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元，可以购买一件超一线城市的中学校服上衣。
2026年9月开学第一天，“深圳校服真香”的词条冲上热搜。引爆传播的一张照片，是超市货架上蓝白相间的深圳校服，一旁用黄底大字标注“19.9元”。
实际上，深圳早在2002年就统一了全市校服款式，2018年又进一步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统一订货，买校服完全变成了学生和家长自己的事。自那之后，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等渠道全面铺开，校服逐渐变成一件打破学生身份与校园界限的单品。
20多年来，全市统一穿一件校服，一度成为深圳的城市标签之一。在中国多数地区，中小学生校服仍然实行“一校一款”，由学校作为研发和采购主体，结合家长、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提议，综合形成各校不同的校服款式。
全市统一穿一件校服 / 图源：视觉中国
校服看似是只属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小事，但当一件校服涉及从采购到质检再到教育政策制定等多链条，当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关于校服的事，就不再是只关于一小撮人的事。
据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约1.57亿人，加上普通高中在校生，合计约1.87亿人。这超过全国1/10的人口，既是一块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基础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基本盘。
以深圳为代表，校服采购正从封闭的校内循环走向开放的市场竞争。这一变动同时承载了公共服务市场化边界、教育公平保障机制等议题。南风窗采访了深圳校服的使用者与消费者，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中小学校服研发设计中心主任崔玉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等学者，发现一件看似普通的校服背后，大有乾坤。
从学校到商场
出生于1994年的郝棋在深圳度过小学与中学，2011年以后，他先后到武汉与南京上学，在异地的高校校园里，他还偶尔能看见穿着深圳校服的大学生，“（校服）是深圳学生自我认同的一部分”。郝棋曾经穿着校裤走在校园里时被路人认出来，对方问他：“是不是深圳老乡？”
“主要是校裤，尤其是冬季校裤。”郝棋说，相较于标志明显的上衣，校裤因为更为平常的款式与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学生之间隐晦的识别标志，“甚至已经是一件‘时尚单品’了”。
深圳中学校服以长短袖T恤、夹克外套与夏秋季校裤为主，校裤布料以纯棉为主，弹性、宽松程度，都受到学生广泛认可。一名于2021年在深圳某高中毕业的学生，将校服长裤带到了大学，并持续穿到了大三，“至今还没找到和它差不多（舒适）的裤子代替”。
冬雨不是深圳人，也没有在深圳工作过，但她依然在去深圳探亲时，于一家大型超市购买了一条深圳中学的夏季校裤，才“二十几块钱”，她拿它当睡裤使用。即便不是深圳学生，在广州念大学时，冬雨也见过不少学生穿着深圳校裤，当时她也想过买一条来穿，“但不知道去哪买”。
刘亦菲身穿深圳校服 /《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剧照
从“特定身份认同”，到超越身份与符号的功能性普通消费品，一件校服承载的社会性意义，在时代变迁中得到了延展与充实。
这个过程，花了深圳20余年。
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广泛征求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市统一校服款式和颜色。在那之前，深圳与全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实施“一校一款”。学校自己设计、自己招标、自己对接厂家，家长则几乎没有选择权。
彼时，深圳正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沿，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据深圳市统计局，2002年，深圳各类学校学生超过70万人，其中2002年全市普通初中和小学解决流动人口子女31.43万人就读，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61.28%。
深圳市小学生身着校服在课堂上课 / 图源：新华社
校服使用者人数激增，且多数孩子来自来深建设者家庭，父母工作经常流动，导致孩子转学需求高。且不同学校、厂家的校服价格与质量差异大，缺乏统一标准，家庭的负担也参差不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对南风窗表示，“一市一款”推出时，首先面临的确实是“大量外来流动学生的现实约束”“跨校转学频率高”等问题。“各校各自定制校服会产生大量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前分散采购阶段，不少环节容易滋生牟利空间，校服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也亟需通过统一规则快速落地教育公平的基础目标。”
曾于2003年至2006年期间，在深圳就读过4年小学的陈林告诉南风窗，当时父母从湖南来深工作，先后换过几次住址，自己曾从福田区转学到南山区，身边类似的同学也不在少数，大家似乎习惯了转学。但统一的校服，使得这种流动间产生的排异感大大降低，学生能很快融入学校。
2013年，深圳校服被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收藏，并在2015年作为“Civic Objects”（公民物品）之一在该馆展览中展出。V&A官网介绍，深圳统一校服让全市中学生穿着相同的标准化服装，既便于学生彼此识别，也避免学校通过各自定制校服牟利。
深圳校服在2015年作为“Civic Objects”（公民物品）之一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展览中展出
在王鹏看来，“一市一款”模式带来了一些明确可见的直接好处：“抹平了校际、家境之间的着装身份差异，从源头上减少了学生间的着装攀比空间；转学无需重复购置校服，大幅降低普通家庭支出；统一着装也能成为几代学生共有的城市青春记忆。”
但对应的隐患也依然存在：完全统一的款式，会压缩校园文化的专属表达空间，弱化不同学校的身份辨识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校园日常安全管理，也让青少年的个性化表达需求长期缺少合理的释放出口”。
据深圳市官方发布的《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底，深圳全市小学及普通中学的在校学生总数约为203.73万人。尽管中小学校服款式略有区别，但近200万人穿上同一系列校服，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王鹏提醒，标准化工具的适用，要注意“产品核心品质指标可清晰量化，本地有成熟的充分竞争供给市场，同时配套完善的全流程监管兜底机制，几个条件缺一不可”。
“放”还是“统”
郝棋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2002年后），深圳校服就已经可以在超市自行购买，单件价格在“几十到一百”，买全套的话应该更贵一些。2011年，深圳定指导价，将一套校服的价格压到了百元以内。
而对外地人冬雨来说，2023年第一次在深圳超市发现一件校服可以购买的时候，她产生了好奇，于是“冲动消费”了。
2018年，深圳正式停止统一校服招标，取消指导价，改为“行业协会备案+政府质量监管”。这意味着，学校彻底从采购和管理环节退出，校服成为一件普通商品，交由市场调节。
一时间，约150家企业充分竞争，基础款校服价格迅速被拉低。据媒体报道，当年的深圳校服夏季单件低至25元至45元不等，春秋运动服一套在五六十元至七八十元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适应，深圳校服最终被推到了百元内的常态价格区间。
深圳校服销售总店校服套装价格
王鹏认为，用市场化购买替代行政化采购校服的模式，是把标准化作为核心政策工具的典型实践，“本质是把行政力量从繁琐的采购执行环节抽离，集中资源转向标准制定和全链条质量监管——既跳出了传统行政全包揽的统购统销框架，也不同于各校完全自主定制的分散模式”。
不过，完全市场化后，校服质量的监管面临新的挑战。2019年6月，就在深圳取消指导价的次年，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19年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的通报》，通报显示，在抽取的全市流通领域26家销售单位80批次中小学生校服中，不合格产品29批次，不合格率为36.25%，为4年来最高。不合格项目包括绳带、纱线线密度偏差率、接缝性能、纤维含量等等。
王鹏指出，“款式统一+采购市场化”的组合，对校服设计品质的影响是双向的。“正面来看，完全开放的市场竞争会倒逼企业跳出此前千篇一律的旧思路，主动优化版型、升级面料，贴合学生日常运动、上学的实际穿着需求。”
但与此同时，激烈的低价竞争，亦容易使得企业无限压缩利润，投入长期设计与研发的资源减少，造成“挤压效应”，“绝大多数中小校服企业的利润被压到极低，几乎没有余力投入长期的面料研发和版型优化，只有少数头部品牌能靠规模化的市场份额，保留少量研发投入的空间”。王鹏提醒：“长期来看，很容易陷入同质化内卷，难以出现真正有突破性的原创校服设计。”
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中小学校服研发设计中心主任、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校服产业分会副会长崔玉梅认为，校服的过度低价未必是好事，“校服比一般的童装质量要求高很多”。崔玉梅说，如果严格按照“国标31888”的标准，许多校服未必能过关，“比如在起毛起球方面，很多面料就过不了关，其次，深色的湿摩、耐光色牢度，很多都难以达到国标”。
2015年6月30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中国首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的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GB/T31888（简称“国标31888”），填补了此前校服行业缺乏统一国家标准的空白。这一标准规定了中小学生校服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贮运和标志等等，比如明确校服中的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等含量需达到相关安全规范，不划分等级、只设立一档准入门槛。
当然，质量是否过硬，其实与校服是否市场化并无绝对关系。如果延续传统的学校统一采购模式，一件校服在进入学生手中之前，往往需要经过两次独立的质量检验，即供货企业的“出厂检”和采购学校的“验收检”。只有第二次检验也合格，校服才能最终发给学生。如果二次送检不合格，校服将被退换，相关费用和损失通常由供货企业承担。
比起完全化的市场竞争，双重保险的确更能在质量上把关，但风险仍然无法规避。
比如，学校统一采购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集中、决策不透明，容易滋生利益输送。比如2018年，海南省临高县纪委监委集中通报了当地教育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其中一校长在校服采购等事项中收受财物共计12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重庆涪陵某勤工俭学服务中心主任在统一订购学生校服、军训服的过程中，先后6次收受服装厂老板贿赂共计15.7万元。
统一采购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集中、决策不透明，容易滋生利益输送 / AI制图（诺言）
又如，在“双检”系统出台之前，统一采购的非公开环节，也可能存在质检盲区。2005年8月，上海市质监局对市内10家校服企业生产的21种产品进行过一次专项突击抽查，发现某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学生马甲中容易致癌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严重超标。
可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统一采购还是市场竞争，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市场化改革必须配套强监管，校服的统一和市场化，不能以牺牲质检、风格为前提。
相较于市场与竞争，更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或许是放开市场后的质量兜底机制。王鹏表示，“校服监管码、颜色团体标准这类数字化、标准化工具，虽然能大幅压缩质量违规的操作空间，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路可追溯，把不合格率长期控制在极低的合理区间，但从根本上完全杜绝质量分化，仍需要常态化的抽检机制作为补充兜底。”
不仅是一件校服
从社会层面看，校服的本质应当为教育服务。校服使用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使用场景多为校园。孩子成长迅速，且极易在活动中频繁出现肢体伸展、拉扯，一套校服的使用寿命也许不会很长，甚至短期内就磨损、破坏而需更换。
于是，对校服制作者而言，首先需要考虑的就应是质量与舒适。
以如今常见的白色底色校服为例，王鹏指出：“要想达到防透的硬性要求，从服装工艺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难以突破的门槛。同时兼顾透气性、耐磨性和防透性，则需要成熟的高支高密平织面料工艺，以及完善的上游纺织产业供应链作为支撑。”
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要求白色面料要求“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
深圳校服颜色团体标准 / 图源：深圳新闻网
从2002年的款式统一，到2015年的国标落地，再到2026年的颜色团体标准，20余年来，深圳用不断细化的技术标准，将政府的监管角色从“采购审批”转向“标准制定与质量监督”。
当校服变成一件普通商品，监管的重心也需要从生产、流通环节，进一步延伸到用户反馈与市场信息的系统运用。每件校服印有的“校服监管码”，已经让家长在购买时即可扫码验证质检信息，如何将这些分散的用户数据转化为持续改进监管的依据，是深圳校服治理的下一个课题。
2025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明确要求建立以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家长和学生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同时重申“双送检”“明标识”等关键制度。
2026年7月，教育部又发布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学校是校服选用采购的法定责任主体，强调采购须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
《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中强调采购须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
一方面，政府试图通过强化学校的主体责任和家长话语权，遏制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和质量失控；另一方面，深圳经过20余年探索形成的“强标准+充分市场化”路径，已经证明了其在降低成本、打破垄断和提升流通效率上的独特优势。
事实上，除深圳外，全国已有20多个地市陆续试点及推广“一市一款”校服。
对全国仍实行“一校一款”或区域统一采购的城市而言，深圳经验提供了一种参照，但需要提醒的是，深圳模式行之有效的一个前提，是高度成熟的纺织供应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20多年以来市民对“统一款式”这一城市文化符号的高度认同。
而对于没有这种历史积累的城市，贸然推行“一市一款+市场化购买”，可能面临着更细节的阻碍。比如，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来支撑多家企业的充分竞争，若强行放开由学校或家长自主采购，反而可能因议价能力分散而导致价格回升，甚至滋生新的寻租空间。
2026年3月27日，歌手徐良“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会在深圳湾“春茧”体育馆举行，他身穿同款深圳校服
目前，各中小学的校服仍以运动装为主流，亦有越来越多学校开始探索新的风格。
崔玉梅认为，传统的“一校一款”亦有其长处。“每个学校可以紧跟着这个潮流和科技发展往前走，新型面料、新型工艺出来了，他们都可以跟得上。”
多个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校服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元。它覆盖上亿中小学生，我们关心的早已不只是“统一还是放开”的讨论，更关乎教育的公益属性、未成年人的美育，以及城市治理的细密功夫。
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城市，都需要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件什么样的校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郝棋、冬雨、陈林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1期
作者 |永舟
编辑 | 张来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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