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华书局重大文化工程——《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安江洋绘制《虽死犹荣李牧》诗意图,张红星教授注解，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423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丙戌岁怀李牧七律
坚城清野止干戈，百战奇谋定劫波。
浊世尘中君子少，圣贤身畔小人多。
鼓鼙动地声哀壮，烽燧连天势崄峨。
剑折苍茫空饮恨，长平夜月照悲歌。
黄德劲先生评析：
彬宇先生怀李牧七律，熔铸史实、典雅沉雄，用典精妙、对仗工稳，情感上悲壮苍凉、寄慨遥深。读此诗，不仅见李牧之死，更见千古英雄同悲；不仅叹赵国之亡，更思治国用人之道。诚如古人云：“天下已亡，李牧死；李牧不死，赵必不亡。”
典雅深邃，唐人遗风。全诗语言高度凝练，意象密集而意蕴深厚。如“坚城清野止干戈”一句，仅七字便概括了李牧守雁门时坚壁清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精髓；“百战奇谋定劫波”则以极简笔墨总括其一生战功。这种“以少总多”的表达，深得杜甫、李商隐等唐人七律的凝练之法。
用典精当，浑然一体。诗中多处化用或暗合历史典故，“坚城清野”直指李牧守边时“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且“有急则收保，不敢战”的史实；“长平夜月照悲歌”，以长平（赵国旧地）夜月意象，将李牧之死与长平之败并置，暗示两者同为赵国衰亡的关键节点，用典含蓄而意旨深远。
气韵沉雄，悲壮苍凉。颔联与颈联前者以议论对仗，直斥世态；后者以景物对仗，渲染战场氛围，一虚一实，一议一景，使全诗气韵沉雄而不失跌宕。尾联将情感推向高潮，结句以景结情，长平夜月冷照悲歌，余韵悠长，令人怅惘。
李牧是何等人物？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了他一个朴素而分量极重的头衔：赵之北边良将。战国末年，天下将归于一统，山东六国之中，能与强秦在沙场上真正掰手腕的名将，首推赵国的廉颇与李牧。后世蒙学读本《千字文》有一句“起翦颇牧，用军最精”，把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也在《赵世家》篇末的述赞里留下一句沉痛的话：“颇、牧不用，王迁囚虏”——廉颇、李牧不被信用，赵王迁终于成了阶下囚。两句话，一前一后，把李牧的历史地位和他的悲剧命运，一并道尽了。
李牧一生的功业，集中在两个方向：在北方，他拒匈奴于长城之外，使胡骑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城；在西方，他临危受命，两度大破秦军，几乎为赵国续命。可是这样一位良将，最终既没有战死在沙场，也没有安享于庙堂，而是死在昏君听信谗言的屠刀之下。
他死后不过三个月，邯郸城破，赵国灭亡。李牧之死与赵国之亡，几乎是同一件事。千百年来，人们把他与“自毁长城”四个字紧紧连在一起，又把他与“虽死犹荣”的叹息连在一起。
李牧的传记，附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末尾，文字不长，不足六百字，却字字如铁。太史公一生叹人，最哀者莫过于良将之不得其死——从白起、李牧到后世韩信、彭越，莫不如是。读李牧，读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个时代的背影。当忠良与昏聩同室操戈，当一个国家亲手杀掉自己最后的捍卫者，历史便注定要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牧天下”“剑悲鸣”简析之。
牧天下
“坚城清野止干戈，百战奇谋定劫波。”首联上句写李牧守边的方略，下句写他一战而定北疆的功业。所谓“坚壁清野”，是加固壁垒、收拢人民牲畜，让敌人无从掳掠；“劫波”借佛家语指灾祸劫难。李牧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止住战火，又用百战锤炼出的奇谋，一举平定北境的劫难。它概括的，正是李牧前半生在代、雁门一带备御匈奴的传奇。
《史记》开篇第一句便是：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代与雁门，是赵国北境沿长城而设的两处要地，正当抵御匈奴、林胡、楼烦诸胡的前线。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素以骑兵称强，但也正因为北接群胡、西对强秦、东临燕齐，成了“四战之国”，边患与腹心之患同时压在身上。李牧守边，不是坐镇一城了事：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
短短二十余字，全是李牧为将的本事。他有“便宜置吏”之权，可以因地制宜任免官吏；他把边地的市租税赋全部收入幕府，充作军费，不中饱私囊，也不上交归公。这在昏主看来是专权，在名将看来却是确保士卒用命的第一要务。
他“日击数牛飨士”，天天宰牛犒劳将士，让兵士吃饱吃好；他教习射箭骑马，练出一支精兵；他“谨烽火”，把烽燧报警体系经营得滴水不漏；他“多间谍”，广布耳目，把匈奴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厚遇战士、赏罚分明，是战国名将共同的信条，李牧把这几件事做到了极致。
要理解李牧守边的分量，须先明白赵国北境的险峻。赵武灵王当年“胡服骑射”，向北拓地，灭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把长城修到了代、雁门一线。从此赵国的北疆直面匈奴、林胡、楼烦诸胡，既是赵国的屏障，也是赵国最吃紧的防区。
守住代雁门，赵国腹心才得安枕；代雁门一失，胡骑便可长驱南下邯郸。李牧多年经营的，正是这条生死线。他“便宜置吏”，把边地的用人理财、生杀予夺之权集于一身，这在后世看来近于专权，可在当时，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用人之道。
边情瞬息万变，若事事请示邯郸，战机早已贻误。李牧把市租尽数投入军费，自己分文不取；士兵吃他赏的牛肉，骑他置备的战马，替他死心塌地卖命。这正是名将“厚遇战士”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
有了兵，有了饷，有了情报，李牧却定下了一条令人费解的军令。他给军中立约说：“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意思是，匈奴一入边掳掠，我军就赶紧收拢人马牲畜退入营垒自保，谁敢擅自出击捕获俘虏，立斩。这等于明令不许与匈奴野战。于是匈奴每次来犯，烽火一起，赵军便退保营垒，从不迎战。几年下来，赵国“亦不亡失”，没有大的损失。
可这样的仗，在旁人眼里实在太窝囊了。匈奴人笑话李牧怯懦，就连赵军自己的边地兵卒，也私下议论“吾将怯”。消息传到邯郸，赵王责备李牧，李牧却我行我素，依旧固守不出。赵王大怒，把他召回，改派别人代他守边。新将一到，一改旧策，匈奴每来，赵军便出营接战，结果是“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打一仗败一仗，损失惨重，边民连种田放牧都不敢了。赵王这才明白，李牧那套“怯”，其实是大勇。
于是赵王只好再去请李牧。这一次，李牧来了脾气——他“闭门不出，固称疾”，闭门装病，硬是不肯出来。赵王无奈，“乃复强起使将兵”，强逼他出山。李牧这时才开出一个条件：“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您一定要用我，就得允许我照老办法办，我才敢领命。赵王答应了。李牧到任，依旧行他的约法。匈奴几年下来一无所获，越发认定李牧胆小。而赵军的边士，天天领受赏赐却不用出战，人人憋着一股劲，都愿与匈奴一战。
此正李牧高明处。他不是不会打，而是在积蓄实力、麻痹对手、等待一击致命的时机。表面看是怯，骨子里是大将的隐忍与远谋。“坚城清野止干戈”六字，即是这一层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韬略。
李牧的“怯”，还有一层现实的分寸。赵国自长平之后，青壮凋零，国力衰颓，再也经不起一场惨胜。北方的每一分消耗，都等于削弱西线抗秦的本钱。李牧守边，与其说是打不过匈奴，不如说是“舍不得”打。他要以最小的代价保住北疆，把每一分兵力都省下来，留作日后与强秦相搏的资本。
这份清醒，在急于求成的君主眼里是怯懦，在深谋远虑的名将心里，却是沉甸甸的国家账。后来的历史证明，李牧省下的这支边军，正是赵国最后能拿得出手的底牌。
时机终于成熟。《史记》：
“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
战车一千三百乘，精骑一万三千匹，百金之士——即不惜以重金招募的敢死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弓弩手十万人，全部编队，日夜操练。他又故意“大纵畜牧，人民满野”，让牛羊和百姓布满田野，诱匈奴来抢。
匈奴小股骑兵果然来袭，李牧下令佯败退走，故意“以数千人委之”，丢下几千人装作败逃。单于听闻赵军不堪一击，大喜，“大率众来入”，倾巢出动，率军大举入边。这正是李牧等了数年的时刻。他“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布下奇阵，张两翼包抄。这一战，结果惊天动地：
“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
一战斩杀匈奴骑兵十余万，灭亡襜褴部，击破东胡，招降林胡，匈奴单于狼狈逃窜。“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此后十余年，匈奴再不敢靠近赵国边城。
此战的深远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战国之世，北方胡骑一直是中原诸国的心腹之患；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虽以骑称强，却始终在匈奴、东胡、林胡的夹缝中腾挪。李牧一战歼敌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等于为赵国拔除了北境的三个大患。
十余年间，匈奴不敢近边，赵国的北疆第一次获得了如此长久的安宁。而李牧那支经过十年蓄养、赏赐堆出来的边军，也在这场大战中磨砺成了赵国最后、最精锐的野战力量。多年以后，正是这支军队，在宜安、番吾两度让强秦铩羽而归。
由“示怯”十年，到一战而定北疆，“坚城清野”是守，“百战奇谋”是攻，攻守之间，正是李牧作为一代名将最鲜明的底色。北疆平定，为赵国留下了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的边军，也为日后西拒强秦积蓄了本钱。可惜的是，李牧所能托身的，却是一个昏聩将尽的朝廷。
首联以极其凝练的笔触，勾勒出一位深谋远虑、战功赫赫的良将形象。对仗上，“坚城”对“百战”虚实相对，“清野”对“奇谋”策略相对，“止干戈”对“定劫波”（战功相对），工稳而气韵沉雄。更重要的是，此联为全诗定下了“扬”的基调，用极度的功高震主，来反衬后文冤死的悲凉，形成巨大的情感落差。
首联是李牧人生悲剧的“因”与“势”。它用最凝练的笔墨，为后三联的悲剧人生提供了最厚重的价值参照系，让“剑折苍茫”的结局不只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罪证。
剑悲鸣
“浊世尘中君子少，圣贤身畔小人多。”颔联笔锋一转，从沙场转到朝堂。末世的尘土里，君子稀如晨星；而在圣贤，这里可解为忠良之臣身边，小人却成群结队。此联是全局的转捩，点破了李牧悲剧的真正根源，不是他在战场上的失手，而是他所侍奉的朝廷，早已病入膏肓，小人当道，忠良难容。
赵国曾是战国后期唯一能长期与秦抗衡的大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土北疆，赵国一度虎视诸侯。然而这一切，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后，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那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破赵军，赵括兵败身死，四十余万降卒被坑杀。“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一次战役，赵国损失青壮四十五万，几乎掏空了国家的元气。此后赵国虽有邯郸之围的艰难解围，却再难恢复往日之强。一个军事强国，从此沦为在强秦阴影下苟延残喘的“四战之国”。
更可悲的是，赵国在军事上接连自毁长城。长平之役，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以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久经沙场的廉颇，招致惨败。到了赵悼襄王时，又因任用乐乘取代老将廉颇，逼得廉颇一怒攻走乐乘，最终亡奔魏国。一位与李牧齐名的宿将，就这样被挤出了赵国朝堂。司马贞述赞所谓“颇、牧不用”，正是从这时的廉颇说起。
长平之祸，根子就在“反间”二字。《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秦相应侯范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散布流言说，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降矣”，廉颇好对付，而且将要投降了。赵王本来恼怒廉颇屡战失利、坚壁不出，又听到这反间之言，便派赵括替换廉颇。
赵括自幼学兵法，自谓天下莫能当，却只会纸上谈兵。结果长平一战，赵括战死，四十余万降卒被白起坑杀。秦国不折一兵一卒，仅凭千金与几句谣言，就让赵国自断其臂。这个教训，赵国本应刻骨铭心。可二十多年后，当秦国再次用同样的反间计对付李牧时，赵王迁却又一次中计。同一个坑，赵国跌了两次，这便不能全怪秦国的计策高明，更根本的是赵国朝堂的昏聩，早已积重难返。
廉颇的下场，也是赵国末世的一个缩影。他奔魏之后，魏国不能重用；赵王又想召回他，却被郭开一句话断送。后来楚国暗中把廉颇迎去，让他做楚将，廉颇却徒劳无功，常常叹息说“我思用赵人”，我还是想带赵国的兵。
这位为赵国征伐一生、与蔺相如留下“将相和”佳话的老将军，最终客死异乡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再也没能回到邯郸。良将之不得其死，廉颇如此，李牧亦如此，这仿佛成了赵国末世摆脱不掉的宿命。
逼走廉颇的，除了赵王的失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郭开。《史记》记述了一个流传千古的细节。廉颇奔魏后，赵王想再用他，派使者去魏国看望廉颇还中用不中用。廉颇也一心想回赵国效力，当着使者的面“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一顿饭吃一斗米、十斤肉，披甲上马，以示自己老当益壮。
可是郭开与廉颇有仇，“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塞给使者重金，让他在赵王面前诋毁廉颇。使者回去便回报赵王：“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廉颇将军虽然老了，饭量还行，可跟我坐了一会儿，就拉了三回屎。赵王一听，认定廉颇老迈不堪，便不再召回。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一句谗言、几两金子断送了复国报效之路。
郭开何人也？《史记》称他为“赵王宠臣”，《资治通鉴》则称“赵王嬖臣”。“嬖”字，是受宠幸、被偏爱的意思。他是赵王身边的近幸之臣，靠的不是功业与才干，而是讨得君主的欢心。这类人有一个通病：贪财，寡廉，嫉贤。廉颇被他谗害，李牧后来也被他谗害，郭开一生，几乎专门与赵国的良将作对。
郭开这样的人，为何能在赵国盘踞多年、屡害良将？史书没有给他立传，但我们不难从零星的记载里看清他的路数。他之所以能谗害廉颇、又害李牧，靠的是三点：
一是“近”。他是赵王的嬖臣宠臣，天天在君主身边，进谗比忠臣进谏方便得多；二是“贪”。秦国以重金相诱，正中下怀；三是“专”。他认准了赵王迁“素无行、信谗”的软肋，知道怎样的谣言能击中君主的疑心。君主昏，则近臣必佞；近臣佞，则良将必危。李牧之死，表面是郭开一人构陷，实则是赵国整个朝堂土壤结出的恶果。
更让人叹息的是，李牧所侍奉的最后一位君主赵王迁，本就不是明主。《史记·赵世家》借冯王孙之口写道：
“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
赵王迁的母亲是个倡优（歌舞艺人），因受悼襄王宠爱，悼襄王竟废掉嫡子赵嘉，立这个庶子为太子。而赵迁“素无行，信谗”，素来品行不端，喜欢听信谗言，最终诛杀良将李牧，信用小人郭开。太史公连用“岂不缪哉”四字，痛斥昏君的荒谬。一个由废嫡立庶、品行无状之人统治的赵国，一个宠臣当道、忠良难容的朝堂，正是“浊世尘中君子少，圣贤身畔小人多”的活写照。
李牧所处的最后几年，赵国已是天灾人祸并至。《史记·赵世家》载，幽缪王五年（公元前230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代地发生大地震，屋墙大半倒塌，地面裂开百余步长的大口子。
到了六年，又“大饥”，遭逢大饥荒，民间流言四起，“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赵国在哭号，秦国在狞笑；人们说，你若不信，就看看地上都长出毛来了。这段记载，把赵国末世那种天崩地坼、民不聊生的惨状写到了极致。一个地震、饥荒、谶谣并起的赵国，遇上强秦的虎狼之师，李牧纵然神勇，又岂能独力回天？
颔联的深意，还有另一个层面。战国之世，强国吞并弱国，除了刀兵，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反间。当年秦相范雎用反间计，使赵王以赵括代廉颇，遂有长平之祸；如今秦又用重金收买郭开，故伎重施，要在赵王面前除掉最后的柱石李牧。
小人之所以能成其事，正在于昏主给了他们生长的土壤。李牧之于赵国，如擎天之柱；可这柱石之下，早已被谗佞的蛀虫掏空。名将再能战，也难敌昏君加小人联手的绞索。悲剧的种子，已经埋下。
“鼓鼙动地声哀壮，烽燧连天势崄峨。”颈联写李牧晚年的战场。鼓鼙，战鼓与鼙鼓，是进军的号角；烽燧，是边关报警的烽火台。战鼓擂动，声震大地，听来既哀且壮；烽火连天，形势险峻高张。这是赵、秦之间生死之战的图景。
前两联，我们看李牧守边、看朝堂昏暗；这一联，终于看到他在国难当头之际，被重新推上战场，力挽狂澜。然而，鼓声虽壮，已带着哀音；烽火虽高，赵国却已近穷途。
颈联写的是李牧一生最光彩、也最悲壮的段落。从攻燕到宜安、番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将倾覆的国家，如何依靠一位老将的殊死力战，一次次把亡国的命运往后推迟。
然而大势却是，秦并六国的格局，在秦王政继位后已经不可逆转。赵国虽能屡胜秦军，却是在透支国力；秦可以败一次、再攻一次，赵却输不起任何一仗。鼓鼙动地，是回光返照的壮；烽燧连天，是四面楚歌的危。李牧的战功越大，赵国的处境反而越显出孤木难支的悲凉。
秦国之所以势不可挡，除了兵强马壮，更有一套完整的战略。自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秦国便有了清晰的路线图。结交远国，攻打近邻，先弱后强，逐个击破。赵国首当其冲，既挨着秦国的东境，又是六国中军力最强的硬骨头，自然成了秦国的头号对手。李牧两破秦军，靠的是战场的机变；可秦国的优势，在国力的碾压与战略的耐心。赵国能赢一仗、两仗，却赢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
李牧在平定北疆之后，也曾向燕国用兵。赵悼襄王初年，廉颇已经亡奔魏国，赵国命李牧率军攻燕，“拔武遂、方城”，攻下燕国的武遂、方城两城。此后，赵国又命庞煖攻燕，“破燕军，杀剧辛”，击败燕军，杀了燕将剧辛。剧辛本是赵人，后仕于燕，最终死于赵军之手。这一时期的李牧，已经是赵国头等的统兵大将。
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是赵国在东北方向的一次主动出击。燕国在长平之战后，见“赵壮者尽死长平，其孤未壮”，也曾趁火打劫，幸而被老将廉颇大破于鄗。李牧攻燕，正是延续赵国对燕的压制态势，稳住了侧翼。而庞煖攻燕、破剧辛，更让赵国在燕国方向赢得了相对的安定。
这些看似次要的战绩，其实是李牧为赵国经营战略纵深的一部分。北安匈奴，东慑燕国，西拒强秦，一位名将的格局，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然而秦国的攻势，很快把赵国逼到了绝境。赵王迁二年（公元前234年），秦将桓齮大举攻赵。关于这一役赵将扈辄之败，诸书记载的地名略有出入，但战败丧师、斩首十万这一惨痛结果，则众口一词。赵国最能打的军队，被打掉十万人马，连总兵官扈辄也阵亡。
赵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赵王迁终于不得不重新倚重这位北边的老将。《史记》：
“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
赵国任命李牧为大将军，让他率领全国军队，迎击秦军。大将军，是赵国最高军事统帅的称号。李牧这位在北方守了半辈子边、被人讥为“怯懦”的老将，终于在最危急的时刻，被推到了举国生死的前沿。
赵王迁三年（公元前233年），秦将桓齮再次大举东出，攻赵国的赤丽、宜安一带，李牧迎战。《史记·赵世家》：
“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封牧为武安君。”
秦军攻打赤丽、宜安，李牧率军与秦军在肥下决战，击退了秦军，因而被封为武安君。《廉颇蔺相如列传》则简括为：
“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
李牧在宜安大破秦军，打跑了秦将桓齮，被封为武安君。
这一战，史称宜安之战，又名肥下之战，是战国末期山东六国对秦难得的一场大胜。李牧把他在北疆磨炼出的战法用在了中原战场，据险设伏，以逸待劳，趁秦军轻进之际纵兵掩杀，一战而定。秦军主力几乎被全歼，主将桓齮狼狈败走。
司马迁用“走”字，记桓齮败逃；而《战国策》的记载更为激烈，径作“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说李牧屡次击退秦军，并杀死了秦将桓齮。无论桓齮是走是死，这一战的结局都是明白的——秦军遭遇了自统一战争以来少有的重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武安君”这个封号。武安君，本是秦将白起的封号。白起在秦国屡建奇功，封为武安君，以“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姓安集”而得名。赵国把这个封号授给李牧，分量之重，几乎是把李牧比作了赵国的白起。宜安一役，李牧以一己之力，为赵国在强秦的刀口下，硬生生抢回了一线生机。
宜安之战的胜法，史书着墨不多，但从李牧一贯的战法可以推想：他绝不与秦军硬碰硬地消耗，而是利用赤丽、宜安一带的山地地形，据险设伏，诱敌深入，然后纵两翼包抄，一击歼敌。这与他当年在北疆“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破匈奴，如出一辙。
李牧用兵的最大特点，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北疆十年示怯，磨的是这份耐心；中原两破强秦，靠的也是这份耐心。在尚武嗜杀的战国末世，李牧这种隐忍而沉着的将风，格外难得，也格外让对手头疼。
秦军岂肯善罢甘休。赵王迁四年（公元前232年），秦军又大举攻赵，直取番吾（今河北平山一带）。《史记·赵世家》：“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廉颇蔺相如列传》作：“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秦军来攻番吾，李牧再次出战，击破秦军，还向南挡住了韩、魏两国的进逼。
两度大破秦军，李牧成了赵国当之无愧的擎天柱石。鼓鼙动地、烽燧连天，名将百战，本当挽狂澜于既倒。可是，秦国的刀剑既然砍不倒李牧，便转而从朝堂内部下刀了。
“剑折苍茫空饮恨，长平夜月照悲歌。”尾联是全诗的高潮与收束。剑折，指将军之剑折断——名将未及战死，先死于自己人之手；苍茫，天地之间，空余遗恨。“长平夜月”，把李牧之死与四十多年前的长平之祸并置在一起：
长平之战，赵国四十万青壮葬身秦军之手；杀李牧，等于赵国自毁最后的长城。月色照着长平故地，也照着赵国覆亡的悲歌。个人的悲剧与国族的悲剧融为一炉——李牧的死，不是一代良将的偶然不幸，而是赵国气数已尽、自毁长城的必然结局。
赵王迁七年（公元前229年），秦国的统一之剑终于指向赵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
秦国派名将王翦大举攻赵，赵王迁派李牧为大将，司马尚为副将，全力抵御。王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第一名将，用兵老辣，稳扎稳打。李牧、司马尚据险而守，秦军一时竟难越雷池。《资治通鉴》：
“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
王翦从上地出发，攻下井陉；杨端和率河内之兵会合，南北夹击。可赵军有李牧在，秦军苦战经年，胜负未分。
王翦不是寻常的莽夫。他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头号功臣，曾为秦破赵、平楚、降百越，用兵以稳健老辣见长，最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当年白起在长平能一举坑杀赵卒四十余万，靠的是正面的歼灭；王翦在邯郸城下，却选择了另一种办法——用金银买通敌国的奸佞，让敌国自己杀掉自己的统帅。兵法上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王翦深谙此道。他不与李牧斗勇，而与李牧斗谋，更准确地说，是斗人性。赌赵王迁的昏，赌郭开的贪。
王翦很清楚，正面硬攻，打不垮李牧。要破赵国，必须先除掉李牧这个人。于是，他祭出了秦国吞并六国最惯用的利器——反间计。《史记》：
“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
秦国用大量金银收买赵王宠臣郭开，让他做反间的勾当，在赵王面前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战国策》更详细：
“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
王翦忌惮李牧，便重金收买郭开，让他散布谣言，说李牧、司马尚想勾结秦国、背叛赵国，好到秦国去换取封赏。一句“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编得煞有介事。
郭开这个谗害廉颇的小人，果然又动了心。他贪财，与李牧又有嫌隙，于是欣然收下秦国的金子，在赵王迁面前添油加醋，日夜毁谤李牧。《资治通鉴》用“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一个“毁”字，写出了这种谗言的反复与阴毒。赵王迁本就“素无行，信谗”，又被宠臣日日在耳边聒噪，终于信了。他下诏，罢免李牧、司马尚，派赵葱和齐将颜聚接管前线军队。
军令到达前线，李牧的态度，史书只写了五个字：
“李牧不受命。”
李牧拒不交出军权。五个字背后，是李牧的两难：
若奉命交权，赵国军权落入赵葱、颜聚两个庸将之手，秦军必然长驱直入，赵国必亡；若抗命不交，则正坐实了“欲反”的罪名，给了赵王杀他的借口。李牧不是贪恋权位，他是看透了自己一退，赵国就完了。可正因如此，他反而更快地走向了死亡。
李牧抗命的一瞬，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扼腕的瞬间之一。他不是不知道抗命的后果，抗命就等于给郭开的谗言递上实锤，等于把刀递到赵王手里。可他更知道交权的后果。赵葱、颜聚都不是王翦的对手，交出兵权，邯郸城破只在旦夕。
交权是死，抗命也是死，只是死法不同。交权，赵国亡而他未必马上死；抗命，他死而赵国或许还能多撑几日。李牧选择了后者。他宁可用自己的死，去换赵国一线生机。然而昏聩的赵王没有给他“或许”的机会，他派人“微捕”，暗中下手，不给李牧任何辩解和回旋的余地。一位名将，就这样连战死沙场的机会都没有，死于自家君王的暗算。《史记》：
“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
赵王派人暗中下手，趁李牧不备，把他捉住斩了，同时罢免了司马尚。《战国策》作“赵王疑之，使赵及颜冣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情节相同。一位为赵国镇守半壁江山、两破强秦的名将，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昏君的屠刀下。剑折苍茫，空饮遗恨。诗到此处，悲凉已极！
李牧的死，像抽掉了赵国最后的支柱。《史记》：
“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李牧被杀后仅三个月，王翦乘机发动总攻，大破赵军，斩杀赵葱，俘虏赵王迁和将军颜聚，赵国就此灭亡。
据裴骃《史记集解》引《淮南子》，赵王迁被流放到房陵，思念故国，作了“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流涕。一个自毁长城、诛杀良将的君主，最终在流放中度过残生。而《赵世家》的论赞，则把这段历史钉在了史册上：
“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
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又共立公子嘉为代王，据代地苟延六年，至公元前222年亦为秦所灭。
代地六年的坚持，是一个王朝最后的倔强，也是赵国对李牧精神的一种延续——李牧经营了半生的代、雁门，成了赵国遗民最后的立足之地。可惜，英雄已逝，赵国终究没能等来回天的机会。
尾联末句的“长平”，用得极有深意。长平之战，是赵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杀李牧，则是赵国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长平到邯郸，赵国一错再错：
长平之败，败在中反间计、用错人；赵国之亡，亡在又中反间计、再杀错人。同一个“反间计”，秦国用了一百多年，从范雎到王翦，屡试不爽；同一个赵国，从赵括到李牧，一错再错。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不被信用，赵王迁终于成了囚徒。李牧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王朝自毁长城的、无可挽回的悲歌。
后三联紧扣“悲剧”内核，将首联的赫赫战功反转为千古奇冤。颔联揭因，直斥小人谗佞，揭示“自毁长城”的政治死结；颈联绘势，渲染鼓鼙烽燧，烘托“大厦将倾”的危局绝境；尾联定局，剑折恨空，月照悲歌，将良将冤死与故国陆沉凝为永恒的历史镜鉴。
一言以蔽之，后三联以批判为骨，以悲壮为肉，织就了一曲“英雄末路、国运将倾”的千古苍凉悲歌。
“虽死犹荣”四个字，是对李牧一生最好的注脚。他活着的时候，赵国没能善待他，边军讥他怯，昏君疑他反，小人馋他死；可在他死后，历史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太史公把他与廉颇同列一传，千古传诵；《千字文》把他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司马贞述赞以“颇、牧不用，王迁囚虏”叹其悲剧。李牧虽死，名垂竹帛，虽死犹荣。
之所以说“虽死犹荣”，是因为李牧的死，从一开始就不是他自己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败。他守住了北疆，守住了宜安、番吾，却守不住君王的猜忌；他赢下了每一场该赢的仗，却输给了那些本不该上战场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李牧像一位孤独的守望者——他比整个朝廷都更清醒地知道，赵国需要什么，秦国的下一步在哪里。可惜，清醒的人，往往最先被时代碾碎。
回望李牧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线。一条是战场上的线。在代、雁门，他以坚壁清野蓄势十年，一战歼灭匈奴十余万骑，使北疆安枕；在宜安、番吾，他两破强秦，封武安君，几乎为赵国续命。一条是朝堂上的线。他身处“浊世尘中”，所遇非君，身边小人环伺，最终死于反间谗言。战场上的李牧，几乎从无败绩；朝堂上的李牧，却无能为力。这正是名将最大的悲哀——他赢得了所有该赢的仗，却输给了他所效忠的朝廷。
秦国的王翦、白起，是顺应统一的“功”；赵国的李牧、廉颇，是逆天而战的“忠”。功与忠之间，无所谓高下，只是历史的不同侧面。李牧的可贵，在于他明知赵国王气已尽，仍以一己之力，为这个行将倾覆的王朝拼到了最后一刻。他拒不受命，不是要反，而是要用自己的死，去赌一个让赵国多活几日的可能。当剑折于苍茫，当长平夜月照临，李牧已不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那个时代里“忠而见疑、贤而遭忌”的集体悲歌的化身。
白起是秦国的武安君，为秦立下不世之功，最终被秦昭王猜忌赐死；李牧是赵国的武安君，为赵挡住秦军，最终被赵王迁冤杀。两个“武安君”，一个死在强国之主的疑，一个死在弱国之君的谗，殊途同归，都成了君主猜忌与昏聩的牺牲品。
由此可知，乱世之下，名将的悲剧并不以国别而分。在君权至上的时代，功高震主与忠而见疑，几乎是一切良将难以逃脱的宿命。李牧“虽死犹荣”，正是从普遍的人性悲剧中，升华出历史敬意。
彬宇先生此诗，堪称七律咏史典范之作。
史笔诗心交相辉映。将《史记》中李牧的生平（守边、破秦、冤死）高度浓缩于八句之中，用典化史无痕，议论直指人心，实现了“以诗证史，以史入诗”的完美统一。
章法奇绝张力磅礴。采用“一扬三抑”的架构，首联极言其功（扬），后三联极写其冤（抑）。巨大的情感落差为全诗注入了雷霆万钧的悲剧力量，使“剑折”之痛直击灵魂。
沉郁顿挫余韵无穷。语言上，“浊世”“苍茫”等词沉郁凝重；意象上，“鼓鼙”“烽燧”“夜月”交织出苍凉画卷；尾联以景结情，将个人冤死、故国陆沉凝为永恒的冷月悲歌，意境深远，令人无限怅惘。牧天下，何奇伟？剑虽折，名不灭！
张红星教授注解：
“坚城清野”：指李牧在雁门郡抗匈奴时首创的“坚壁清野”战术，将百姓、牲畜撤回堡垒，断敌粮源，消磨匈奴锐气。“止干戈”既赞其不战而屈人之兵，又暗讽赵王初时不解其战略。
“百战奇谋”：概括李牧军事生涯中的经典战役，如歼灭匈奴十余万骑的诱敌围歼战（中国战争史上首次步兵全歼骑兵大兵团），以及“肥之战”中以攻其必救、断后包抄大破秦军桓齮。
“定劫波”：化佛家“劫波”喻赵国危局。李牧两度挽救赵国存亡：北拒匈奴十载安宁，南抗强秦连却攻势，堪称“赵之长城”。
“浊世”“圣贤”：战国末期赵国政治腐败的缩影。赵王迁昏聩，倡后乱政，郭开等奸佞当道，与李牧的忠贞形成鲜明对比。
“君子少”：李牧治军“日击数牛飨士”，与士卒同甘苦，深得军民爱戴；朝中却仅存廉颇、庞煖等少数良臣，终遭排挤。
“小人多”：直指郭开受秦贿赂构陷李牧，赵王听信谗言自毁柱石，呼应司马迁“其母倡也，素无行，信谗诛良将”之叹。
“鼓鼙”：古代军中常用的乐器。指大鼓和小鼓。《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后借指征战。《晋书‧牵秀传》：“自谓居司直之任，当能激浊扬清；处鼓鞞之间， 必建将帅之勋。”此处以战鼓声喻李牧戎马一生。北疆戍边时“谨烽火，多间谍”，南抗秦军时“深沟高垒挫其锐”，终成“未尝一败”神话。
“哀壮”：犹悲壮。《南史‧袁粲传》：“（袁粲）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
“烽燧”：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墨子‧号令》：“与城上烽燧相望。”汉·桓宽《盐铁论·本议》：“修塞障，饬烽燧，屯戍以备之。”
“崄峨”：险峻。清·严如熤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山之在楚豫者虽亦高大，而不如秦蜀之崄峨。”双重意象：①雁门关、井陉口等天险战场（崄峨山势）；②李牧如孤峰独峙，在政治倾轧与强敌环伺中艰难支撑危局。
对仗深意：鼓声之“动”与烽火之“静”交织，展现李牧刚柔并济的统帅艺术——守如磐石，攻若雷霆。
“剑折饮恨”：指李牧被赵王迁诱捕杀害于柏人（今河北隆尧）。其佩剑折戟象征赵国自断命脉，三月后秦灭赵，应验“李牧死，赵国亡”。
“长平夜月”：借长平之战（前260年）旧战场暗喻因果循环。赵奢、廉颇曾守此要地，李牧之死则终结赵国最后生机，月光如霜照彻历史悲凉。
“悲歌”：呼应宋人徐钧诗“良将身亡赵亦亡，百年遗恨一冯唐”，将个人悲剧升华为时代挽歌。
《诗说中国》由廖彬宇先生近三十年潜心撰写，系中华书局打造的重大文化工程。《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423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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