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6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率领团队（成员包括研究所黄文浩、历史学院博士生熊航等），联合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团队，共同赴越南中南部开展越南海上丝绸之路遗产考察。课题组深入胡志明市、安江省、广义省、顺化市、岘港市等地，重点对越南扶南俄厄文化遗址、占婆城邦遗迹及海上贸易陶瓷等进行了专项梳理与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
扶南俄厄文化遗址
扶南是最早见于中国史籍的东南亚地区海上王国，主要存续于公元1—7世纪。“扶南”一般认为是古高棉语“山岳”的音译，其核心区域位于今柬埔寨、越南南部、老挝南部及泰国东南部一带，深受印度文化浸润，崇奉婆罗门教与佛教，港口贸易发达。据《三国志》记载，交州刺史吕岱曾派遣官员南下，宣扬国威，于是域外的扶南、林邑、堂明等国的君主，纷纷派遣使者赴吴国纳贡。
俄厄文化是扶南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主要分布于湄公河三角洲。其核心区域位于安江省瑞山县俄厄镇，被称为“俄厄-葩梯遗址”（Óc Eo-Ba Thê）。该遗址平面近似长方形，沿东北—西南方向伸展，长约3千米，宽约1.5千米，是扶南重要的港口与商贸中心。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内有一条运河穿过［孙婧文、曹叶安青：《越南俄厄（Óc Eo）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海洋史研究》2023年第1期］。
葩梯山
为深入解读俄厄文化面貌，课题组前往“俄厄-葩梯遗址”实地踏查。遗址分为葩梯山脚宗教区（宗教复合体）、平原区（运河、居住、手工业、宗教点集群）两部分。灵山寺（Linh Sơn Pagoda）位于葩梯山脚，曾出土一尊高达1.7米的四臂毗湿奴神像。神像具有明显的印度教风格，是越南国宝级文物。课题组在寺内走访时，发现了大量砖块遗存。砖块颜色不一，有红、白、浅黄等色，部分砖体内芯呈黑色。据贺云翱教授介绍，烧砖时，因砖体较厚且中心部位受热不足，加上窑内温度分布不均，会导致“黑芯”的现象。另外，窑内烧造气氛以及制砖原料均会影响到砖的呈色。
灵山南遗址（Linh Sơn Nam）坐落于灵山寺南侧约60米处，年代大致为公元1—9世纪，是一处宗教性王室建筑遗存。据研究，遗址的建造和使用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早期建筑所用砖块的质量较高，后续建筑均在原有地基上修缮扩建，并以大量石材修建地基与隔墙。在遗址最早期的文化层中，曾发现一座大型瓮棺墓。瓮棺为陶制，质地粗糙，表面彩绘现已基本脱落。瓮棺内残存植物遗迹与有机质器物，同时还发现一些金珠与玛瑙珠。
灵山北遗址（Linh Sơn Bắc）距离灵山寺以北约190米，建筑形制与灵山南遗址相近，同属宗教类遗迹。1944年，该遗址由法国考古学者发现。2018—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开展大面积发掘工作，揭露了一批砖石建筑基址，清理出碑刻、神像、陶器等珍贵文物。出土的一件扶南早期佛陀头像，头饰肉髻，双目微闭，鼻梁高挺，嘴角呈微笑状。它由含沙量较高的陶土制成，残高14.5厘米，宽15厘米。另一件花岗岩重950千克，其上刻有佛陀形象。佛陀双手置于胸前，结“无畏印”，以半跏趺坐的姿势于台座上禅修。“无畏印”具有安抚众生、消除世间恐惧、传递安定慈悲之意，为释迦牟尼成道后常用的手印。这两件文物展现了扶南早期精湛的造像工艺，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被越南政府认定为“越南国家宝藏”。
古优占遗址（Gò Út Trạnh）北距灵山寺遗址群约400米，年代为5—7世纪，采用砖石混合材料建造，是俄厄文化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遗址之一。在遗址现场，课题组重点探讨了三座沿南北轴线一字排开的印度教寺庙基址。据贺云翱教授介绍：南寺是主寺，供奉毗湿奴（保护之神），是遗址中形制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建筑；中寺供奉湿婆神（毁灭与重生之神）；北寺则供奉梵天（创造之神）。三座寺庙均为砖石结构，建在石砌地基上，前方设有门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筑形制。
柿树岗遗址（Gò Cây Thị）分为A区与B区，距离灵山南遗址约1.6千米。A区是俄厄遗址群中规模最大、地势最高的遗址之一，主体建筑由主殿与前殿两部分组成，年代为6—7世纪。地基采用多层石基、碎石砖基与黏土垫层组合而成，保存完好。主流观点认为，A区遗址是一处兼具印度教特征与本土风格的婆罗门教神庙遗存。B区遗址现为一处椭圆形土丘，年代为1—7世纪，先后被用作居所与宗教建筑。其内外墙体分界清晰，曾出土过锡器、玛瑙珠、玻璃珠等器物。
田野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前往安江省博物馆考察。该馆收藏的文物众多，有8件被认定为“越南国家宝藏”。其中一件佛像采用整木雕刻而成，体形高大，身披袈裟，受炭化、氧化的影响，表面近似黑色，制作于4—6世纪的扶南时期。这件佛像同时展现了印度文化体系与扶南本土的审美特征，是印度佛教传入湄公河三角洲的直接物证。另一件6—7世纪的梵天造像，头戴宝冠、耳垂修长，线条柔和圆润，是目前俄厄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年代最早、唯一存世的砂岩梵天造像。馆藏的一套“林伽-尤尼”祭台，由金、铜等金属材质制成，是扶南祭祀湿婆神的专用器物。“林伽”由纯金打造，是目前俄厄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金质“林伽”。在仪式中，祭司会向“林伽”倾倒圣水，圣水自“尤尼”底座的出水口流出，象征着净化与祈福。这套祭台不仅承载着印度教宇宙观的象征寓意，也反映出本土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
占婆城邦古迹
占婆是占族人在越南中南部建立的印度化滨海古国，中国史籍记载其建国时间有公元137年与192年之说。11世纪，占婆国力鼎盛，曾出兵攻陷西侧的吴哥王朝（古小松：《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建立》，《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1697年，占婆失去独立外交权与军事权，成为阮朝的附庸国。1832年，占婆最后的自治政权顺城镇被阮朝明命帝废除，其领土正式被并入越南版图。
据占婆碑铭记述，其始终自称“占婆”，梵文全称“占婆补罗”。“补罗”意为城邑。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占婆”有不同称呼：东汉末年至唐初称“林邑”；唐至德年间改称“环王”；五代至明清时期则统称为“占城”。《晋书·林邑国传》明确记载了该国的建国渊源：“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后汉末，县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宋史》对占城的记载十分详尽，不仅描写了地理方位、都城建制、风俗物产，还详细记述了它与宋朝的朝贡往来与邦交关系。
2025年5月，课题组对平定省（现并入嘉莱省）占婆时期的茶城与图盘城遗址开展考察，并对塔庙建筑进行系统测绘。2026年6月，课题组继续考察广义省、顺化市、岘港市的占婆遗迹。
茶荞古城（Trà Kiệu）位于岘港市潍川社，建于4世纪末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占婆的都城之一—僧伽补罗（意为“狮子城”）。城池坐北朝南，沿秋盆河南岸修建，平面呈长方形，规模约为1500米×500米。城墙厚达6米，结构极为坚固，其构筑方式为两侧砌筑砖块、中间夯填黏土。墙基采用石块铺设，外墙砖面还额外覆盖了一层土，以增强其稳固性。遗址内发掘出寺庙、塔柱等遗迹。在古城南段遗址，课题组发现了散落在路边的占婆时期陶片。这些陶片颜色不一，以红色居多，部分陶片上饰有细绳纹及刻划符号。此外，此遗址出土的石雕生动展现了占婆艺术中的“茶荞风格”。
茶荞古城南段城墙考古现场
卢伊古城（Thành Lồi）主体位于顺化市水表坊境内，部分涉及水春坊与方德坊。经踏查，课题组发现该城基本呈方形，城墙大致为西北—东南走向，墙体非常坚固。据越南学者阮文广分析研究，卢伊古城的营造方式与茶荞古城一致，为两侧砌筑砖墙，墙体内部以红土与碎砖混合填充，砖墙顶部及外壁再覆土层。关于卢伊城的年代，越南学者吴文营认为卢伊古城可能是5世纪前的占婆城，陈国旺则认为卢伊古城的年代为5—6世纪。
周沙古城（Châu Sa Citadel）修建于8—9世纪（部分研究指向9—10世纪），位于广义省广义市的静恩社、静洲社、静天社、静溪社境内。该城的城墙高度超过4米，墙顶平均宽度约5米，墙底宽度逾25米，护城河宽40—50米，是越南中部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占婆土城遗址。课题组在西城墙之下发现了占婆时期的陶片，还对这些陶片的器形、年代进行讨论。东城墙外的城壕遗迹，整体呈线性洼地状分布，与墙基的走向基本平行。南城墙与北城墙城垣顶部已被树木与灌木丛覆盖，原始墙顶线已不存，但墙体轮廓仍可辨识。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址清理出一处陶窑遗址。该窑建于山坡一侧，窑壁由石块垒砌而成，专门生产印有佛教题材的陶制品。据吴文营考证，这些陶制品尺寸基本一致，一般长6.5厘米，宽4厘米，呈尖头莲花形，内部饰有佛像。此类产品与泰国境内发现的器物高度相似，表明周沙古城不仅是政治要地，也是占婆重要的贸易与宗教交流枢纽。
周沙古城城墙
美山圣地（Thánh địa Mỹ Sơn）是4—13世纪占婆王室修建的印度教塔庙群，距茶荞古城约10公里（让·卡巴恩、张健：《占族艺术与美山圣地》，《亚太艺术》2021年第1期）。塔庙群有70多座建筑，按群组修建，每一组建筑群都有两座供奉湿婆神的主庙。A组建筑群在1969年越南战争中被炸毁，仅剩残垣断壁。B、C组建筑群保存最为完好，多为8—9世纪修建。B1塔以大量的砂岩石材作为建筑构件，较为少见，石刻纹饰至今清晰可见。美山圣地不仅是一处宗教中心，更是占婆历代君主彰显王权合法性、进行王室祭祀的场所。课题组近距离观察石壁上残存的铭文，对照文献印证塔庙的营建规制，并绘制了遗址的平面草图。
美山圣地塔庙建筑
娑罗室伐底神像
为系统厘清占婆石刻的造型体系、纹饰内涵与时代演变脉络，课题组专程赴岘港占婆雕刻博物馆开展调研。岘港占婆雕刻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占婆艺术专题博物馆，也是研究古代占婆文明的核心机构。该馆由法国殖民时期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倡建，1919年正式开放，馆内收藏近千件7—15世纪的砂岩与陶质雕刻，题材涵盖印度教神祇（湿婆、毗湿奴、象头神、迦罗怪面）、神兽（那伽、迦楼罗）及建筑构件等，完整呈现占婆雕刻从早期至鼎盛时期的风格演变。课题组对相关石雕做了考证，并重点围绕一件10世纪的砂岩浮雕展开讨论。这块浮雕描绘了打马球的场景，两名骑手头戴冠冕，一手持球杆、一手握缰绳，双脚踩在马镫中。马匹姿态矫健，似在相互追逐。有学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可能在唐代经由中国传入占婆。馆藏的一件10—11世纪砂岩造像，表现的是印度教神话中的知识与艺术女神娑罗室伐底（Sarasvati，辩才天女）。其姿态柔美、线条富有韵律，生动体现了占婆艺术对印度教神祇造像的本土化演绎。
海上贸易陶瓷
贸易陶瓷是课题组本次考察的重点之一。14—16世纪中期，受中国明代长期海禁政策影响，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获取受阻。越南北部以海阳朱豆窑为核心的窑业群抓住契机，规模化烧造青花与青瓷，远销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沿岸，成为重要的外销瓷供给中心（焦天龙：《南海南部地区沉船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变迁》，《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升龙皇城官窑同步烧制高端宫廷用瓷，除供给本国贵族外，亦有部分精品输往海外。占婆毗阇耶王朝境内的戈参窑则烧造青瓷与铁绘褐彩瓷，产品依托昆河入海口的归仁港，经南海航线对外流通。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政策松动后，江西景德镇窑、福建漳州窑等窑口依托成熟的制瓷技术大量生产外销瓷器，逐步占据世界市场，越南瓷器的出口规模由此萎缩。
占婆青釉陶瓷
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岘港市占婆岛沉船出水的陶瓷。该沉船船体长29.4米、宽7.2米，舱体分隔为19个舱室，共清理出24万件陶瓷。这批器物的产地来自越南、泰国、中国等地，以海阳朱豆窑与河内升龙窑的瓷器数量居多。器形有盖盒、罐、玉壶春瓶、碗、盘、军持等。其中一件15世纪的越南青花大盘，敞口，弧腹，圈足，釉色白中泛黄。盘心绘一对河虾，四周点缀花卉、水草、浮萍等，营造出河塘的自然水景。此题材是越南青花瓷的经典纹饰，在中国同期的青花瓷上几乎不见。另一件青花盘绘有经典的“喜上眉梢”纹样，一只小鸟栖于梅枝之上，笔墨简练写意，盘壁则描绘卷草纹与团花纹，整体借鉴了中式花鸟的题材。这类青花盘当时大量销往东南亚地区，是15世纪越南外销陶瓷的典型代表。
此外，安江省富国岛附近海域出水过一艘15世纪的泰国沉船（马俊：《15—17世纪泰国湾海域的陶瓷贸易初探—以沉船资料为中心》，《文博学刊》2024年第3期）。该沉船出水的16000余件文物，大多为泰国素可泰、宋加洛窑出产的青釉与棕釉陶瓷，以双耳罐、小碗、盘、碟等民间日用器为主，釉色包含浅灰、黑褐、米白等，部分瓷器的器形与装饰与越南陶瓷风格相似。另外，还出水了骑象人、神兽等瓷俑，这类瓷俑釉色泛青，剥釉现象明显，胎色泛灰，造型生动。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展览的一批林同省沉船出水瓷器，系17世纪早期的广东、福建地区所生产的。这批瓷器造型主要为杯、盘、壶、罐等，有青花及红绿彩等品种。一件青花盘盘心绘画的四只鸟或静或动，姿态各异，盘壁则绘莲花、水草等纹样，是福建漳州窑的产品。漳州窑生产的瓷器一般胎体厚重，底部常常带有“粘砂”现象，主要面向东南亚及日本地区销售。
岘港市博物馆展出9世纪的长沙窑瓷器、15世纪的越南青花瓷以及19世纪阮朝向中国定制的青花瓷。阮朝向中国定制的青花瓷，又称“顺化青花”。这类瓷器主要由阮朝宫廷向景德镇窑口订制，以传统青花工艺烧造，胎釉莹润、发色淡雅，底款多为阮朝年号。其装饰纹样兼具中式山水花鸟与越南本土审美，部分融入喃字诗句，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融合特征。其中一件19世纪越南阮朝定制青花盘，通体绘芦雁图，青花发色蓝艳。盘心上方绘一只飞雁展翅俯冲，与地面的双雁遥相呼应。地面的双雁，一只昂首望空，一只静立休憩，动静相生；并绘翠竹、水草与湖石等衬景。这件盘釉面匀净、纹饰绘画细腻，尽显阮朝定制瓷的审美格调。
结语
早期扶南依托俄厄港口开展了发达的远洋贸易，部分建筑、造像、金银珠器体现出印度文化与本土文明的融合。占婆的沿海城址承载着货物中转、商旅停泊的功能；美山圣地塔庙与石刻造像中的印度教元素，皆由远洋海路传入并完成本土化改造；本土烧造的陶瓷借港口远销他国，域外瓷器也随商船在此流通。明代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趁机大量外销。海禁放开后，中国瓷器重新主导世界市场。阮朝向景德镇定制的“顺化青花”，更是中越审美交融与贸易往来的典型实证。
通过本次学术考察，课题组对越南文明从古代到近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文明多元互动模式产生了进一步思考。越南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航道，既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的重要节点，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枢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兼具“中转站”与“文化熔炉”的双重角色，不仅推动了东西方贸易的繁荣，也塑造了其自身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本次调查得到南京大学海上丝绸之路遗产考古专项基金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项目“越南青铜时代城址、古陶瓷国际共同调查研究”的资助。
（执笔人熊航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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