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人民公园的菊展
杨若虚
人民公园（原少城公园）将于今年10月25日举行第64届菊展，此展是以1953年首届菊展为肇启，其间又有多年停办，故今年为第64届菊展。虽影响力不及当年，但菊展却是许多老成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
成都人好花，自古有之。后蜀孟昶曾在成都城墙之上遍种芙蓉，让成都有了“蓉城”的别称，其爱妃也以“花蕊夫人”代称；唐代杜甫在成都曾留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名句，宋代陆游也曾发出“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的感慨。
清代与民国时期，成都人尤喜菊花。清人傅崇榘在《成都通览》“成都之花草”篇章记录如玉女针、一卷红、白龙爪、虞美人等126种菊花品类，可见清代成都培育菊花之兴盛。
民国时期成都菊花发展到新的阶段，涌现出一大批艺菊家。成都市档案馆一份1937年的档案记录了成都当时出名的艺菊家，其中有喻绍麟与喻绍堂兄弟、朱懋先与朱绍堂兄弟、裴铁侠、黄肃芳等。
成都艺菊家姓名表（1937）
艺菊家中一类为名门，如喻氏家族在成都以传习古琴闻名，裴铁侠也是成都知名古琴大师，这类多为旷达之士，边赏菊，边弹琴，颇有“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四川大学教授杨开渠也是搜集了不少菊花名品。
另一类则为望族，比如朱氏兄弟二人，本为成都巨贾，朱懋先宅邸“余园”以菊花闻名，谢无量曾写有“已谢闲名旦饮茶，余园坐隐老朱家。自畦自畝勤浇灌，夜起持灯照菊花”便是印证，朱懋先本人曾撰专著《艺菊实验录》，是民国时期成都极其珍贵的菊花种植史料。正是这种爱菊的氛围也影响到其侄女朱佩君（成都画院首任院长），其画作中多有表现菊花的题材。
《艺菊实验录》书影 谢天提供
《鲜霜中菊》局部 朱佩君作品
而黄肃芳为同盟会元老，后隐居西马棚街“肃园”，以种菊为乐，并且出售菊花。
《国民公报》（1927）
还有一类即官员，比如曾任成都市市长的李铁夫也喜欢菊花。《成都的种菊世家报道》（1949）中称他“种菊三十年，他所搜集的品种遍及全国和日本，现在在他的六合里私宅有菊圃数亩，菊约九千株，名贵品种数百种。” 如此痴迷菊花的李铁夫在成都解放前，不得不将六合里所有九千株菊花尽数出售，不免让人唏嘘感慨。
《新新新闻》（1949）
成都有深厚的爱花传统，有孜孜不倦培育新菊种的艺菊家，还有众多的爱菊之人，举办公开菊展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成都最早菊展始于1922年，其展示地点为交通路而不是现在的人民公园。诚然此前成都菊人必有自发举办各种小规模菊展，但笔者现所见菊展的公开报道均未早于此时间，其名称也为“第一次菊花会”。菊展的举办方是交通路各家商号，他们将菊展作为营销手段招揽顾客，当时菊展为期三周，在此期间交通路商号所售商品均打折出售。
《成都市街道图》（1931）
1923年，第二次菊展仍如期在交通路举行。或许是受此营销活动的影响，少城公园绿天茶社老板王绿天等人便向市政公所（即市政府）申请在少城公园同样举办菊展，同时扎好了牌坊、准备夜间电灯，并且“通知城内外各花圃户主届时所有尚好菊花入园比赛”，这是少城公园首次与菊展结缘。此次菊展效果不错，据报道称“男女入观者甚多，购者亦众。”
《国民公报》（1923）
1924年，少城公园菊展开始由通俗教育馆承办，这是一个承担负大众启蒙的机构，所以菊展商业味渐淡，赏菊气息渐浓。据菊展当天新闻报道称“陈设菊花种类颇多，闻系由该馆分向农场及专校等处借来以供陈列，并其他尚有向成都之雅好者借来云。”
1925年少城公园菊展除开展示菊花外，通俗教育馆又向公众征集关于咏菊的新旧体诗，以求扩大其影响力。
《国民公报》（1925）
1927年少城公园菊展，通俗教育馆又更新手段，邀请到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豫波先生为菊展制作数十条灯谜助兴，中者发放十张欢迎劵，响应者众多。
《国民公报》（1927）
通俗教育馆后虽更名为民众教育馆，但在少城公园举办菊展传统却没有落下，仍然每年定期在少城公园举行。
《新新新闻》（1936）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菊艺师马少垣指导下人民公园培育和搜集了本市大量菊花新品种，于1953年举办了第一届菊展。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园1960年编写《菊花目录》，其中共列出990个菊花品种以及特点，1978年后，菊展已经是成都每年一度的常规展了。
不同时期的菊展 照片由左少英提供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杨若虚
方志四川部分图片、音视频来自互联网，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文章所含图片、音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