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1917年，时年十三岁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以优异成绩从圣西普里安（St Cyprian’s）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毕业，并以“国王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伊顿公学由英王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立，是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男子寄宿学校——其初衷是为天赋过人的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后改由地方慈善基金会资助（故号为“公学”），至十八世纪乃逐渐演变为以培养政治领袖为目标的贵族私立学校。伊顿位于伦敦西郊温莎，距欧洲航线最繁忙的希思罗机场不过数英里之遥——与哈罗（Harrow）公学一同位于当时英国“教育和社会等级体系的金字塔顶端”。迄今为止，伊顿这所富有传奇性的学校共培养出二十余位英国首相，其余各领域领军人才更是不可胜数，被誉为“世界级精英的摇篮”。
1921年，奥威尔从伊顿毕业，如愿考取公务员编制，加入印度帝国警察（Indian Imperial Police）队伍，派驻缅甸。数年后，奥威尔辞职成为一名作家，他将伊顿前后的人生经历发为文章：在圣西普里安求学的经历被写入《如此快乐童年》——这篇檄文被传记作家称为“有史以来对教育体系最严厉的控诉之一”；在缅甸从警的经历被写入《缅甸岁月》，该作被视为奥威尔“文学性最强”的一部小说；甚至此后数年他以无业游民身份在底层社会四处闯荡的经历，也被写入《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作品之中。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奥威尔对长达四年半时间的伊顿生涯却讳莫如深。照传记作家迈耶斯（Jeffrey Meyers）的看法，奥威尔对伊顿似乎“毫无感恩之情”——正如他在1940年一次访谈中所言：“我在那里根本没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认为伊顿对我的成长说不上有多大影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从奥威尔的童年教育谈起。1911年，年仅八岁的奥威尔被父母送入圣西普里安预备学校学习。所谓预备学校，顾名思义，是指以升学（如公学）为目的而开设的私立小学，通常以高收费和贵族化为主要特征，旨在帮助学生备考，并提供比传统补习班更为广泛的全科教育，包括体育运动和各类竞赛。奥威尔所在的圣西普里安学校，堪称这类学校的缩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痛斥该校是“中产家庭的梦魇”，因为在这里，“如果没有十万英镑，你就是个窝囊废。金钱和特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最好是由继承所得，而不是靠工作所得”。
毫不奇怪，以“半价生”（scholarship boy，免交一半学费）身份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奥威尔一进校便饱受屈辱。在连续两次尿床后，奥威尔被校长夫人用马鞭一顿暴揍，此举给他造成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威权泛滥之处，毫无公正可言。事实上，校长夫妇办学的目的并非培养人才，而是借机敛财——他们以半价招揽奥威尔，无非是看中他的天赋，希望他在升学考试中一举夺魁，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由此可以招徕更多学生。为追求升学率，学校将传统教学法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照奥威尔本人的说法，“讽刺的是，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奖学金班的男孩子们被强塞硬灌进各种知识，如同一只只圣诞填鹅。然而他们学到的是些什么呢！奖学金班的职责，就是让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在他年仅十二三岁时，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一场竞争残酷的考试上”。
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文《如此快乐童年》（Such, Such Were the Joys）中，奥威尔塑造了一个充斥暴力和霸凌、恐惧与压制的黑暗世界——文章标题取自布莱克诗作《天真之歌》中的名篇“歌声荡漾青草地”（“The Echoing Green”，或译“回声绿地”），显然不无反讽意味。在校期间，奥威尔因生性怯懦、沉默寡言遭同学嘲笑，并因身上散发的异味遭舍友唾弃，由此变得越发敏感和自卑：“一个看起来相当快乐的孩子，实际上可能正在遭受无法或不愿透露的痛苦。”的确，对奥威尔来说，寄宿生活犹如一个“异域般的水下世界”，唯有亲身经历之人“才能窥见其中奥秘”。这里的教学内容陈腐不堪，以历史为例——“历史教材充斥各类政治口号，沦为臃肿、琐碎的流水账，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顺利进入一所像样的公立学校……无论如何，历史都被糟蹋得和学生本身一样糟糕”。
由于身份“低人一等”，奥威尔即使在学校无端挨打也要忍气吞声，甚至连父母寄来的玩具被没收也不敢声张。毫无疑问，正是在这里，“权力对个体的规训”令他刻骨铭心。“此间没有半点欢乐可言，”奥威尔在文末总结道，“因为记忆中绝大部分都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该校的法语老师威尔克斯夫人（Mrs. Wilkes），在她教导之下，年轻的奥威尔“形成了清晰流畅、晶莹剔透的行文风格”，这是他能够考入伊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一文风日后也成为他写作的标志。
伊顿公学
在正式就读伊顿之前，奥威尔还获得去威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短期进修的机会。该校于1850年代由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共同创立，旨在纪念威震欧陆的英国军事家威灵顿公爵（号称“战神”），其初衷是为军人子弟（尤其是阵亡将士子女）提供优质免费教育，后来也发展成为与伊顿、哈罗等齐名的另一所顶尖贵族学校。不过，相较于伊顿，威灵顿公学的军事化色彩更加浓厚——该校最流行的课外读物是《童军警探》（Scouting for Boys: A Handbook for Instruction in Good Citizenship，1908），在本书“导言”部分，作者写道，“书中那个纪律严明、足智多谋的男孩是帝国成功的栋梁之才，是延缓帝国衰落的中流砥柱，也是理想化的形象……他体格健壮，英勇善战，但又充满童趣，独立自由”。受此“童军意识形态”（Scouting ideology）激励，该校曾一度将“着眼于提供大批合乎标准的年轻人去征服、治理和保有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这对奥威尔后来的职业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奥威尔一同因考取伊顿奖学金而获得进修机会的康诺利（Cyril Connolly）也反感威灵顿的氛围，在他的记忆中，威灵顿公学留给人的印象无非是“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生在死气沉沉的灰砖瓦墙里喧嚣闹腾”。康诺利日后成为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权威期刊《地平线》（Horizon）的创办人兼主编，而奥威尔相当一部分随笔和政论文皆刊发于此。康诺利所谓的“喧嚣闹腾”其实是威灵顿公学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校园内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
二十世纪初，面对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中暴露出的国民体质下降、教育水平落后和科技竞争力不足等严峻问题，英国政府主张提升国家整体效率以应对德国、日本等新兴强国的挑战，即所谓“国家效率”（National Efficiency）运动，其目的在于“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借助于科学管理、教育改革和技术进步来提升英国的全球竞争力。按照官方的顶层设计，学校试图通过严格的纪律规训和道德教化，将大批“效率低下、身体退化”的知识青年改造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爱德华时代（Edwardian era）“新人”。可惜，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效果并不理想：借用奥威尔的话说，这帮“新人”最终沦为“一代不可教化（a generation of the unteachable）之人”，同时这一运动本身也越发显得“滑稽可笑”。
一战期间的伊顿学生
若干年后，在谈及威灵顿公学这一段经历时，奥威尔认为此间师生普遍存在认识误区：他们固执地认为，“智力超群是女人气的特质”，换言之，一个人只能通过身体力量来展示其男性气概，否则，便有损大英帝国高大威猛的形象。毫不奇怪，在文弱的奥威尔眼里，这所斯巴达式的学校“过于单调且令人压抑”，而唯一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是冬日与友人一道，在冰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1917年5月，奥威尔抵达伊顿注册入学，当被问及对这所新学校感觉如何时，奥威尔意味深长地回答：“不会比威灵顿公学更差吧，那里真是糟糕透顶。”
乍一看，伊顿的生活环境和教学水平远胜过奥威尔此前就读过的两所学校，但不知何故，奥威尔在这所名校度过的大把时光里依然“极不开心”。由于上课提不起精神，他的课业成绩平平，同时因为身边富家子弟出手阔绰，与他的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他的嫉恨之情也越发强烈。课余时间，他不太愿意加入贵族子弟扎堆的击剑或马术俱乐部，而是热衷于创办校园文学刊物，为此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使得他成为同学眼里格格不入的“怪人”。据传记记载，当时的奥威尔“性情疏懒、恃才傲物且行为冲动”，因此，“不可避免地与那些专横跋扈、难以相处的老师产生了矛盾冲突”。奥威尔的一位同级生则回忆说，“他喜欢卖弄聪明，对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冷嘲热讽，全然不顾他人感受，而他本人却乐在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奥威尔在伊顿郁郁寡欢并非毫无缘由。
成名后的奥威尔毫不掩饰他对伊顿的厌恶之情。比如他在1945年《动物庄园》乌克兰文译本“序言”中坦承：“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一类型的学校。”后来，他在为一家美国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依然坚称：“我待在伊顿，只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而我并不属于在那儿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圈子。”的确，和寄宿学校相比，奥威尔在伊顿不仅拥有自由、闲暇、宽松的学术环境，甚至还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隔间”，然而，令奥威尔感到苦恼的是，他需要参加千篇一律的童军操练，需要在作文中讴歌帝国的丰功伟业，需要出席学校组织的和平庆典——后来，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他曾描绘1919年伊顿为庆祝一战胜利而举行的晚会场景：在黑暗之中，校方要求全体学生高举手电筒，齐唱爱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鱼贯进入操场。伊顿的校服本来就样式古怪，此刻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像个傻瓜”。
此外，高调亢进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令年轻的奥威尔心生迷惘：历史教科书详细描述帝国的创建过程，充斥溢美之词；学校博物馆陈列掠夺自世界各地的文物，仿佛是为殖民者谱写的一曲无言颂歌；校园中矗立的维多利亚女王塑像，时刻昭示大英帝国的荣耀与辉煌。根据伊顿校友、时任殖民地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的说法，包括伊顿学子在内的爱国青年之责任，是面向世界“传播明智的法律、优秀的政府以及组织良好的财政”，以及面向世界“提供一种体系，俾使最卑微之人可以与最伟大之人平等享有不受压迫的自由”。因此，对他们来说，拥有并统治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帝国臣民理应担负的世界职责，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在这样一套官方话术反复灌输之下，帝国意识几乎渗入每个英国人肌肤之中——诚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校园民谣吟唱的那样：“少男少女共学习，要做帝国之藩篱。英伦人民无所惧，吾国强大不可移。”
“做帝国之藩篱”这一口号令奥威尔血脉偾张。伊顿毕业后，他放弃了报考牛津、剑桥的机会，而是毅然加入殖民帝国警察系统，自告奋勇为大英帝国“镇守边陲”。然而，事与愿违：五年的缅甸岁月不但未能激发他的爱国热情，反而将他残存的理想消磨殆尽。目睹殖民地官员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以及底层民众诚惶诚恐、饱受屈辱，奥威尔正义感爆棚，遂不顾亲友劝阻（因此损失一大笔养老金），愤然辞去公职。1940年，奥威尔在接受《20世纪作家》编辑访谈时表示，“我之所以辞职，部分原因是缅甸的气候损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产生了要从事写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为帝国主义服务了，我认为帝国是一帮恣意作乐、花天酒地的家伙组成的”。为这样一群人效力，令他深感耻辱：“过去五年来我一直是专制体制的爪牙，让我的良心觉得很愧疚……我觉得自己不仅必须离开帝国体制，而且我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
此后，奥威尔走上了他孜孜以求的文学创作道路，并取得了斐然成就。在此期间，他的政治立场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早年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以《绞刑》《射象记》为代表），到参加西班牙内战后的反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转向（以《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为代表）。事实上，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者”还是作为“政治激进派”，奥威尔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皆非简单的“左”“右”标签所能概括，因为其中彰显的“是一种基于个人良知与经验观察的、独立于任何党派教条的政治批判精神”，而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和习惯养成，显然得益于伊顿自由包容的良好环境。
1948年，病魔缠身的奥威尔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撰文，回顾早年在伊顿的求学历程，感慨万千。他首先承认，尽管在校期间他极其憎恨压腿、弹跳和正步走之类机械呆板的动作，但伊顿公学近乎严苛的战时军事训练日后的确令他受益匪浅——无论是在缅甸暴民叛乱现场、西班牙内战前线，还是在伦敦大轰炸期间——否则他可能“尚未成名便一命呜呼”。随后，他摒弃先前的偏见，不失礼貌地称赞伊顿公学，认为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宽容文明的氛围，让每个男孩都有公平的机会发展个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像在圣西普里安寄宿学校一样，奥威尔在伊顿有幸遇到了另一位影响他终生的法语老师赫胥黎（Aldous Huxley）。
赫胥黎
赫胥黎出身英国南部文学世家，祖父是“进化论斗士”托马斯·赫胥黎，父亲伦纳德·赫胥黎是文学名刊《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的主编，母亲是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的侄女。1908年，赫胥黎就读于伊顿公学，三年后患上点状角膜炎，致使他近乎双目失明，一度只能借助盲文读写。自牛津大学毕业后，赫胥黎重返伊顿执教，担任法语代课教师。赫胥黎缺乏教学经验，无力维持课堂秩序，而他本人又十分讨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必须时时“装作比学生更有学识、更值得尊敬”。更要命的是，因视力不佳（绰号“半盲”），赫胥黎时常遭学生捉弄，处境极为尴尬。当此时也，惯于打抱不平的奥威尔挺身而出，挽回师尊颜面，师生二人亦由此订交。1932年，赫胥黎小说《美丽新世界》面世，奥威尔拜读后大为震动。日后在谈及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时，奥威尔曾多次提及《美丽新世界》，评价此书“开反乌托邦小说之先河”，并赞誉赫胥黎这位昔日导师为“时代之先知”。
1949年10月，赫胥黎在研读《一九八四》后致信奥威尔，一方面肯定小说的社会批判“力透纸背”，另一方面也对极权统治下未来社会形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未来的暴政可能并非通过武力，而是通过诱惑手段使得每个人心甘情愿处于“臣服”状态。奥威尔惧怕未来书籍被查封，赫胥黎则认为根本无需查禁书籍，因为届时已无人想要读书。奥威尔担心真相被隐瞒，赫胥黎则担心真相会被淹没在无关紧要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奥威尔担忧未来的文化成为一种“受禁锢的”文化，赫胥黎则担忧另一种“琐碎肤浅的”文化更为致命——这类毒品文化诱导人们沉迷于“感官电影”“疯狂购物”“狂欢滥交”（orgy-porgy）之类的享乐活动，娱乐至死，且无怨无悔。基于以上分析，赫胥黎作出预判，“美丽新世界”的居民已被消灭了个性——由于对美的追求会导致不幸，所以在这里没有文化艺术，没有人道主义，也没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但社会秩序非常稳定。身处这样的社会，无需“老大哥”出面胁迫或暗中监视，人们自会甘于将个人权利拱手相让。由此，赫胥黎断言，“我相信，世上的统治者会发现作为统治手段，跟大棒和监狱比起来，从小调教和麻醉催眠法更有效。通过使人们热爱被奴役状态，同样能达到鞭笞和脚踢令其服从的效果”。似乎意犹未尽，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再版“序言”中重申——“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其特征在于：由政治权贵及其庞大的管理阶层组成的无所不能的统治集团，控制着一群无需强迫便甘愿为奴的民众——因为他们热爱这种奴役状态”。
《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书名源自英国皇家徽章的核心图案）是奥威尔最负盛名的一部社会评论集，书中若干观点与赫胥黎遥相呼应。比如奥威尔在书中以冷峻的口吻写道，“滑铁卢战役或许是在伊顿的操场上打赢的，但其后多次战争一开战也是在伊顿操场上输掉的。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里，英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统治阶级能力的衰退”——文中“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操场打赢的”一语，据说是伊顿杰出校友威灵顿公爵赞美母校的名言，但奥威尔对此不以为然。或许，他更认同另一位伊顿校友、著名小说家沃特金斯（Paul Watkins）的格言：伊顿教给他最有价值的一课是“要有勇气去追求我认为自己生来就该做的事，而不仅仅是别人想让我做的事”。动心忍性如奥威尔，诚可谓这一格言的践行者。
有意思的是，对于奥威尔的冷嘲热讽，母校似乎并未放在心上。2015年，伊顿公学设立“奥威尔青年文学奖”（The Orwell Youth Prize），鼓励年轻学者不畏强权，自由表达思想——“哪怕与全世界为敌”（against the whole world）。作为一所办学历史近六百年的顶级名校，伊顿公学的胸襟怀抱，令人由衷感佩。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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