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做出红军渡过金沙江去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后，红一方面军便开始从云南境内渡赤水、金沙江而入川。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为策应其入川，策划了嘉陵江战役，陆续占领岷江上游的茂县、松潘、汶川、理县，继而翻越虹桥山，占领懋功、崇化、丹巴。长征期间红军在雪山草地的行程，就这样在这一年夏天开始了。
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和“胜利曙光”雕塑，位于四川若尔盖班佑村，为纪念千辛万苦走过草地却牺牲在最后一刻的数百位红军战士而建
当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红一方面军辖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共约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辖第4、9、30、31、34军、独立师及妇女独立团、炮兵团、后勤机关，共约10万余人。由于人员数目庞大，军队编制复杂，行军队伍极长，即使是同一路军的先遣部队、主力部队、殿后部队之间，各自情形都迥然不同。因此，长征中的“雪山草地”并不是一条由红军一股脑过去的、短时的、一次性的单线征途，需要进行具体的区别考察。该行程按时间顺序可大致分为如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1935年6月初至9月上旬的雪山草地行程。6月初，红四方面军之9军和30军一部翻越虹桥山，占领懋功、崇化、丹巴以接应红一方面军。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6月17日两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此后，中共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并率红军一部翻越雪山抵达毛儿盖，而率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方面则一直拖宕北上计划，以致直到7月下旬，十万红军仍散落于广大的川西北地区。鉴于这样的情形，红军总司令部决定重新调整部署，按各军队所处地理位置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继而分左右两路军分头北上。左、右两路军同时在8月下旬开始向草地进发，其中右路军在8月底9月初走出草地，然后暂留于巴西一带等候左路友军；左路军本在9月初抵达草地的嘎曲河附近，却因张国焘之命令而止步。此后右路军中属于红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另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而左路军及右路军之红四方面军折而南下。
第二部分为1935年9月至1936年8月中旬的雪山草地行程。左路军全部与右路军原属红四方面军之30、4军从张国焘之命南下，第二次穿越草地，并在10月底自北向南第二次翻越夹金山。至11月下旬，南下红军作战失利，始折而北还。自1936年2月起，南下红军陆续自南向北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返回懋功。3月，翻越党岭山，西进甘孜。6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后，联合北上。8月中旬，两军穿过茫茫草地，最终在10月实现会宁会师，完成长征。
按主体则可大致分为如下两条路线：红一方面军自1935年6月12日开始，先后翻越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然后穿越毛儿盖草地（此阶段穿越草地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三军团，5、32军因属于左路军而被张国焘裹挟南下），于8月下旬陆续到达班佑，完成雪山草地的行程。
红四方面军自6月初翻越虹桥山，并于是月中旬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达维后，随红一方面军北上。至9月初，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四方面军便听从其令，分别自嘎曲河畔和巴西南下（包含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之5军、32军）。至11月下旬该部红军南下失利，遂折而北还。直到次年8月中旬，该军与二方面军一起，第三次穿越草地，才终于完成雪山草地的行程。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的“雪山草地”，集中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该州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北接青海、甘肃二省，以高海拔山区为主。“雪山草地”中的“雪山”一般指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虹桥山、鹤鸽山、巴郎山、党岭山。据中共阿坝州委在《长征路上新阿坝》一书中的数据这几座雪山的概况大致如下：
夹金山位于小金县与宝兴县交界处，海拔4114米。梦笔山位于小金与马尔康交界处，海拔4400米。亚克夏山位于红原与黑水两县交界处，海拔4443米。昌德山位于今黑水县境内，海拔4283米。打古山位于今黑水与松潘交界处，海拔4752米。虹桥山位于理县与小金县交界处，海拔4500米。鹤鸽山位于今理县、红原与马尔康三县交界处，海拔4200米。巴郎山位于汉川与懋功交界处，海拔4487米。党岭山位于甘孜州丹巴县和卢霍县之间，海拔5000米。
“草地”则指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该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纵横几百公里，为典型的平坦高原。白河（即嘎曲河）和黑河（即墨曲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因水流迟缓，排水不良，潴水而成大片沼泽。人畜要穿越草地，必须沿着沼泽中经年水草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前进。草甸之下为沼泽，其中积水因腐草堆积而具有毒性，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畜一旦陷入泥潭，无人救助，便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草地气候恶劣，变幻莫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年均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每年5月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使本已泥泞滞水的草地更加难行。而红军三次穿越草地都在雨季。
油画，《红军过草地》 （ 局部），1956年，董希文，纵260厘米，横400厘米，现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由于雪山的特殊自然条件，红军在过雪山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原反应、雪盲症、低温和粮食短缺。在最初的雪山行程中，粮食问题尚不特别突出，低温、高原反应与雪盲症是主要障碍。
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虹桥山。1935年5月底，红四方面军派30军88师攻取懋功以接应红一方面军，中途便翻越这座雪山。由于当地人烟稀少，翻山过程是在无向导、无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近1/3的人得了雪盲症，还有很多人因高原反应头痛厉害。该山南麓有一高达三百多米的大雪槽，为下山必经之地。说是雪槽，其实也可以称呼为“血槽”，因为这个雪槽里的积雪已经凝冻成冰，要下去只有溜滑梯这一个法子，但两旁又是悬崖绝壁，所以战士们一旦溜偏就会滑进深深的雪坑，即便不死，“血槽”也要清空一半。余洪远在《光荣的使命》说，他们在下槽时，需要把牲口的缰绳盘在颈上、下了鞍、打趴下再朝下一推，接着人也躺着往下一滑，和牲口一起呼呼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没有掉下雪坑，大多数同志遍身也都磨出了血。
红四方面军陆续开到懋功准备接应的同时，红一方面军也开始自南向北翻越夹金山。一方面军过夹金山的前卫团为杨成武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该团在上山前虽得老乡告诫，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拐棍，但因一方面军自滇入川时正值盛夏，悉着单衣，又限于当时村内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等物资都无法买到，只得每人备足两至三天的干粮及一根木棍，身着单衣去翻夹金山。紧随其后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因有了先头部队的经验，准备相对较充足。虽然因为买不到足够的烧酒，每人只得在上山前各灌了一大碗辣椒水，但是战士们注意收集所有可以御寒的布料、毡子，以备到上山时可以裹在身上保暖。此外，每人还分得一两个辣椒供在雪山上干吃以压寒。
爬山过程中，由前卫连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踏脚孔，后面的同志跟上，一旦有战士走不动了，就由炊事员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因海拔高，雪山上的天气变幻无常。往往前几分钟还好好的，再走一小段路就骤然阴云密布下起大如鸡卵、小如黄豆的冰雹。山上无处可以藏身，战士们便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晴朗时又因雪山上的紫外线特别强烈，雪的反光刺得人们睁不开眼，使得雪盲症患者急剧增加。后来由于病人多到扶不过来，便用绳子牵着，但这样一来，若其中一个同志不小心滚下了山，而其他人又来不及松手，就会一个接一个尽数滚下山去。越往上路越陡，到后来“几乎笔直立了起来”，同时气温越来越低，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战士们身上只穿着单衣，一路受风、雨、雪、冰的侵袭，冻得难受，本希望走快一点使身上发热好御寒，但因山上空气异常稀薄，一旦快走便不能呼吸，只好忍着冻，可谓两难。低温与缺氧对年轻体壮的战士来说，是可以通过吃辣椒水、深呼吸、慢慢走来解决，但对体弱或有病的人来说则是性命攸关的考验——有的人受不了低温，冷得牙齿啪啪地响，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黝黑的颜色（可能已经达到三级冻伤）；有的人受不了高海拔地区稀薄的空气，只好送回下山去，但往往还没送到山脚就牺牲了。一般战士的雪山行军情况已是如此，另外还有其他特殊情况人员：如炮兵肩上要扛着四五十斤的迫击炮筒爬雪山；炊事员虽得上级通知，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扔掉，只带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但依然负重50 多斤到70 多斤（包括行军锅、十几斤干柴等）；队伍中还有许多正怀着孕或者刚生过小孩的女同志，她们是生拽着骡子尾巴，借助骡子的力量才翻过雪山的。整个过雪山过程中，牺牲的人很多，后面的部队往往能够在路旁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这些雪堆下便是牺牲的战士的埋骨之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北上。经虹桥山、夹金山两座雪山后，红军在向梦笔山等雪山进发时，对雪盲、低温与缺氧等问题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而粮秣问题则因红军庞大队伍与川西北有限产粮之间的矛盾而转趋严重。
红军在懋功便已感受到粮食问题的突出，离开懋功后，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除去川西北地区农业产量低等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国民党和当地部分土司头人相勾结而颁发的《惩治条例》：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通司：亦为向导之义），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加之国民党传播红军吃人等谣言，使得藏民纷纷逃避一空。于是红军有钱买不着东西，逐渐滑向食盐、粮秣断绝的处境。
“两餐青稞、玉黍、荞麦、洋薯，也朝不保夕，许多中队都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只能吃半饱。”为解决粮秣紧缺的严重困境，红军一面行军一面想方设法筹粮。自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军在川西北的筹粮工作从未间断。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筹粮成果各异。如红军经过则格、黑水、芦花等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时，麦子成熟，便可收割，但到三打古等高海拔地区，麦子未熟，便只能吃野菜。此外，即便是同一地区、同一时间段，后卫部队与先头部队的筹粮活动也有不同结果，更毋论红军第二次、第三次经过时的情况。如懋功地区，因红军大部队北上南下两次路过和停留，粮食短缺，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到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再次攻克懋功时，几乎无粮可筹。
粮食既然短缺，红军只得开始吃野芹菜、野苦荞麦、豌豆叶子。后续部队的情况更加糟糕，莫文骅在《打鼓的生活》说：“到打鼓，问原驻的友军，他们说粮食困难多呢！民屋内亦没麦子，山上的又不能割，以前虽有，现在则没了，他们还是数麦而炊……”最后经干部商议后决定让各营连派人到附近菜圃及山边去摘豌豆苗、野芹菜，虽然“既没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一股麻痹的腥气”，但为了生存只好吃了下去。
到毛儿盖后，因当地麦田很多，筹粮略有所得。《杨成武回忆录》中说红军当时用银圆购买了一部分青稞麦。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好用它掺和点野菜充饥，有时候甚至节省到有野菜便不吃青稞麦的地步。除了购买粮食外，红军还照例派出连队去打土豪。如杨成武所在的红四团便发现了当地少数土司藏起来的牛羊数百只，当天遂得一顿饱餐，并且还将余下的牛羊肉晒成肉干以作为干粮。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土司的密窖：“牛栏里有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哩，这道墙特别厚。动手拆开一看，奇迹终于出现了。嗬，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此后，红军又一连发现了好几个“密窖”，便把“密窖”中藏匿的食物充作军用物资。
1935年7月，中共中央按6月29日制定的《松潘作战计划》率红军一部一路北上。由于张国焘一直拖宕北上计划，直至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其为总政治委员，他才开始调动所部军队北上。因当时一方面军之1军、3军与四方面军之4军、30军位于毛儿盖地区，而四方面军之9军、31军、33军和一方面军之5军、32军则落后于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故红军总司令部于8月3日调整战役部署，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按各军队所处位置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以在毛儿盖地区的红军为右路军，由毛儿盖绕过松潘，从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军为左路军，从卓克基经上、下阿坝出草地，再向东攻取班佑，与右路军会师后，向甘南进军。此一阶段两路红军的行军方向是一致向北的。
右路军穿越草地的尝试早在7月间红军大部还在雪山地区时便已开始。当时中共中央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后，为探明道路，派出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带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6团，经由康猫寺进入草地。董健吾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中记述了这件事：“……不料走左路的第6团，在前进的路上，遇着极其彪悍的蛮民骑兵，横加拦阻。因战事失利，损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红6团撤出战斗，向长板山、黑山方向靠拢，“及行至离芦花八十里，距马河坝廿里的村庄上，因粮糈断绝了四天，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的已占三分之一的人数。他们就在该村停留，并且发报呼援”。主力部队接到6团急电之后，知此事刻不容缓，立即命驻芦花的4团5团紧急动员，筹集了大批粮食、馍馍、麦子、猪肉和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赴援。
承担救援任务的部队是舒同所在的输送队。舒同在《芦花运粮》中说，他们接到命令时天已将夜，因未能及时赶到宿头，只好在一处山谷中露宿。运输队集拢牛羊马匹及粮食，依着大树，伞连伞盖着，背靠背坐着休息，静待天亮。结果突下一场暴雨，“雨伞油布失去了抵抗力量，坐着，屁股上被川流不息的刷洗，衣服全部湿透。我同两个青年干事，挤坐一堆，死死抱紧伞和油布，又饿又寒的肚子，在那里起化学作用，个个放出很臭的屁，虽然臭得触鼻难闻，但因为空气冰冷，暴雨压迫，也不愿意打开油布放走这个还有点温度的臭气”。经历过“以屁取暖”的寒冷雨夜后，运输队再度启程赶路，终于与6团接头。
先头部队第一次穿越草地的尝试既告失败，毛泽东又命杨成武所在的红4团担任前卫团，于8月21日清晨再度尝试向草地行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大部紧随其后。
杨成武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前卫团为时6天的行军：红4团自毛儿盖出发，沿着通往松潘的大路前进，部队规定每个战士在进入草地前都必须收集干柴枝，以作途中烧水、烤火之用；每人还必须背上一些用木头做的上面写着“由此前进”的路标，以作引导后面部队的路牌之用。红4团在草地前的森林中收集了干柴，遂向可怖的草地进发。
杨成武是这样描述草地的：“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在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因草地步步惊心，在夜里光线不良的情况下，贸然行军只会增加伤亡，军队在晚上只能露营。夜晚宿营时，找一个稍高的小山坡，用一块油布，支上木棍，四角扯上绳子，便是一个帐篷——这是年迈通司（即向导）才有的顶级待遇。至于其他人则只能把背包当作凳子互相背靠着背以对方的体温取暖。但是草地天气变化无常，骤然间便会下起倾盆大雨，雨中甚至还会夹杂有冰雹。这样一来油布、树棚、油纸伞都不顶用：“我们只能硬挺挺地坐着，忍受着，雨水直往身上淋，衣服都湿透了，全身冻得直发抖……就这样，背靠着背，半醒不睡地坐着，给雨淋着，度过了茫茫草地的第一个长夜。”
被雨淋了一夜后，红4团终于熬到天亮得以开拔。第二天下午，他们到达了“分水岭”，因这一区域地势偏高，没有潴水，地面比较坚硬，然而好景不长，越往草地中心部，困难越是严重，第三天他们便陷入比头两天还要艰难的困境——进入草原腹地地区真正的水草地。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更可恶的是隐没在这水草下无底的泥潭，人与马一陷入，愈挣扎愈往下沉，假若别人援救，那连救的人也要陷下去了。”当日黄昏，红四团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一个难得的小山坡宿营。但由于连着淋了两天的雨，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坐下来比站着更冷，所以全团同志索性在风雨中站着，眼睁睁地盼着天亮。
到进入草地的第四天，因连日来的风雨、泥泞、寒冷和饥饿，战士们身体迅速虚弱下去，大多数人脸色苍白、蜡黄，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有的甚至只剩下筋筋条条。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也都抽出来组成了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杨成武说：“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
1936年4月，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进入云南迪庆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翻越雅哈雪山的模拟场景雕塑，现藏云南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
经历了四天四夜的水草地行军，红4团终于到达色既坝，这是松潘通往阿坝的主要商道，到达这里，便算是出了水草地，可以走上大道了。是夜红4团露营于色既坝当场挖出的土坑棚里，接着又走了两天，终于在8月26日抵达班佑，完成草地行军。需要注意的是，该前卫部队为团建制，人数较少，故草地行军时间只需6天。后面所跟的大部队经过草地则基本需费一月时间。
前卫团过草地的情形已经很不妙，右路军大部队的情况更加糟糕。成仿吾为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所处的队伍并非殿后部队，但所面临的情形已经比前卫团要恶劣许多。该部在此时仍能吃上炒麦子和青稞麦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柴火的后继不足。据成仿吾的记载，因第一天还在草地的边缘，宿营地还能找到一些树木，湿衣服也得以用柴火烤干，而且总可以找到一些干柴或小的树枝，用来烧开水，甚至煮麦子饭。至第二天完全深入草地，许多单位的柴火已经只能够烧点热水吃干粮，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到第五天早晨，因柴火不够，不能煮麦米饭，有的人干啃炒麦子，有的则干脆抓一把麦粉放进嘴里直接吃。虽然储备了不少的麦粉或麦粒，但因为草地上的晴雨不定，战士们携带的青稞麦粉和炒麦粒，都被雨淋湿。炒面粉还好，成了疙瘩用开水或凉水冲成糊糊也能吃；炒麦米淋湿结块就像橡皮胶，吃起来十分费劲。此外，草地路滑，有的战士走路时跌了一跤，把干粮袋掉到脏水里，因水有毒，便没法再吃，只好去找各种可以吃的野菜，或者吃自己身上牛皮制成的皮带。
越是到后面的部队，生存条件越是恶劣。彭德怀等率领的殿后部队过草地时，因行军先后顺序，该部储备的粮食本来就较前部更少。前面的部队尚且有一多半路程是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度过的，到他们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只好将皮带、皮鞋、皮毛坎肩、马鞍子煮着吃。
由于缺少粮食，油盐匮乏，即使是第一轮过草地的右路军在此过程中也是损失惨重，根据当年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的回忆:“仅人不盈万的红一军，在草地行军中的掉队落伍与牺牲者，就在五百以上。2师6团由于减员太多，过草地后，改编为5团第2营。”其他部队的死伤情况可想而知。
自1936年2月起，红四方面军主力陆续自南向北第三次翻越夹金山，返回懋功。3月上旬，翻越了党岭雪山，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以备再次北上。因该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筹粮面临极大困难，部队减员严重。至6月该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甘孜后，南下红军又一次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
红军重新穿越草地区域，面临的自然困难未曾减轻分毫，面临的物资困境则越来越大。红军大学《从炉霍出发一个半月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9月23日）》记载了红大自炉霍出发到达岷县南四十里之大草滩这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过程中的粮食情况：自炉霍出发之际，平均每人约携带糌粑粉15斤、食盐1斤。驮牛牦牛共180头，约5人共一头。至壤塘，每人补充生麦子5斤；至三湾，挖窑共挖一千多斤麦子；于三满，由总供给部接收四军领来大小牦牛30头；在嘎曲河道，由四局发给牦牛大小30头。
油画，《走过岷山》，2002年，孙立新，纵180厘米，横320厘米。画面中表现的场景，与毛泽东诗词“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相呼应
时红军大学有教员学员近千人，45天内的所有粮食尽列于上。计此一个半月内每人平均口粮约为21斤，即约10.5千克，则每人每天平均口粮约为0.233千克；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约为0.011千克——红军二次北上时的艰难处境可见一斑。1936年8月中下旬，南下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穿过茫茫草地。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完成长征。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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