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蒙古有多落魄呢？平均每五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守寡

我在首尔飞乌兰巴托的飞机上认识了图雅。她坐我旁边，怀里抱着个婴儿，手里攥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飞机颠簸的时候她抓紧扶手，指关节发白，但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第一次坐飞机？”我用蒙语问她。

“第三次。”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很黑，很深，“前两次都是去韩国找活干。这次回来，不走了。”

“为什么？”

她把怀里的婴儿往上抱了抱，没说话。孩子睡着了，睫毛很长，小嘴微微张着。她低头在孩子额头上碰了一下，然后看向窗外。云层很厚，什么也看不见。

我是到乌兰巴托做生意的。在韩国待了六年，攒了点钱，想来蒙古开个小饭馆。飞机落地的时候，图雅问我：“你待多久？”

“看情况。可能一年，可能更久。”

“别去棚户区。”她站起来拿行李，动作很利索，“那边危险。”

她说完就走了，没留电话，也没问我叫什么。我看着她抱着孩子穿过廊桥，背影瘦得像一根竹竿，竹竿上挂着一件洗褪色的牛仔外套。

后来我还是去了棚户区。我要找的铺面在乌兰巴托东边，租金便宜，但中介说那边环境复杂，让我自己掂量。我去了，站在山坡上看下去，铁皮房子密密麻麻从山顶铺到山脚，像一堆被风吹散的破纸盒。烟囱冒着灰烟，味道呛人，分不清是煤烟还是垃圾焚烧。

图雅就住在其中一间铁皮房里。

我认出她的时候，她正蹲在门口烧水。铁皮房比我想象中还小，一个炉子一张床，灶台挨着马桶，中间拉一根铁丝挂衣服。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好像我出现在这里是她早就料到的事。

“找铺面？”她问。

“嗯。”

“那边有一间空着。”她指了指山坡下，“以前是中国人开的，卖建材，后来跑了。”

“为什么跑？”

“他老婆跟人走了。”她把烧开的水倒进暖瓶，“蒙古男人抢的。他一个人，斗不过。”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像在说邻居家丢了一只羊。我蹲下来，帮她把柴火码好。她的婴儿在屋里床上睡着，旁边躺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也在睡。两个孩子的脸脏兮兮的，但睡得很沉。

“两个都是你的？”

“嗯。大的六岁，小的两个月。”

“男人呢？”

她把暖瓶盖子拧紧，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去韩国了。三年了。”

“没回来过？”

“寄过钱。第一年寄了两次。后来没了。”

她走进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照片，散乱地堆着。她翻了两下，抽出一张递给我。照片上她和一个男人站在草原上，背后是成群的羊。男人穿蒙古袍，她穿红裙子，两个人笑得很开心。照片右下角印着日期：2016年7月。

“那时候我们在牧区。草场好，羊也多。”她把照片翻过去，背面写着一行蒙文：永远不分开。“后来草场旱了，羊死了一半。我们把剩下的卖了，搬到城里。他说去韩国挣两年就回来，买一群羊，回牧区。”

“两年变三年了。”

“三年变五年，五年变十年。我等他到第二个孩子都会走路了，他还在韩国。他说再等等。每次都说再等等。”

她从箱子最底下翻出一张汇款单，金额换算成人民币不到两千。日期是三年前。

“这是最后一笔。”她说，“我后来打电话，他不接。托在韩国的老乡打听，有人说他去了工地，有人说他进厂了，有人说他跟一个中国女人住在一起。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她把汇款单撕了，碎纸扔进炉子里，火苗窜了一下，又灭了。

我在乌兰巴托待了两个月。铺面租下来了，装修、进货、办证，忙得脚不沾地。图雅偶尔来我饭馆帮忙，洗碗、擦桌子、收拾后厨。她话很少，但干活利索。我给她开工资，她不要，说管两顿饭就行。

“你图什么？”我问她。

“图个地方去。”她把碗摞起来，手泡在冷水里，指关节红红的，“在棚户区待着，每天从早到晚就是等。等孩子长大，等男人回来，等那笔永远不来的钱。来你这儿干活，至少不用等。”

“你不指望他回来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饭馆后厨的灯泡发黄，照着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像刀刻的。

“我托人查了。他在韩国跟一个朝鲜族的女人登记了。那个女人在那边开餐馆，他给她炒菜。三年前就登记了。”

我手一停。

“那你怎么不离婚？”

“离了，然后呢？”她把碗放回架子上，擦干手，“我没上过学，不会说韩语，没技术，两个孩子要吃饭。他在那边好歹能往家寄点钱。离了，他更有理由不管了。”

“可他三年没寄了。”

“所以我去韩国找过他。”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台面上，“去年去的。找了半个月。找到那家餐馆，看见他在后厨炒菜。那个朝鲜族女人在柜台收钱，两个人配合得很好。我站在门外看了半天，没进去。”

“为什么？”

“他炒菜的样子，跟以前在牧区烤羊肉一样。”她声音低下去，“我看了就想，算了。他在那边过得好。我进去闹，他丢了工作，回来又是一张吃饭的嘴。算了。”

她说完，拿起抹布擦灶台。灶台上油腻腻的，她擦了三遍才擦干净。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擦完灶台，把抹布洗了，晾在绳子上。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你问我蒙古有多落魄？你看我就知道了。五个女人里有一个守寡。但守寡不是男人死了。男人死了，你哭一场，埋了，日子还得过。可男人活着，在别的地方活着，跟别人活着，你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她把围裙重新系上，准备下班。

“我每天早上醒过来，都要花几秒钟想一件事——我到底算有男人还是没男人？想完了，起床，做饭，送孩子，来你这儿干活。晚上回去，孩子睡了，我坐在炉子旁边，盯着火苗看。火苗跳一下，我的心就跟着跳一下。”

她推开门，外面下雪了。乌兰巴托的雪很脏，落地就化成泥水。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饭馆缺人，随时叫我。”

她走了。雪落在那件洗褪色的牛仔外套上，一片一片，很快化成水渍。

后来我饭馆稳定了，雇了三个服务员，都是棚户区的女人。一个丈夫在矿上死了，一个丈夫在俄罗斯三年没回来，还有一个和图雅一样，男人在韩国有了新家。她们每天准时来，准时走，干活从来不偷懒。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她们会凑钱买一瓶伏特加，轮流喝一口，剩下的存在柜台下面。

图雅喝得最少，每次就抿一小口。然后她回家，给孩子做饭，坐在炉子旁边看火苗。

我问她：“你以后怎么办？”

她把杯子里的酒晃了晃，晃完了，一口喝完。

“活着呗。等孩子大了，我就去韩国。不是去找他。是去看看，他在的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炉子里的火苗跳了一下，映在她脸上。那张脸，三十七岁，看起来像五十岁。但眼睛是亮的，黑得发亮，像草原上的夜。

我给她倒满，她摆摆手，站起来走了。

雪还在下。我透过饭馆的窗户看出去，她的身影穿过棚户区的铁皮房子，越来越小，最后融进那片灰色的烟里。炉子上的奶茶壶咕嘟咕嘟响着，隔壁桌的两个蒙古老头在争论俄罗斯和蒙古的羊肉哪边好。我给他们续了茶，坐下来，翻开账本。

明天还要进货，还要算账，还要给服务员发工资。图雅明天早上九点会准时来，穿那件洗褪色的牛仔外套，系围裙，洗碗，擦灶台，下午四点走。日复一日。

这就是乌兰巴托。五个女人里有一个守寡，剩下四个各有各的守法。有的守死了的男人，有的守走了的男人，有的守着不知道还算不算男人的男人。但日子照过，茶照喝，火苗照跳。

活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