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春，我男人赵建军五十二岁，突然像被哪个妖精迷了心窍。他在热力公司烧了二十多年锅炉，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回家就知道蹲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可那阵子，他下班一进门，连鞋都不换，直接钻进阳台，关上门，嘴里还哼哼呀呀的。我扒着门缝听了半天，听出他在哼《最浪漫的事》。我当场就笑了，推开门说：“你哼这干啥？想给谁浪漫？”他脸一红，支支吾吾说厂里要搞文艺汇演，他报了个独唱。我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你？唱歌？你忘了咱儿子小时候，你哄他睡觉，刚开口孩子就吓哭了？”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扭头又躲进阳台。

从那天起，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每天下班回来，先洗头，再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偷喷我的花露水。晚上躺床上，背对着我，手机屏幕亮到半夜，偶尔还笑出声来。我问他跟谁聊得这么热乎，他猛地锁了屏，说：“没谁，看新闻呢。”我信他个鬼。有一天半夜，我假装睡熟，胳膊搭在他手机上。他轻轻把我的胳膊挪开，拿起手机蹑手蹑脚去了卫生间。我竖起耳朵，隔着门听见他小声说：“刘老师，您看我那一段练得行不？那个高音，我老上不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刘老师？听着像女人。他五十二了，半夜三更给女老师打电话？我气得浑身发热，等他回屋，我啪地拉开灯，问他：“刘老师是谁？”他愣了一下，说：“文化馆教唱歌的老师。”我冷笑：“教唱歌？白天教不行，非得半夜教？”他闷头半晌，说：“我不就是怕你多心吗？”我一下子火了：“怕我多心？你心里没鬼，还怕啥？”他再不吭声，抱起枕头被子去了沙发。

第二天晚上，他搬进次卧，我们正式分了床。那一分，就是八个月。

分床那阵子，我心里憋着一团火。他不解释，我也不问，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像隔着一堵墙。我不给他做饭，他也不说什么，自己在外面买碗面，回来一嘴辣椒味。有一次，我下班路过文化馆，亲眼看见他从门里出来，身边站着一个烫卷发的女人，俩人挨得挺近，女人还拍了拍他肩膀，笑着说：“回去多练练，气息要沉下去。”他点头哈腰，笑得满脸褶子。我躲在一棵槐树后面，指甲掐进树干里，眼泪差点没忍住——我们结婚二十八年，他从来没对我笑得那么贱。

晚上他回家，我把他那件新买的夹克衫扔到他脸上：“赵建军，你想离婚就直说，别这么糟践人！”他愣了，说：“那是刘老师，文化馆的，我说了八百遍。”我喊：“谁家老师天天跟学生搂搂抱抱的？”他的脸一下子涨成紫红色，嘴唇哆嗦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话：“等过年，你就知道了。”我狠狠吐了口唾沫：“过年？等着你俩双宿双飞呢！”那天我把他的枕头从窗户扔下楼，他在楼下捡枕头的样子，又滑稽又可怜，可我心硬得像石头。

之后的日子，我瘦了十来斤。夜里睡不着，总听见次卧传来低低的哼唱声，像蚊子叫一样。我心想，这是练歌呢还是哭丧呢？有一回我发烧，半夜起来倒水，杯子没拿稳，“啪”地摔碎了。他推开门，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去厨房端了杯温水进来，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板退烧药。我正想说句软话，他把水杯搁在床头柜上就走了。我攥着那杯水，烫得手心发疼，眼泪一颗一颗砸进去。我想，这个家是不是就这么散了？可我也不明白，明明是他先变了，怎么倒像是我在作？

腊月里，儿子从大学回来过年。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饭桌上试探着说：“妈，爸说除夕小区有联欢会，他想上台唱首歌，让咱们都去听。”我筷子一放：“我不去，丢不起那人。”儿子拉拉我的袖子：“妈，你就去吧，爸练了大半年了，不容易。”我心里一动，嘴上还是不饶人：“他练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儿子小声说：“爸说，那首歌是唱给你的。”

除夕那天，雪下得不大，小区广场上搭了个红彤彤的台子，喇叭里放着拜年歌，热闹得很。我被儿子生拉硬拽坐在第三排，周围都是街坊邻居。节目一个一个过去，大妈们跳舞，小孩们弹琴，我眼皮都没抬。快到最后的时候，报幕的大姐扯着嗓子喊：“下一个节目，男声独唱《最浪漫的事》，演唱者——赵建军！”台下稀稀拉拉拍了几下巴掌。我抬起头，看见他穿着那件新夹克，头发梳得油亮，两只手在裤缝上搓了搓，走上台。

他在台上站定，眼睛往下扫了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抖：“那个……我唱首歌，送给我老婆王翠花。”台下轰地笑开了。有人喊：“老赵，老夫老妻了，还整这洋气！”他搓了搓手，说：“年轻的时候穷，也顾不上啥浪漫。这半年多，我天天去文化馆跟着刘老师学唱歌，刘老师是好人，一分钱没收。我偷偷练，没敢让翠花知道，怕她笑话。今天我就当着一院子人的面，唱给她听。”

音乐响起来，他一张口，第一句就跑了调，低了半个音，第二句又高了半个音，底下人笑成一片。我也跟着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涌出来了。他不管别人怎么笑，眼睛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青筋鼓得老高，一句一句使劲儿唱：“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的嗓子又哑又涩，可每字每句都像砸在我心窝上。我坐在那里，手指在膝盖上抖成了筛子。儿子递过纸巾，我一把抓过来捂住脸，指缝里还看见他站在台上，笨拙地比划着一个爱心的动作。

唱完了，他鞠了个九十度的躬，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本，举起来说：“这是我参加县里农民工歌手大赛的获奖证，二等奖，奖金三千块。”台下“哇”的一声。他又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红绒盒子：“我用奖金买了个银镯子。本来想买金的，钱不够。”他眼睛红红的，对着我的方向说：“翠花，你上来。”我坐在那里动不了，儿子推了我一把：“妈，快去呀！”我抹着眼泪站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台。他忽然单膝跪下去，把盒子打开，里面一只亮晶晶的银镯子，镯子内壁好像刻着什么。他磕磕巴巴说：“翠花，这半年让你受委屈了。我嘴笨，不会说好听的，就想着，要是能学会唱首歌，过年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镯子上刻着咱俩的名字和结婚的日子——你愿意……愿意戴上不？”他跪在台上，仰着头看我，眼里的光比台子上的彩灯还亮。我一把抢过那只镯子，又哭又笑：“死老头子，大过年的跪什么跪！快起来！”他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给我往手上套，镯子有点紧，他费了好大劲才戴上，手腕都卡红了。我嘴上说疼，心里却热得发烫。

那天晚上回家，儿子识趣地溜到同学家去住。他把次卧的被子抱回主卧，铺得整整齐齐，站在床边看我。我坐在床沿上，低头摩挲那只镯子，问：“你啥时候学会耍这个心眼儿的？”他嘿嘿一笑，说：“去年开春，看了一段视频，说女人都吃这一套。我想着咱俩这辈子没正经浪漫过，就想试试。”我说：“那你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非要让我气半年？”他搓着手指，声音低了：“我怕唱不好，给你丢人。想着等练成了再告诉你，谁知道你反应那么大……”我气得捶了他一拳，他顺势抓住我的手，嘿嘿傻笑。

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烟花把窗户映得一亮一亮的。我躺下来，他躺在旁边，轻轻哼着那首跑调的《最浪漫的事》。我没再嫌他吵，反而觉得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安稳过。那只银镯子卡在手腕上，凉丝丝的，可我的身体是暖的。我想啊，二十八年了，吵过闹过，也分开睡过，以为日子早就变成白开水了。可原来，那个五十二岁的老头子，还藏着这么一份心思。他说得对，过日子不一定要金山银山，有时候，一首跑调的歌，一只卡手腕的银镯子，就够让人记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