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扬州城北门外三里官道旁，土地庙檐角挂着的铜铃被风吹得叮当响。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提着一壶老酒、两斤糖酥和几匹绸子，摇摇晃晃走进庙门，肩头已经被扁担压得发红。
他穿的是上好的湖绸长衫，腰间别着银质的扇坠，一看就是城里富户人家的子弟，却偏偏自己扛着礼品走这三里路。
他在门槛上坐下来喘气，把东西往地上一撂，嘴里嘟囔着什么。
庙里供桌上积了一层薄灰，香炉里插着几根烧了一半的线香，墙角的蒲团上落着草屑。
正对面，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靠着墙根打盹，背着一个不小的包袱，一看就是赶远路的人。
这年轻人便是张乡绅的独子，扬州城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石成金在《传家宝》里记载，张乡绅家七代单传，传到这一代只有一个儿子，从小“要星星给摘星星，要月亮给捞月亮”，十六岁就不再读书，被几个光棍搭上，吃喝嫖赌抽样样来得，在外面停眠整宿不回家。
张乡绅急得不行，托了媒人四处说亲，想给儿子娶一房媳妇收收心。
可扬州城里的人家一听说是给张隽生说媒，没有一家肯答应。
最后在离城三里远的地方，说了一户姓吴的人家。
吴养醇是个教书先生，家里三个女儿两个已经出嫁，剩一个小女儿吴三姐待字闺中。
三姐“年芳龄二八，出落得端庄秀美”，张乡绅听说后赶忙上门提亲，见过三姐本人，十分满意，匆匆就把婚事定了下来。
婚后张隽生见吴三姐生得漂亮，倒也安分了半年。
可半年一过，又觉得乏味了，偷偷往青楼跑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一天，吴三姐对他说，嫁过来半年多没见过父亲，听说父亲身子不好，想回去看看。
张隽生一听，殷勤地说：“你家离这里甚远，妇道人家独去独来不太方便，不如我替你走一遭”。
三姐见他难得说了些体贴话，便点头应了。
可她不知道，张隽生早就在家憋得不耐烦了，正愁没有借口出去，这趟出门在他心里不过是一场消遣的前奏。
张隽生坐在土地庙门槛上揉着肩膀，庙里那个少年翻了个身。
他抬眼打量了一下，心里一动。
那少年十五六岁模样，身形挺拔修颀，两道剑眉浓密英挺，虽然穿着普通的青布短褂，却生得唇红齿白。
张隽生上前攀谈起来，问少年要去哪里。
少年说背着行李，是要往广东去探亲贸易。
张隽生眼珠一转，谎称自己在广东有位做官的至亲，正好可以前去投靠，不如同行。
少年也没多想，两人当下结伴，往南去了。
扬州城西的杏春楼，是城里数一数二的高雅去处。
楼里的姑娘大多俊俏不俗，个个习得琴棋曲唱。
按原来的计划，张隽生本该先去吴家村看望岳父，然后拐去杏春楼消遣一番。
可土地庙这一遇，他连杏春楼也顾不上了，直接跟着少年上了南下的船。
张家这边，张隽生一去几天不见回来。
张乡绅派人去吴家问，吴家说女婿根本没来过。
又派人去城里的风月场打听，也没找到人影。
张乡绅一下子慌了神。
吴家听说张隽生失踪了，也着急，打发义子吴周去张家探望。
吴周是吴养醇认的干儿子，为人端正，与三姐从小一起长大，情同亲姐弟。
吴周到了张家，三姐见娘家人来了，多日的委屈涌上来，忍不住哭了起来。
吴周急忙上前给姐姐擦眼泪。
偏偏这个时候张乡绅从外面回来，看到这一幕，心里咯噔一下。
儿子失踪好几天了，他本就焦躁不安，再看吴三姐和吴周这般亲昵，一股说不清的怒火窜了上来。
吴三姐去泡茶，递茶的时候手一抖，茶碗翻了，茶水洒了吴周一身。
三姐让吴周把外衣脱下来，自己拿去晾晒。
张乡绅看在眼里，脑子里轰的一声。
他认定吴三姐和吴周有奸情，是这对奸夫淫妇合谋害了自己的儿子。
当即拉着两人去了衙门。
扬州府大堂上，张乡绅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
审案的孔县官听说张乡绅是扬州城的巨富，心想，若不是真有冤屈，这样体面的人家怎么会撕破脸上公堂？
心里已经偏向了张乡绅。
可审来审去，吴三姐和吴周的对答滴水不漏。
又传吴养醇夫妇来问话，老两口的回答也毫无破绽。
孔县官却不肯认这个理，他觉得张乡绅堂堂富户，不至于诬告自己的儿媳和亲家。
既然口供对不上，那就用刑。
明代公堂上常用的刑具，据《大明律》所载，有笞、杖、讯杖，以及枷、杻、镣等。
但在实际审讯中，夹棍、拶指用得最多。
夹棍以杨木制成，两根长三尺余，中间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拶三副，“凡问刑各衙门一切刑具，除例载夹棍、拶指、枷号、竹板”。
石成金在《雨花香》第四种《四命冤》中写道，孔县官“靠着夹打敲捶”，“以假做真，以无做有”。
衙役把夹棍套上吴养醇和吴周的小腿，铁条收紧，骨节嘎嘎作响。
两人死也不招。
拶指夹上吴三姐的手指，麻绳勒紧，十指连心，三姐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醒来还是那几句话——丈夫去了哪里，她不知道。
孔县官的耐心被消磨干净了。
他不再问真相，只想尽快结案。
张乡绅是扬州巨富，这个案子上面有人盯着，拖久了对自己不利。
于是对吴周下了死手，夹棍越收越紧，反复数次。
一个年轻后生，就这样在大堂上被活活夹死。
吴养醇眼睁睁看着义子死在眼前，自己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没撑几天就死在狱中。
吴家老太太听说丈夫和义子都死了，投井自尽。
吴三姐被关在牢里，听着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
她没有力气再哭了。
张隽生跟着少年一路南下，到了广东才知道上了当。
少年在广东根本没有什么亲戚，不过是看他有钱，一路吃喝用度都是张隽生掏的银子。
到了地方，少年找了个由头，把张隽生身上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趁他酒醉之后溜之大吉。
张隽生醒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一件单衣，身无分文，举目无亲。
他在广东街头流浪了几天，一路乞讨，饥一顿饱一顿，受尽了白眼。
从前在扬州城里，他是被人伺候的主儿，如今连一口残汤剩饭都要看人脸色。
这段日子他走了多少路、挨了多少饿，石成金没有细写，只说他“一路之上，羞辱、饥渴、病痛轮番折磨着他，同情、援助、自勉也同时关照着他”。
他终于踏上了回扬州的路。
等他回到扬州城的时候，人瘦了一圈，衣衫褴褛，像个乞丐。
他走到自家门口，门房差点没认出来。
张乡绅看见儿子活着回来了，先是愣住，然后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骨头，瘫坐在地上。
儿子还活着。
那吴三姐和吴周杀人的罪名，从根上就是假的。
可吴周已经死在了大堂上，吴养醇死在了狱中，吴老太太投了井，吴三姐还在牢里。
张隽生听说这些事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没有去衙门翻案，没有去吴家赔罪，甚至没有再看吴三姐一眼。
他趁着夜色，从家里拿了些银子，离开了扬州。
张乡绅在儿子走后，整日坐在堂屋里不说话。
有人看见他对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画自言自语，画上画的是个穿红衣裳的女子，据说是吴三姐嫁过来时带来的一幅绣品。
没过多久，扬州城里的人说，张乡绅疯了。
吴三姐在牢里听到了张隽生回来的消息。
她等了很多天，没有等到丈夫来见她，也没有等到衙门放她出去。
一个晚上，她用腰带在牢房的横梁上打了个结。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语，说“溺爱”二字害了多少人家。
他说，很多父母爱儿子，“任他游戏闲荡，读书的书也不问他读多少，做事的事也不管他做如何，凡是略辛苦的生业，便不叫他做”，结果“把他的身子懒惰惯了，性子自在熟了”，等到他要自己做人，“诸事只图自在，稍有辛苦便不耐烦”。
张乡绅把儿子养成了一个只知享乐、不懂担当的人，而这个人闯下的祸，最终是由一群与他毫无关系的人来承受的。
扬州知府左必蕃后来读到《传家宝》，留下八个字评语：“言言通俗，事事得情”。
左必蕃是康熙年间在任的扬州知府，他读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天启年间，地点就在他治理的这座城市。
那时候扬州盐商云集，商业繁盛，“一街之隔，是秦淮风月、是戏园茶馆”，有钱人家的子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石成金见惯了这样的家庭——父亲拼命攒钱，儿子拼命造钱，最后一场空。
三里官道旁的那座土地庙，香火并不旺盛。
张隽生那天提着的糖酥和老酒，不知道有没有送到吴家村。
吴养醇到死都不知道，女婿根本就没来过。
吴周至死不明白，自己不过是替姐姐擦了擦眼泪。
吴三姐到最后也没有等来一个说法。
那座土地庙后来塌了，再没有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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