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郭伟去朝鲜打工，是去年冬天的事。那时候我婶婶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家里欠着医院的钱，郭伟在县城的工地又断了活。他说那边工资按美元算，干半年就能把账还上。

出发前一天，婶婶把一个旧军绿色保温杯塞进他包里，杯盖拧得很紧。

“别总喝凉水。”她说。

郭伟笑了一下：“我又不是小孩。”

他到朝鲜第三个月，就因为调戏一个当地姑娘，被姑娘当场抓了起来。

消息是晚上九点多传回来的。婶婶正在厨房洗碗，手机响了半天她才听见。我接起来，对面是郭伟工友老冯，声音压得很低。

“你们家郭伟出事了。”老冯说，“让当地保卫部门带走了。”

我问：“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去小卖部买烟，跟人家姑娘说了几句不好听的。后来还伸手拽人家的围巾。姑娘没跑，反手把他按在地上，叫来了人。”

婶婶端着湿漉漉的碗出来，见我脸色不对，就问：“是不是小伟？”

我没敢马上说。

老冯又补了一句：“人没受伤，就是现在还没放。”

婶婶手里的碗碰在水池边，发出一声脆响。

第二天一早，我陪她去了郭伟工作的中介公司。屋里坐着一个姓周的负责人，四十多岁，手边放着一摞合同。他先给我们倒水，水是凉的，婶婶没有喝。

“先别急。”周经理说，“当地那边要调查。事情不大，但他确实碰了人家。”

婶婶说：“碰一下能多大事？把人放回来不就行了？”

周经理看了她一眼，没接这句话。

我问：“他到底做了什么？”

“调戏。”周经理说，“不是开玩笑那么简单。”

婶婶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一下一下抠着指甲边的皮。

郭伟从小就爱嘴贫。小时候见到邻居家的姑娘，会故意挡在门口不让人过去。人家骂他，他还觉得自己有本事。后来他结过一次婚，婚礼办完不到两年，女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段时间他常说女人都经不起玩笑，谁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

我以前听见这话，只当他喝多了发牢骚。

第三天，中介的人让我们签了一份担保材料，说等调查结束，家属要负责赔偿和后续费用。婶婶看不清字，把材料推给我。

“你读给我听。”

我一条一条读下去，读到“如有违法行为，费用由本人及家属承担”时，她突然问：“要多少钱？”

“现在说不好。”周经理说，“可能是罚款，也可能要提前终止合同。”

婶婶低头看着那只旧保温杯。那是郭伟走之前她给他装的。后来老冯把他的行李送回来，杯子也在里面，表面磕掉了一块漆，杯口还沾着茶垢。

“他挣的钱呢？”婶婶问。

周经理说：“先冻结一部分，等事情处理完再说。”

这句话让婶婶站了起来。

“他去那边就是为了挣钱。现在人关了，钱也不让拿，我们怎么办？”

周经理皱了皱眉：“大姐，这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当地人报了案，程序得走。”

回家的路上，婶婶一直拎着那个保温杯。她本来眼睛就看不清，走路总要抓着我的胳膊。到了公交站，她忽然说：“小伟不是坏人。”

我没说话。

“他就是嘴欠。”她又说，“他从小就这样。”

我看着她手里的杯子，说：“嘴欠不能拽人家。”

她抿着嘴，半天没吭声。

过了两天，老冯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郭伟坐在一间白墙屋里，脸比以前瘦了，头发乱着。桌上放着一碗没动过的饭，旁边就是那只保温杯。

我问老冯，杯子怎么还在他那里。

老冯说：“他被带走时死活要拿，说是你婶婶给的。”

我把照片给婶婶看。她凑得很近，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吃饭了吗？”

“说是没动。”

“你问问他，胃药带了没有。”

我说：“他现在还顾得上胃药？”

婶婶转身去柜子里找药。她找了半天，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郭伟以前落下的两板胃药。

“你给老冯，让他想办法送过去。”

那天晚上，郭伟终于打来电话。电话很短，旁边一直有人催。

“哥。”他先叫我。

“嗯。”

“妈怎么样？”

“婶婶，不是妈。”

“我知道。”他停了一下，“她眼睛还疼不疼？”

“你别问这些，先说你自己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

我问：“你为什么要碰人家？”

他没出声。

“郭伟，说话。”

“我就拽了一下围巾。”他说，“她本来跟我笑，我以为她没生气。”

“她为什么抓你？”

“她会一点擒拿。”

我差点气笑了：“你还觉得挺有意思？”

“不是。”他的声音低下去，“她把我按倒的时候，我也没想到。”

“你道歉没有？”

“道了。”

“人家接受了吗？”

“她没说话。”

电话被切断前，我听见他问：“哥，保温杯是不是还在？”

我说：“在你手里。”

他嗯了一声，像是放心了。

后来周经理告诉我们，那个姑娘叫金顺姬，在小卖部帮家里看店。她不是第一次被郭伟纠缠。前两次郭伟只是站在门口吹口哨，说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话，她都忍了。第三次，他喝了酒，挡住她的路，还伸手扯她的围巾。

“她哥哥以前在外地出事，家里一直不愿意惹麻烦。”周经理说，“这次她没有忍。”

我问：“她哥哥怎么了？”

周经理摇头：“这个我也不清楚。”

又过了一周，郭伟的电话打不通了。中介说，调查还没结束。他们让我们准备一笔钱，先交给当地合作方，作为赔偿和保证金。

婶婶把家里的存折拿出来，放在桌上。那里面是她做了十几年缝纫攒下的钱，还有郭伟结婚时借给他的两万块。

“都取出来？”我问。

“先取一半。”

“够吗？”

“够不够都得取。”

她说完拿起保温杯，往里面倒热水。水烧开后，她拧好杯盖，放在桌角。第二天早上，她又把水倒掉，重新换了一遍。

我看了几天，终于忍不住说：“他不在家，你天天给谁换水？”

婶婶的动作停住了。

“习惯了。”

她把杯子里的水倒进水池，又冲了两遍杯口。

“他爸走的时候，”她说，“小伟才十二岁。他爸在煤矿上出事，人送回来时，手还是凉的。那以后小伟晚上不敢一个人睡，非要挤在我屋里。后来他长大了，嘴越来越硬，什么都不肯跟人说。”

她把杯盖放在掌心里擦。

“我知道他做错了。”她说，“可他要是没人管，回来以后还能去哪儿？”

我说：“管他，不等于替他瞒。”

“我没说要替他瞒。”

她说完，又把杯盖拧上。拧得很用力。

赔偿金交出去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郭伟被罚了一笔钱，合同提前终止，还要写道歉信。中介的人把那封信拿给我看，纸上只有几行字。

郭伟写得歪歪扭扭，说自己喝了酒，行为不当，给金顺姬造成了困扰，请求原谅。

我看完问：“她签字了吗？”

周经理说：“她收到了，但没签。”

“那这封信算什么？”

周经理叹了口气：“算他态度。”

我把信折起来，没带走。

郭伟回来的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从长途车上下来，肩膀塌着，手里只拎了一个旧旅行袋。人瘦了一圈，胡子也没刮干净。

婶婶在门口等他，没像以前那样赶紧迎过去，只问了一句：“吃饭了吗？”

郭伟摇头。

她转身进厨房，把锅里温着的粥盛出来，又拿了两个馒头。郭伟坐下后，端起碗就喝，烫得直吸气。

婶婶把保温杯放到他面前。

“你的东西。”

郭伟看见杯子，伸手去拿，手停在半空。

“她后来怎么样？”他问。

我站在门边，说：“你自己不会问吗？”

他低着头：“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中介有。”

“我问过了。”他说，“他们不给。”

我看着他：“你是不是觉得赔了钱、写了道歉信，事情就完了？”

郭伟握着勺子，半天没动。

“她哥哥以前在外地出事，不是工伤。”我说，“是被人欺负，家里想讨个说法，最后什么也没讨到。她那天抓你的时候，手都在抖，但她没有松开。”

郭伟的脸慢慢变白。

“谁告诉你的？”

“周经理。”

他低头喝粥，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

他没有反驳。

过了一会儿，他问：“哥，我是不是把事情弄得很大？”

我说：“对她来说，本来就很大。”

屋里只剩下勺子碰碗的声音。婶婶坐在旁边剥鸡蛋，剥好后放到他碗里。郭伟看着那个鸡蛋，没有拿。

“我不是想欺负她。”他说。

我说：“可你做出来的就是欺负。”

他点了点头，像是第一次听见这句话。

那天晚上，郭伟没有住在家里。他说要去县城找活，先在朋友的仓库打地铺。临走时，他把保温杯留下了。

婶婶问：“怎么不要？”

他说：“杯盖漏水了。”

我拿过来拧了拧，杯盖其实好好的。

郭伟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婶，我下个月把钱还你。”

婶婶正在收拾桌上的碗，没有抬头。

“先把活干稳了再说。”

门关上以后，她把那个保温杯洗了很久。杯口的茶垢已经结住，怎么冲都还有一圈淡黄的印子。她拿旧牙刷一点点刷，刷到手指发红，才停下来。

后来郭伟真的找到了活，在城南一家粮油店搬货。钱不多，但每个月会按时给婶婶打一点。头几次他打电话，总问杯子还在不在。

婶婶说：“在柜子里。”

她没有告诉他，自己早就不用那个杯子装水了。她把它放在灶台边，里面装着盐勺、橡皮筋和几把旧钥匙。

有一天傍晚，我去给婶婶送眼药水，听见厨房里传来拧杯盖的声音。

她把杯子装满热水，端到窗边。窗外天色很暗，远处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响了一声，又一声。

婶婶把杯子放在那里，没有喝，也没有再倒掉。

过了很久，她才拿起手机，给郭伟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别迟到，老板不会一直等你。”

发完，她把保温杯的盖子重新拧紧。杯身上那块掉漆的地方，在厨房的灯下露出一小片发白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