崩了，只能靠他这么个不守规矩的人硬撑着多喘几口气，可他一死，窟窿没人堵了，整个房子也就塌了。
说穿了，一个王朝走到最后，居然要靠一个不认字的权阉拿刀逼钱才能续命，这才是最让人唏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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