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县委书记们带着行李准备挨批，他开口第一句让全场愣住|中央|广东省|广州|省委

“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

1982年4月1日，广州珠岛宾馆礼堂。

台下坐满了从全省各地赶来的县委书记们，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不少人连行李都带来了——做的是回不去的打算。此前两个多月，中央连续下达文件，矛头直指广东。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人说特区“变了颜色，成了租界”。各地扣押广东物资，广东供销人员出差被搜身，有人建议开除任仲夷的党籍。广东的市场从门庭若市变成了冷冷清清。

任仲夷走进礼堂，走上讲台，扫了一眼台下。

任仲夷

开口第一句话，出乎所有人预料：“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

全场鸦雀无声。然后，他把广东的改革大局保住了。

任仲夷1914年生于河北威县，原名任兰甲。1935年，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次年入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北区委书记。抗战时期，他在鲁西北打游击，当过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一个从学生运动、游击战争一路走过来的革命者，骨子里有一种东西是磨不掉的——敢在别人犹豫的时候拍板。

这种性格在辽宁就已经显露出来了。“文革”结束后，任仲夷1977年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两个凡是”还压在全国头上，他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顶住压力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在辽宁搞了一场“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大讨论，到1980年初，辽宁城乡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出现了“百万庄”这样的典型。

1980年冬，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去广东。当时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邓小平点了任仲夷。临行前，邓小平对他说了一句话：“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

“特殊政策要真特殊”

到广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央给了特殊政策，但很多干部不敢用。

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三真”方针：“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又说：“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

他最有名的是“三灯论”：“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这话说得通俗，但道理很深——不跟体制硬碰硬，而是在缝隙里找空间。他还发明了“变通论”：中央政策像电流，到了地方要像变压器一样变压，使之适合本地实际。但他补了一句关键的话：“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变相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推行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在当时却每一项都是突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农副产品价格，1982年放开鱼价，1983年物价几乎全部放开。他主张“有些农副产品我们宁可贴钱供应北京，价格既然放开了，不能再收回”。到1985年他离休时，广东市场调节的物资已达到80%，深圳、佛山高达90%，在大陆各省市位居前列。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

面对“万元户是资本主义倾向”的质疑，他说：“靠劳动致富是件大好事。”他提出“‘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给刚刚走上致富道路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面对“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味道”的非议，他在省委常委会上回答：“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1982年：最关键的一仗

真正考验任仲夷的，是1982年。

那年1月，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会上印发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的暗示意味，在场的人都读得懂。

解放前的上海租界

会上有人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中纪委一位领导说广东“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国务院有关领导说广东“放羊”了。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中央及有关部门把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把广东运往各地的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做业务，轻者被搜去证件，重者被无理扣押。有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

更麻烦的是，会上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有的中央领导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

任仲夷坚信广东的干部绝大多数是清白的。他后来回忆说：“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

回广东前，任仲夷找到一位中央领导。他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现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没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这位中央领导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任仲夷拿着这把“尚方宝剑”回到广州。他决定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执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一概不往下传达。

回到广州后，他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前人心惶惶，不少县委书记准备做检讨、挨批评、受审查，有人连行李都带来了，做回不去的打算。

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任仲夷在总结讲话中明确了一条底线：不能把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归咎于改革开放政策。他在讲话中讲了三方面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中央让广东实行先走一步的决策是正确的，既要清醒认识经济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也要清醒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巨大成就。不认清前者，改革开放就不能健康前进；不认清后者，就会惊慌失措，迷失前进方向。

就这一句话，把广东的改革大局保住了。

他还专门对干部们说：“只要你们没有往自己的兜里装钱，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由省委负责，并主要由我来承担责任。”这番话让许多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