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九十二岁那年，二姐走了。
二姐是公公的二女儿，六十七岁，糖尿病并发症，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最后那几天已经认不清人了。走的那天是凌晨，我老公接到电话，坐在床边愣了很久，然后开始穿衣服。
“我去医院。你留在家里，看着爸。”
公公跟我住，从婆婆去世那年起，整整十五年了。他身体硬朗得不像话，九十二岁还能自己下楼买早餐，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吃完在小区花园里打一套太极。耳朵有点背，但眼睛好，能看清报纸上的小字。脑子也清楚，谁家孙子考了多少分，菜市场哪家肉铺缺斤少两，他都门儿清。
那天早上，我给他端了豆浆和包子。他坐在老位置上，阳光从窗户进来照在他脸上，皱纹像干裂的河床。
“今天包子馅咸了。”他说。
“嗯，下次少放点盐。”
我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围裙角。电话在口袋里震了三次，都是老公打来的。我没接。我不知道怎么说。
九点，公公开始看报纸。翻到社会版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透过老花镜看着我。
“你今天不对劲。”
我笑了一下：“没有啊，就是昨晚没睡好。”
他把报纸折好，放在膝盖上。“你每次撒谎，右手就攥围裙角。你婆婆也这样。”
我低头一看，围裙角已经被我攥成了一团咸菜。
十点，门响了。老公回来，眼睛是红的，身后跟着大姐和三姐。三个人站在玄关，谁都不先进来。公公从客厅看过去，目光在他们脸上一个一个地扫。
“老二呢？”
没有人说话。大姐开始哭，三姐转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老公走到公公面前，蹲下来，握住他的手。
“爸，二姐……走了。今天凌晨。”
公公没有动。他的手指在老公手心里微微蜷了一下，然后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客厅的钟嘀嗒嘀嗒地走，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阳台上的鸟在叫。
很久。久到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然后公公把手抽回来，拿起膝盖上的报纸，翻到刚才那一页。
“老人长寿。”
他说。声音很平，像在读报纸上的标题。
没有人接话。大姐哭出了声，三姐终于转过身，满脸是泪。老公低着头，肩膀在抖。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攥着那块围裙。
公公继续看报纸。过了大概五分钟，他翻了一页。又过了五分钟，他合上报纸，站起来，往自己房间走。走到房门口，他停了一下。
“老二上次来，给我带了桃酥。还剩半盒，在她以前住的房间柜子里。你们谁去拿来。”
三姐去了。拿来一盒桃酥，铁皮盒子，老式的那种，上面印着牡丹花。公公接过来，打开盖子，里面还剩六块。他拿了一块，咬了一口，碎屑掉在衣襟上。
“她买的比你们买的好吃。”他说。然后他把盒子盖上，抱在怀里，进了房间。门关上了，很轻，没有摔。
那天下午，亲戚们陆续来吊唁。公公一直没出来。我端了杯水进去看他，他坐在床边，桃酥盒子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窗外。窗外是小区花园，几个老人在下棋，棋子落在石桌上，清脆的响。
“爸，喝点水。”
他接过水杯，没喝，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
“你婆婆走的时候，我六十七。老二那年四十五。她来医院看婆婆，在走廊里哭，我说别哭，你妈没事。后来婆婆没了，老二抱着我说，爸你别难过，以后我常来看你。”
他停了一下，摸了摸铁皮盒子。
“她确实常来。每个月初一十五，雷打不动。带了桃酥，带了茶叶，带了降压药。上个月还来，坐在那个沙发上，跟我说她血糖控制住了，让我别担心。”
我看向客厅。那个沙发空着，靠垫还歪着，是上次二姐靠过的角度。
“爸，”我说，“您要是想哭，就哭出来。”
他看着我，摇摇头。“哭什么。我活了九十二岁，送走了父母，送走了你婆婆，现在送走了老二。老人长寿，就是要看这些的。一个一个送，送完为止。”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豆腐脑咸了。
晚上，客人都走了。老公和大姐三姐在客厅商量后事，声音压得很低。公公的房门开了一条缝，灯亮着。我经过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他躺在床上，桃酥盒子放在枕头边，手搭在上面。他没睡，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老二属鸡，”他忽然说，“比我小二十五岁。她出生那天，我在外面干活，回来你婆婆说生了个女儿。我说好，女儿好。后来她长大，嫁人，生孩子，退休。日子过得快。一眨眼，六十七了。”
他顿了顿。
“她上个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爸，你身体好，能活到一百。我说活那么久干嘛。她说，替我们多看看。看看小舟考大学，看看重孙结婚。我说好。”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
“我答应她了。”
第二天，公公五点就起了。我听见动静出来，他已经在阳台上打太极了。动作很慢，但一招一式都很稳。打完，他洗了手，坐在餐桌前。
“今天早上想吃什么？”
“豆腐脑，油条。”他说，“多买一根油条。老二爱吃。”
我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好。”
老公从房间出来，欲言又止。公公抬头看了他一眼。
“该干嘛干嘛。你二姐的事，你们去办。我不用你们操心。”
“爸……”
“我九十二了，什么没见过。死人见过，活人见过，日子还得过。你去忙你的。”
老公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门关上后，公公拿起豆浆喝了一口。
“今天豆浆不甜。”他说。
“下次多放点糖。”
“嗯。”
我出门买油条的时候，天刚亮透。小区花园里，那几个老人又在下棋。石桌上摆着一盒桃酥，铁皮盒子，跟公公怀里那个一模一样。我走近看了一眼，是同一家店出的。
我买完油条回来，路过二姐以前住的那栋楼。楼下停着灵车，白色的花圈靠在单元门口。几个邻居站在旁边小声议论。我加快脚步走过去，油条在手里攥出了油印子。
回家，公公已经摆好了碗筷。两双筷子，两个碗，两杯豆浆。他坐在自己那一边，把另一双筷子搁在对面碗上。
“吃吧。”他说。
我坐下来，拿起油条咬了一口。公公看着对面那副空碗筷，很轻地说了一句：
“老二，吃饭了。”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楼下灵车的喇叭响了一声，又安静了。公公低下头，开始喝豆浆。一口，两口，三口。
他喝得很慢，很认真。像要把整碗都喝完。像在完成一个承诺。像在替谁，多看看这个世界。
后来，每天早晨，公公都会多摆一副碗筷。持续了很久。久到我们都习惯了。久到小舟问“爷爷在等谁”，老公说“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公公听见了，没回头，只说了一句：
“她来了。天天来。在桃酥盒子里。在油条里。在我每天早上多摆的那双筷子里。老人长寿，不是活着受罪。是活着记住。”
他九十二岁了。还在记住。还在替所有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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