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痛骂当局为何安然无事？沈醉回忆：他的江浙“后台”太硬|军统|戴笠|沈醉

1930年代初，军统上海站多次就“处置鲁迅”一事向上级请示。沈醉晚年回忆说，戴笠把每一次请示都压了下来，他给出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动他，比对付一个团还麻烦。”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鲁迅的后台太硬了”。但“后台”究竟是什么，沈醉始终没有说透。

1908年，周树人经章太炎引荐加入光复会。光复会会员以江浙籍人士为主。1907年，秋瑾和徐锡麟在浙皖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由光复会独自策划，没有经过同盟会批准。光复会之后在民国政坛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国民党主流派系之外的身份。

周树人加入光复会之后，组织曾交给他一项暗杀任务。他起初答应了下来。临出发前，他向上级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自己死了，母亲将来怎样生活？他把这个顾虑向上级提了出来。上级答复说：“那样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这样一个后来被军统特务看作“文人”的人，其实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手拿暗杀名单了，可他最终没有成为刺客。当他自己即将成为被暗杀的对象时，这时身份和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12月，蔡元培聘请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支给三百元大洋。这笔钱从大学院支付。大学院后来改为教育部，这笔薪酬一共发放了四十九个月，从1927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31年12月。

三百元在当时的上海是一笔稳定丰厚的收入。鲁迅不必坐班，不必讲课，只需要一直写作。军统若要处置一名领取教育部薪酬的“撰述员”，在程序上必须先经过教育系统的意见。蔡元培在国民党内先后担任司法部长、监察院院长，是江浙籍元老中话语权最重的人物。军统特务如果动手，就要面对教育行政系统的追问。

1930年5月3日，鲁迅通过内山完造介绍，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A三楼4号。这栋公寓由英国人拉摩建造，是钢筋水泥的四层建筑，在当时算是高级住宅。

拉摩斯公寓的位置恰好处于“越界筑路”地带。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界外修筑道路，路面归租界管辖，两侧地块仍属华界，治安管辖在这里变得模糊。这栋公寓正好处在北四川路巡捕房与国民党华界警所的辖区交界处。

公寓内部有日籍住户。如果特务在这里动手，案件立刻会涉及领事交涉。鲁迅的住所是独门分户，后弄堂可以通到别处。特务要监视，必须在华界一侧找制高点，视野会被弄堂和建筑阻挡。

沈醉部署监视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向上级汇报时称“来往人员复杂，恐生意外”。沈醉写这句话，是因为他看到了地理上的障碍。这些地理条件拖慢了特务的行动，每次评估都要多花几天，行动因此一次次推迟。

鲁迅住进拉摩斯公寓不久，李立三找上门来。1930年5月7日，李立三请鲁迅用周树人的真名写文章痛骂蒋介石。但鲁迅拒绝了。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对周建人说，如果把矛头直接对准最高当局，自己很可能会被迫离开上海，甚至流亡海外。一旦特务把他驱逐，他的文章就无法进入国内，他骂得再狠也传传递不到读者眼里。

鲁迅在公开文章中批评戴笠时，直接用了“反动头子”这个称呼。但涉及蒋介石时，他的措辞改变了。他使用“最高当局”“那个有实力的”这类指代方式。

民国时期，法院判定“侮辱领袖罪”时，重要的是看文章是否“公然指名”。1927年后，上海地方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多因被告文章中出现了指名道姓而被定罪。鲁迅用绍兴师爷刀笔吏的笔法，让读者一看便知所指，但法律上没有确凿证据。鲁迅写文章时同时保持尖锐和克制。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文章能够继续发表，并不是因为胆怯。

1931年，宋庆龄在上海的一次茶会上把鲁迅介绍给外国记者。宋庆龄说：“他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宋庆龄讲这句话，等于公开支持鲁迅。鲁迅领取教育部薪酬，又被宋庆龄公开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军统暗杀他，教育系统和民权保障系统都会作出反应。

1931年12月，大学院改教育部后，鲁迅的“特约撰述员”身份还在，但薪金中断了。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薪金中断之后，鲁迅仍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处置的作家。

1933年6月，杨杏佛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遇刺。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蒋介石指使特务在上海公然将他杀害。遇刺地点距宋庆龄住宅不远，当时有人把这个事件解读为“杀杨儆宋”。军统华东区行动组执行了这次暗杀，组长是赵理君。

赵理君后来在抗战期间继续执行军统暗杀任务，他的行动以近距离、多枪、快速撤离为特征。杨杏佛遇刺前，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已经被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纳入监控。特务的恐吓信寄到了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手中。鲁迅的名字也出现在黑名单上。很多人劝鲁迅暂时躲避，但他没有理会。

6月20日，鲁迅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他出门时没有带家中的钥匙。许广平提出要跟去，鲁迅没有同意。他和许广平分开走，免得一起遭遇不测。

万国殡仪馆里外布满了特务。鲁迅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时，特务们没有敢动手。鲁迅在殡仪馆里说了一句话：“杀死一个杨杏佛，会有更多的杨杏佛；杀死一个鲁迅，会有更多的鲁迅。”

杨杏佛死后，军统人员再次讨论对鲁迅的处理方案。但江浙系的党政人员没有给出任何支持意见。陈布雷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他是慈溪人与鲁迅老家绍兴同属浙东。陈布雷在1930年代初对新闻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陈布雷还曾经阻止报纸刊登一篇诬陷鲁迅为“日本浪人津贴汉奸”的文章。

在江浙系掌控的党政系统里，没有人主张“从速处置”鲁迅。蔡元培、邵力子等江浙籍元老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覆盖了教育、司法、宣传等系统。军统的暗杀报告若要进入执行阶段，至少需要让这些系统的人不反对。

沈醉回忆录中提到，经常进出鲁迅寓所的人里有说绍兴口音、皮鞋锃亮的人物。这些人未必是在保护鲁迅，但他们频繁和鲁迅联系，也让军统的行动多了一层顾虑。

军统高层没有人敢点头，而在上海，鲁迅的读者却越来越多。沈醉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个场景。在军统高层开会时，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华盖集续编》。戴笠盯着那本书，过了一会儿把茶盏放下。会后戴笠对身边的人说：“这才是要命的，鲁迅的书越封越有人看。”

1930年代中期，上海出现了一批杂志，很多人开始读杂志。《申报·自由谈》《太白》《芒种》这些刊物经常刊登杂文。鲁迅的杂文在这些刊物上常常卖得最好。北平、天津的书店把鲁迅的杂文集摆在橱窗最显眼的地方，把它当作畅销书来招揽顾客。

各地青年也给鲁迅写信。云南、贵州的师范学生结伴写信，请鲁迅题词。左翼文化团体遇到麻烦时，鲁迅公开出面支持，这些团体才能继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