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杨
编辑|张月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失意者江湖
小海偷别人的手机被当场逮住了。在长沙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家洋快餐店，他无辜地解释自己是从座位上捡的，人已经走了，没想到马上又返回来了。警察很是恼怒，问他为什么不把手机交给工作人员？谁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他的回答滴水全漏：“我是个流，流，流浪者，肯，肯，肯定见，见，见，见利忘，忘义啵！”
这句话和店里的监控一起，立时成为呈堂证供，使得小海被判了7个月有期徒刑。那是2023年夏天的事，三年后，我在长沙的地衣之家见到他，这是一家救助流浪者的公益组织，发起人朱聪对小海很无奈：“你还挺硬气，好像是流浪人员就应该拿一样的，你还表现你的口才！”
和多数流浪者一样，小海常年混迹于3公里外的城市CBD五一广场。这里是长沙流浪者们的水草丰美之地，因此地衣之家就坐落在这片商场背后的城中村小巷。租金每个月只要2000块。这使得它既能最大限度被包括在流浪者的脚程范围内，租金又足够的低。
价格低廉的前提下，一切就变得可以忍受。这间昏暗的窄屋里有时会渗进隔壁苍蝇馆子的油烟味，出门就是公共厕所。散步的小强，大摇大摆路过的杰瑞，它们和人类哪边数量更大还没有定论。墙上贴着一张纸，提醒曾经住在这里的流浪者小熊：1.出门要锁门；2.食物饮料要放冰箱；3.洗碗要放洗洁精。——这反映了流浪者们的普遍社会化程度。有时候朱聪必须教他们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去别人家里做客，要买点东西带去”，甚至“被帮助的时候，要说谢谢”。
朱聪在2017年创办了地衣之家。她三十多岁，常年留着利落的短发。看起来是个雷厉风行、不惮于拍桌子干架的女人。实际上她声音柔软，似乎理解一切。她理解黑的也理解白的，理解流浪者也理解他们的父母，理解小偷小摸，也理解抓他们的警察。在不熟悉的场合，她常常展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局促不安。有一次，一群了解到地衣之家的女网友从外地来访，其中有传媒工作者，有律师，有网站工程师。当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如何尽己所能帮助地衣之家的时候，朱聪反而成了沉默的那个。后来她告诉我，她知道如何应对被伤害，但“别人对我释放善意的时候，我会觉得手足无措”。
常有人问她的救助对象是流浪狗还是流浪猫，她说，是流浪人。除了建立一个小小的庇护所，地衣之家尝试为流浪者提供更多的救助，提供吃穿洗澡和理发等基本生活保障，也希望帮助他们脱离流浪，重新社会化。
地衣之家也有规则，禁止吸烟，禁止喝酒，禁止骂人，禁止斗殴。毕竟来这里的相当一部分人曾蹲过局子，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安定分子”。很久以前，曾有八个有“前科”的流浪者，和朱聪一起住在机构里。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感到一阵心惊。但近十年过去，她还没有从流浪者身上受到伤害。
在地衣之家待上一天，你总能随机刷新出一些失意的人，复杂的人，无法从社会上找到位置的人，游走在灰暗边缘的人，在这里来来又走走。无论有着怎样的过去，总之他们现在都成为了流浪的人。朱聪说，流浪是一个人在所有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资源都消耗殆尽的情况下的综合结果。一个人支点越多，越不可能流浪。而流浪者则是一个支点也没有。
虽然这里的流浪者是一群个性强到无法形成群体的人，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几种类型。小海大概可以划分到“打野帮”，他们是过日子的好手，知道哪个时间点会出现什么试吃，哪家连锁快餐店更有“人情味”，不会把他们赶走。甚至能一边顺点免费食物，一边靠在沙发上给手机充电。小海的眼睛就是尺，这天他刚走进地衣之家，就搜索出几个喝光的饮料瓶。他熟稔中奖规则，拿手机一扫瓶盖，扫出好几个一元换购，跑到小卖部去兑饮料，慷慨地分给了在场的人。
当然了，打野的手段有时候并不那么光彩，“捡剩的”和“小偷小摸”的界限比想象中更暧昧。人和钱越是多的地方，越是天然地适合顺手牵羊。在座的流浪者中，小海是忽而有底线忽而没底线的骑墙派，眼镜和梦龙则是另外一种，他们只捡不偷。对于偷，眼镜说自己有信仰，他“佛道双修”，笃信命运自有定数。朱聪认为这是他道德标准较高的原因。而梦龙是纯粹觉得麻烦。做工和偷要付出力气，他都不愿意。
至于阿刘，他以小偷小摸为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主动递来一个橘子。过了一会，又过来给我发烟。后来他这样描述那个橘子的来历：“在‘里面’（超市）拿出来，没有买单的。”“一盒有5个，不知道多少钱一盒。”我说你倒是挺大方的，“本来这东西就是用来吃的，用来分享的。”阿刘无所谓地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而“拾荒帮”作为流浪者中最为弱小无害的一类，拉着板车重复而沉默地行动一天，能从这里搜罗到价值三十几块的空瓶子、废纸壳，卖一卖，让自己活下去。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来到地衣之家，朱聪会到街头去给他们发一支烟，问问需要什么帮助，然后送点饭和衣服过去。他们通常在夜里窸窣作业，被驱赶也只是默默听话地挪走。
还有一些已经不在这里的人。比如小龙，他结束了自己长达40年的黑户生涯，过起了满足踏实的劳动生活。比如兵兵，他在流浪中找到了爱恋的婆娘，虽然她比他大20岁，但他义无反顾地沉入爱河，决定跟她走。比如怀化，因为是怀化人，大家都这么叫他。有天津来的捐赠人大哥带怀化去浙江打工，他现在已经买了一辆摩托车。并且无论小海给他打多少电话，他都不再搭理。他把微信名改成“曲终人散”，看起来要和流浪的岁月坚决划清界限。
“他现在已经有工作了，是吧？他超过我了。”小海对此耿耿于怀，甚至也被勾起一些焦虑，开始格外努力地找工作。朱聪说，马云的财富无法使他们动容，但是一起流浪过的伙伴的成功却能让他们揪心。还有小熊，他反复地流浪，人类的无力和脆弱在他身上作用格外显著，一位捐赠人大哥帮他开了一个煎饼摊，手把手教他摊煎饼。甚至帮他租了房子，买了手机和手机卡。然而大哥回天津短短几天，小熊就不愿再出摊，把一箱鸡蛋都放坏了。
说到这里，小海比朱聪还要忿忿不平，他说要是有人愿意这样帮他，他完全能坚持下去。他觉得小熊烂泥扶不上墙，并说自己不是烂泥，即使他常常对外宣称要将打流（湖南方言词汇，意思是流浪）进行到底，但毕竟每年还工作几个月，“他们有些人一年到头都不工作。”朱聪点头认可，她夸小海是佼佼者。
要找工作，要自力更生
地衣之家的WIFI密码是“自食其力”的全拼，这充分体现了朱聪对于流浪者们的期待。
她曾经给一个流浪者歪歪找过工作，由于缺乏门路，使用的是最传统的土法，找了自己小区的物业，问“能不能让他来试一下？”后来歪歪在这里干了半年保洁。家人打电话来说怕他偷别人东西。但事实证明，他没有再偷过东西，捡到东西还会还给别人。“其实没有人不想变好，如果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环境，他应该会好好珍惜。”
流浪者的状态是阶段性的，最近很有可能被怀化刺激到了，小海成了最积极上进的那个。我连着几天都在地衣之家见到了他。
小海36岁，眼神里大半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小部分是一点狡黠。2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手脚变得蜷曲迟钝，讲话也磕磕巴巴，但他比许多流浪者聪明且谨慎。他头脑清晰，还在当老师的姑姑谋划下读过大专，虽然因为学不下去没拿到毕业证。他使用手机，这本身就是社会化的重要象征，他研究国际政治以及“甄嬛如何登上权力之巅”，为《平凡的世界》里的田晓霞意难平，还要收看好几档法制节目，他说法制节目里的故事跌宕起伏，还能顺道研究法律。
三年前小海第一次来到地衣时，朱聪觉得他是一个热情洋溢、显得过于活泼的男孩。“我尴尬地告诉他，我们是为流浪者提供服务的，而他看起来并不像流浪者，他笃定地回答说，他就是。”
见到小海之后，我很能理解朱聪当时的疑惑，因为小海显然是个得体的社会人。他会在晚上等保洁阿姨下班以后，从一家熟悉的电竞酒店后门溜进洗衣房洗衣服，身上总带有淡淡洗衣液的香味。看到酒店有房间开着门，他就偷偷进去洗个澡。干净是他混社会的入场券，在商店里拿免费试吃、在网吧和酒店大堂蹭沙发睡的时候，能更容易显得像正常顾客而不至于被人赶走。
为此他斥49块巨资购入了沐浴露，洗发水59块，去头皮屑的。为了避免汗脚给老板留下坏印象，他换掉放纵自己时一直穿的拖鞋，套上稳重的帆布鞋和网购来18块钱50双的一次性袜子，说这样能在找工作时显得沉稳。“要找工作，不能光靠聪姐。”他对我说，也像是给自己鼓劲，“要找工作，还是要自力更生。”
但人总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小海在找工作上连连碰壁，来地衣之家的地铁钱还是问朱聪要的。上次工作在6月，他偷偷溜进长沙的酒店，往门缝里塞色情小卡片。一天200块，只用干4个小时。为安全起见，老板神龙见首不见尾，小卡片是快递发货的。老板要求小海每个房间都塞到，说会喊朋友随机开个房查岗，他毫无保留地相信，“偷奸耍滑耍不得的呀。”其实他也不知道老板到底查没查过。总之他勤勤恳恳、尽职尽责。
发了半个月，他被行政拘留两次。第二次，逮他的警察无奈地说：“你怎么又来搞这个呀？”他一如既往坦诚：“我要吃饭呀，警官，没办法。”“再没办法，你搞点正当门路，去捡纸壳子都可以啵。”
小海带我去因《守护解放西》大火的坡子街派出所打卡，我问，这就是抓了你两次的地方？他有些自豪地纠正：三次！并表示要常回家看看。某次出来以后，警察还曾经给他介绍过工作，让他去一个景区饭店里收拾桌子。虽然也没干多久，但后来看到警察，他不觉得恐惧或仇恨，反而感到亲切。
晚饭后，大家在地衣之家兴致勃勃地为小海的工作问题支招。朱聪先是提出，小海适合做网管，有空调，老板也不怎么管，很自由！工作时还能摸鱼玩手机。小海一会觉得太无聊，没有挑战，一会又嫌要对台账太麻烦。至于做保安，小海的身体条件不太够格，捐赠人春江哥在物业上班，他说小海可以去坐监控室，小海不置可否。
朱聪又提议，小海可以去卖彩票。彩票几乎可说是小海的某种执念，十几年前，他刚开始买彩票，每期10块钱，机选，半年就中了二等奖，9万块，从此被深深套牢。当时他正在一个餐厅洗杯子，没来得及辞职直接跑路了。大半年过去，奖金挥霍一空，他开始流浪。如果没有这一遭，他应该还在过三点一线的日子，上班、下班、睡觉，说不准领了工资还能往家里面打钱。不过，奶奶去世后，他失去了最后一个回家的理由。
对于小海来说，最理想的工作是洗碗。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是不用动脑子，撸起袖子就行。简单粗暴地干，干完了就完了。这也是他过往干得最多的工作。不仅“翻台”之类的专业术语张口就来，还说作为一个资深洗碗工，必须“心里有数，眼里有活”“动作要快，姿势要美”。来地衣之家吃完饭，他主动积极地要求洗碗，表示自己是专业的。朱聪认为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因为以前洗过，你就以为你只能胜任洗碗的工作。”
这些天，小海又开始寻找一份洗碗工作。为了省月租费，他没有办手机卡，在五一广场到处蹭WIFI，找工作时留的也是朱聪的号码。电话打到朱聪手机上，经过一番曲折的联络，小海成功面上试。但明明先前朱聪曾说过，面试人“是我弟弟”，小海也和店家通过微信电话，却在见面后被以“我们这里只要女生”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
小海此次工作的目标是攒钱回老家湘西补办残疾证，这样坐地铁公交不要钱。他的残疾证去年年底丢了，他觉得是被人偷了。
“要是下个月带你回去（湘西），你去不？”朱聪问。小海很懊恼：“我没有钱了呀！”又有人问：“你要攒够多少钱呢？”他答2万块。“天呐！那是你不想回。”朱聪大为震惊，“我存2万都难！”
“最起码要给家里面买点礼物。”小海陷入了沉思，他大概幻想着拿一沓钞票砸在桌上，扬眉吐气，“大概过年吧，还要给那些小的给点红包，就叫叔叔啊伯伯啊......”他经常做些不切实际的梦，梦到自己发财了去消费，有时候也梦见回老家，我猜应该是像爽文里写的那样衣锦还乡了。
“要不要身份证？我有啊！”
阿刘的上一份工作是跟着包工头全国各地跑，去村子里安装农用烘干机，一天200块，他没做多久就不做了，嫌包工头太啰嗦，总是骂骂咧咧。有一次去找工作，就因为人家多看他一眼，他把那一眼解读成了一种看不起。与此同时，他还觉得捡饭毫无尊严。朱聪说，在流浪者身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真的很淋漓尽致。
阿刘重新回到街头流浪，于是朱聪让他把活介绍给小龙。小龙在干了一个月之后，评价是很满意，为此押了1000块给包工头打算长干，因为包工头虽然啰嗦却十分大方。
8月中旬，我和朱聪去湘潭一个村子里看小龙。他对我们的到来很重视，下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收工，在镇上最高级的两层酒楼订了一桌菜，圆桌，能转的那种。又跑到村口迎接，带我们到小卖部，雪糕和饮料随便挑，不准要矿泉水。前一天，他跟包工头得瑟，“我妹要过来看我”，请求支他400块工资请客吃饭。包工头很爽快，“400怎么够？要有点底气。”手一挥转了2000块，说你妹妹来了，大方一点。
晚夏，村口的池塘里仍然开满了荷花。他骑着东家的电动车，一路上经过板栗树、柚子树、豆角、辣椒、鸡鸭鹅和稻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熏腊肉的味道。他们要在这个村里装10台烘干机。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镇上吃早餐，7点出工，晚上6点半收工，在手机上看看短剧，一天挣200块，过着一种忙碌而踏实的生活。
除了工作，还有了女朋友，他前几个月在长沙一个公共厕所充电认识的。女孩每天也无所事事在街头混迹，因为养父动不动就骂她是赔钱货。后来他对女孩说我爱你，女孩说我也爱你，俩人就这样在一起了。一起在长沙租住着一间小屋，有厨房，有厕所，有空调。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小龙会给女朋友转个三十五十买饭吃，还帮她找了份酒店的兼职工作。朱聪说，不管未来怎样，这对于小龙是一种责任。
“其实我们状态很低的时候，看到小龙每天都生龙活虎的，还是会有一些感染。感叹不管世道怎么变化，他都是昂扬的。”朱聪看着他大摇大摆的背影说，“打流的时候他也昂扬，他每天都这样。”
你很难看出小龙曾经是一个因偷窃入狱八次的罪犯。母亲被父亲打跑以后，他跟着云游的杂耍团跑出来，从广东虎门一路北上到东北，又扒火车来到长沙，成了没有身份的黑户。他打过零工，捡过垃圾，最后成了惯偷，一开始偷拆迁房里的铁皮，被劳教了三年，后来混成了技术流，学会撬汽车后备箱。
一入贼行深似海，那时他买最新款的手机，网吧里一充钱就是两千块，一把游戏神器888，一买买七把，无限风光，也无所畏惧。十年里，小龙入狱七次。2023年出狱后，他在步行街认识了朱聪。
小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想办张身份证，因为他去工地找工，人家说“你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人，你配来找工作吗？”恨得他想上去给那人两个大嘴巴子。但他已经离家三十年，早已忘记老家具体在哪里，只记起来那是江苏高邮的一个村子，读音是“yazhou”，记得村里有一个变电站，还有预制板厂。他对朱聪承诺，这一次出来以后，再也不会犯事了。虽然还不知道家在哪里，但他确信，只要找到家，落了户有身份证，从此就能好好做人。
对于流浪者来说，回家是一个如此理所当然，又如此艰难的动作。比如小海，父母在他2岁时离婚，把他丢给奶奶养。后来他们又各自再婚，他有了后妈生的弟弟，又有了妈妈和后爸生的两个双胞胎妹妹，说到这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贯的那种纯良而戏谑的笑容，说他们也算是个大家族了。小海上次和妈妈联系是在五年前，他阳了，管她借了500块钱。爸爸在县城开的士，他过年时会打电话给他拜年，“让他知道还有个儿子活在长沙。”他们的聊天对话是一片绿色，这表明爸爸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朱聪说，把一个人的身体送回家，只是回归的第一步。“政府在救助上花了大量经费，但有一次我们看到送一个流浪者回家，工作人员还没返回，流浪者就已经回到了他流浪的地方。因为他需要的不单单是一张车票，而是回家的支持系统。因此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救助工作，大部分属于重复性的拉抽屉式救助。”朱聪写道，“据业内统计，在送返的流浪者中，七成以上最终二次流浪。”
她告诉我，地衣之家的目标不仅仅是支持流浪者就业或返乡，而是让他们在此之后不再二次流浪。
她决定开车带着小龙回家，因为他既坐不了火车，也住不进旅馆。路上，胡子拉碴、额头上添了一道新疤的小龙讲起他在监狱里的事，说他在里面看了三遍《肖申克的救赎》，并把这部电影推荐给朱聪。朱聪感到震惊，“在监狱还可以看越狱的电影啊？”小龙说可以，又唱起来：“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说这是在监狱里必须得学的歌，越唱越跑调。
出发前小龙信誓旦旦表明自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再建设，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变。”然而他低估了30年对于一座城市的分量，他熟悉的建筑都已经改造。朱聪带他去派出所，站在派出所门口，他有点想哭，说这里变化好大。不知道是期盼还是怯弱，他说，已经到高邮了，回家的路只是一步之遥而已。
在小龙无措的时候，朱聪显得理性许多，把头埋进手机里，试图从地图上搜索他口中那个“yazhou”。最终他们辗转找到小龙小时候生活过的雅周村，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父亲拒绝让他落户。他这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母亲的户口还在村里，但人已经不知所踪。弟弟拒绝了小龙的微信好友申请，他说：“我没有恨你，我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朱聪觉得那之后小龙陷入了一种复杂而混乱的感觉。当意识到“复仇对象”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他反而对那个人产生了一种谅解和迷失，不怪他了，但是又该怪谁呢？在2023年的冬天，小龙在南京又干了一票盗窃，然后回到长沙，从地衣之家被带走，被判了1年零8个月。
小龙入狱期间，朱聪没有放弃，又跑了几趟雅周，帮小龙推进落户的事。最终，在去年年底，也是和他入狱时一样的冬天，小龙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户口落在村主任家里。
小龙拿到身份证时，表情淡漠，直到朱聪带他去办手机卡，他追着工作人员问：“要不要身份证？要不要身份证？我有啊！”12天后，他在捐赠人三三的帮助下顺利入职物流园。
一张身份证的重量大概在6.4克到6.8克之间，但有时人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生命中那些最轻的东西。从此，他像被电击雷劈一般，决心做个清清白白的人。
“你多大？”如今38岁的小龙吸了一口烟，突然问坐在对面的我。我告诉他我生于1999年，“99年，”他手里夹着烟，眼睛望到天上：“我99年来长沙的。27，差不多来长沙27年了。”
“99年我来到长沙的时候，长沙好乱的。”他重复着这个年份，又突然说，“我11岁，你才出生。我跟你这样子说，我很羡慕你们的，你们有爸妈疼，我什么都没有。连我亲生父亲和我妈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你见过亲生父亲吗？”我问。
“没见过。”小龙摇摇头。
小龙的故事后来被一群艺术学院的学生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地衣》。海报上，密密小小的地衣覆过小龙的侧脸，变成他的眉毛和胡须。朱聪曾经在公众号里写过“地衣”的意义：“他们顽强，如地衣——高寒之下，灸日之下有他们；他们匍匐在地表，如地衣——你看不到他们，除非低下头找一找；他们分布之广，如地衣——高山之上，沙漠之中、两极之下，赤道之间，都有地衣分布。”地衣是一种如此渺小、普遍而又复杂的生命存在，就像流浪者一样。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小海还在找工作，他站在店门口踌躇，最后给朱聪发消息说他饿了，他没有底气进去。朱聪转了30块钱，让他买碗面吃。借钱给服务对象在社工操作手册里是危险的，理论上她应该和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但地衣之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机构。
她借钱给小海，一是小海正在找工作，正是需要鼓励的时候。二是之前有一次借钱，隔了两三年，小海突然给她转了200块回来，她从小海身上看到了希望。她不借钱给阿明，因为他是“跑站帮”，专门到救助站去薅羊毛蹭物资的，但会带他去看病。
朱聪总是慷慨，但事实上，她的经济状况可能比这些一无所有的流浪者还要糟糕。很多流浪者不负债，他们不用身份证，不用银行卡。得过且过在此时成为一种优势，他们甚至不抱着黑掉征信的“野心”。比如小海从来不用支付宝，除了没有手机号，他也怕不小心染上花呗，“尽量靠自己劳动创造嘛。”朱聪跟一个流浪者开玩笑，“你现在你没有一分钱网贷，我羡慕你，你已经跑赢了百分之多少的人了，再找个工作买个社保，我的天！你能退休了。”
地衣之家已经成立十年，中间因为经费问题，经历过三次关闭和重建，现在已经是4.0版本。但每次关掉，朱聪都知道，可能半年一年之后地衣之家又会重启，一重启她就会发个朋友圈，“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条朋友圈发过好几次，“每次关的时候我就想，要赶紧发那条朋友圈，赶紧发。”
地衣之家时常显现出摇摇欲坠的模样，但朱聪身上那种盲目的乐观没有被磨灭。她总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因为她还在做事，没有放弃。目前机构只有朱聪一个全职员工，志愿者都是一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流浪人员，比如小海。他会在朱聪出门的时候守在地衣之家，接待一下过来求助的流浪者。
《地衣》开始放映以后，更多人知道了地衣之家，但每月月捐也只能维持房租。他们偶尔会接一些外部的公益项目，赚点钱来补贴。去年有媒体报道之后，她一次性收到过两万多块的巨额捐款，来自一位自媒体博主和他的粉丝，这笔钱够他们再维持大半年。过去几年，为了机构正常运转，朱聪断续借了几十万投进去，拆东墙补西墙。信用卡逾期以后，面对催收，她跟银行做了协议，每个月还500块。
地衣之家的每个人都是穷光蛋，但不太为此焦虑。朱聪有时候会从流浪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最重要的是，不管人生到哪一个地步，都要继续生活，“他们可以继续生活，那我也可以。”她手机上有几个闹钟，每天进入不同的负债者互助交流会。大家就在里面交流怎么调整心态，怎么规划生活。
离开长沙前，我陪小海又找了一天的工作，仍然徒劳无功。他有点沮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他反倒安慰起我来，“哎，没事没事，小意思。”应聘时，他在表格上留下我的手机号，叮嘱我有后续一定通知他。
那天晚上，小海带我从五一广场一直走到湘江边。在地铁站里他骄傲地说，这里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去。我们就这样像两只老鼠一样在这个五颜六色的巨大垃圾场穿行，抬头看看，在那么高的大楼和那么拥挤的人群里，人会感觉到一种渺小。他唱起一首在看守所里学来的歌：“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他从手机壳里掏出一张最新的彩票给我看，这表明他对世界仍然保留着一些美好的幻想：要是中了500万，就先买个房子、娶个老婆成家，“还有300万，看看地衣之家有什么发展头。”比如说搞一个大锅，再请个厨师做饭。
我至今没有接到那个电话。但不管人生到哪个地步，生活要继续过。小海最近有了新的事做，他跟着朱聪四处抛头露面，穿上西装和黑色小礼帽，在地衣之家的流浪艺术展上发言。作为志愿者，他陪着朱聪去浏阳看望一位脚踝打钢板的流浪者，说他最近脚踝很肿，像是发炎了，“如果需要住院，我就留下陪护。”他对此充满了责任感，“都是天涯沦落人，互相帮助。”（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封面图及配图均由讲述者提供。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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