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常说，从小到大，没有人找过他加入“黑社会”，这件事让他一直觉得有些“不甘心”。甚至有一天，他和太太开玩笑，等从大学退休以后，想去找几个黑社会朋友，圆一圆自己的梦。太太提醒他：“你超龄了吧？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你。”
现实里圆不了的梦，小说家可以替自己圆。写作超过五年、跨越1600多天，“秘密三部曲”的终章《双天至尊》终于完成。在书中，马家辉让男主人公韩天恩的生父阿郎，继承了自己“湾仔之狼”的江湖想象。
从《龙头凤尾》到《鸳鸯六七四》，再到《双天至尊》，马家辉以牌局为隐喻，重新思考生命的“无常”：拿到一手烂牌，未必没可能打好；拿到一手好牌，也未必就能得到好结果。
相比前两部，《双天至尊》少了一些轻松和喜剧色彩，却更多地触及死亡与命运。他既写老香港走向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变迁，也照见今天年轻人面对的比较与焦虑。贯穿其中的，是马家辉始终关心的命题：人在无法预知的命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又如何守住属于自己的那条底线。
人生的无常，
在于不知道手里的牌
能打出什么结果
《新周刊》：“秘密三部曲”中，前两部的书名《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都与牌局玩法有关。而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双天至尊》所对应的是牌局中最好的牌。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隐喻作为三部曲的终章？
马家辉 ：三部曲之间是统一的。“龙头凤尾”是牌九的开牌方式之一。刚好第一部小说中，主人公陆南才是香港“黑帮老大”，也就是“龙头”，他的男友张迪臣是英国人，所以是“凤尾”。这其实是一种阴和阳的关系，所以第一部叫《龙头凤尾》。“鸳鸯六七四”则是牌九中的“一手烂牌”，可拿到烂牌怎么把它打好，恰恰是第二部小说的主人公哨牙炳的处境。他本来是个只想躺平的“小男人”，却被命运推着当上了“龙头”，这并非他所愿，所以别人眼中的好牌，对他来说反而是烂牌。但既然牌在手，还是要尽力打好，所以第二部名为《鸳鸯六七四》。
到了第三部，“双天至尊”是牌局中最好的牌，粤语有句话叫“有杀冇赔”，意思是拿到这张牌，只会赢，不会输。但拿到最好的牌，你敢不敢用它？很多人拿到“双天至尊”后，宁可不开牌、赔钱，也不敢打出去，因为承担不起如此好运。甚至有人开牌、赢钱后，还故意丢一部分钱在地上，让“鬼”去捡，因为太好的东西未必是好事。从打牌的角度来说，三部曲讲的是“好牌”与“烂牌”的结果，也是生命的起落无常。
《新周刊》：《双天至尊》写了1600多天，耗时非常久。回头看这五年多的写作过程，有没有哪些特别煎熬，或者突然特别有灵感的时刻？
马家辉 ：这本书写写停停，从2019年一直写到2025年底，算起来有1600多天。写作是我的本行，从十几岁写报纸专栏，到50多岁写长篇小说，写作对我来说像打八段锦，是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所以很难说哪个阶段辛苦、哪个阶段顺畅，写作本就如此。
比较特殊的是，《双天至尊》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事，这恰恰是我生活过的时代。我1963年出生，书中涉及的香港空间、剧情、人物，甚至穿着打扮，都是我真实经历过的。听起来应该更容易写，但对我来说反而更难。
一方面因为材料丰富，怎么从中摘取合适的内容写进小说，本身就难以抉择。另一方面，亲身经历过，就更加不敢乱写了。前两部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的香港，我没有经历过，主要依靠材料和长辈的说法，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就依靠自己的想象。就像《人猿泰山》的作者埃德加·赖斯·巴勒斯一辈子没有去过非洲，有人问他：没去过，怎么能写出非洲丛林的故事？他答，正因为没去过，反而更敢“乱写”。因此，我第三部写得很慢，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错误，很多细节需要反复确认。
还有一个原因，过去五年中，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几件大事。比如父亲去世，还有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毕竟从57岁写到62岁，身体就像一部机器，零件慢慢老了，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和精力。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慢慢完成的。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几十年写专栏、评论和散文打下的基础，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新周刊》：三部作品之间其实有一种递进关系。到了《双天至尊》，有一种解读认为它所指向的是“自我未知命运的秘密”。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这个人生阶段，再去写这部作品，对人生和人性是不是有了全新的理解？你心中的“人生至尊”到底是什么？
马家辉 ：《双天至尊》中我写到几场葬礼，以及几位关键人物的死亡。曾有朋友和我讨论过，认为第三部不那么“好玩”了，前两部中的“喜点”比较多，但第三部没有前两部那么有趣。
我告诉他们，到了我目前这个人生阶段，很难避免长辈、同辈的生离死别，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过去十多年里，我的太太和女儿都意外地因为病痛在死亡边缘游走过，幸好后来她们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但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想到她们当时经历过的事情，整个人还是会发抖。因为我会想，如果当时做了另一个选择，她们可能就不在了。那么究竟是我做对了选择？还是老天照顾了她们？这些问题会在脑海里纠缠。我甚至会想，如果她们不在了，我的人生轨道又会如何？
这些不只是看到，而是亲身经历。所以在这个年纪写出的故事，不太容易让人笑得出来。这些和生死有关的思考和体悟，我都希望能够通过小说表达出来，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生命的无常与逝去上。
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
找到一个说法
《新周刊》：韩天恩的父亲阿郎，其实最初也被家里寄予了“做个好人”的期待，但后来亲眼看见自己善良的父亲惨死，最终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你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去塑造这个人物的？对他的态度又是什么？是批判、悲悯？
马家辉 ：从道德标准而言，当然是批判，因为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但绝谈不上悲悯。不管是写小说、读小说，我都觉得，对生命需要有一种理解。如果不能理解，脑海里可能永远只剩下一个问号：为什么会这样？回到小说里，不管是阿郎、韩天恩还是两个阿凤，我都会试图理解他们。
阿郎当然是坏人，但并不能说他的转变是因为父亲被小偷杀死。父亲的离开当然对他有很大影响，但选择权最终在他手里。韩天恩在狱中碰到很多犯人，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有人说，坐牢只不过因为运气不好，刚好被抓；有人说，是因为穷；有人说，是别人对我不好，才去报仇；有人说，很多人做了更坏的事都没坐牢，所以自己不该坐牢。好像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安身立命找一个说法，给自己的“坏”找个说辞。
阿郎做坏事，因为他一直以来就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他就会去做。韩天恩也一样，最后他做了“烂仔”。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说法：我妈不是叫我打烂仔吗？那我只有做最大的烂仔，才能打烂仔，这样也没有违背我妈的期待。
但最后，韩天恩和阿郎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有人叫他报警抓自己的同门，他拒绝，因为他学功夫、讲武德，有自己的底线。我相信，或者说期待，每个人生命中总有一个底线。对韩天恩而言，这条线就是武德。不管是阿郎还是其他角色，我都想写出人性的复杂。
《新周刊》：你在书里其实也写到了一些类似“误杀”“失足坠亡”的情节。很多事情原本是无心之失，却可能因此成为一个人一辈子的枷锁。为什么你会反复在小说里写这种“无心之过”？是想表达命运的不可控，还是有其他的设计？
马家辉 ：还是那句老话：无常。人无意间做了某件事，导致严重的结果。这可能与我的生命经历有关，当然谈不上什么“过错”，更多是做了某个选择。比如对工作的选择，选择做某个职业、不做某个行业；还有对人的选择，可能和家人说了两句重话，一句话有时会让一段感情破灭，也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这些事多多少少让我产生内疚和纠结，经常被这些“无明”，或者说自寻烦恼的事情困扰。很多困扰会留在我心里，转化成故事后就变成——坏事就这样突然发生了。
《新周刊》：书里的两个女性都叫阿凤，前两部作品中也有不少底层女性。她们经历了很多磨难，却总是表现出坚忍的一面。在男性占主导的江湖叙事里，你把这些女性放在什么位置？为什么一直要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
马家辉 ：她们吃了很多亏，但真正能够让人记住、让人动容的女性角色，往往是那些坚强的人。她们身处苦难之中，却总能找到自己的方法重新站起来。比如贯穿三部曲的Cindy，她被卖到青楼当歌女，来到香港以后，又从歌女变成酒吧女郎，最后自己开酒吧，成为老板娘。我一直很喜欢这个人物，甚至想过要给她写一部别传。第二部里的阿冰也是这样。丈夫哨牙炳失踪多年，她却一直相信他会回来。台湾导演吴念真看完第二部之后，曾经跟我说，他想跪下来向阿冰鞠躬，这个评价让我印象很深。
所以写这些女性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歌颂，甚至有一点崇拜她们。身处那样的环境，仍然能够想办法活下去。而且，三部曲里的很多人物，其实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女性的影响：陆南才以及他的私生子陆世文，都受到Cindy的启发和帮助；哨牙炳受到妻子阿冰的影响；韩天恩也一直受到两个阿凤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
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可能也和我的生命经验有关。我小时候，家里总有很多阿姨进进出出。我常常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母亲和她们聊天。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赌钱、夫妻关系、母子关系，但她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办法，坚强地生活下去，也会彼此支持。我从小就很敬佩她们，所以后来写小说，自然会塑造这样的女性。
不是想给香港“写历史”，
只是想把那些人放回他们真正生活过的时代
《新周刊》：你在书中把很多重大的公共事件、真实的历史事件放进了人物的命运里，把时代的变化嵌入一个个具体、私人的生命经历中。尤其第三部写到的是你亲身经历过的年代，你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考量：个体其实很难脱离时代而单独存在，每个人的命运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时代的影响？
马家辉 ：我在写三部曲时，已经发现自己钟爱与历史相关的小说，就选择往这个方向写。因此，我希望把它写得真实、动人，所以从《龙头凤尾》开始，放入了很多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内容。除了个人的兴趣，也希望能把人物写活，不能只写他们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他们还原到具体的时代里。比如他们生活的城市，那条街道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当时的楼房和楼价是多少；当时的政治气氛怎么样；社会上发生过什么犯罪事件、交通意外；甚至他们当时的发型、服装是什么样的。我必须写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物质世界，用它们来加强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说服力。
到了《双天至尊》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背景就更加重要了，因为那时已经谈到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物的人生选择都会发生变化。比如阿凤的丈夫吴律师希望从政，参与当时香港兴起的团体，普通人则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韩天恩也好，阿凤也好，他们都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社会的变化自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影响他们的生命。陆南才的私生子陆世文当上龙头之后，香港股市经历很大的起落，他炒股票，有赚也有亏。这些人物的命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
以前有人问我，是不是想借小说给读者普及香港历史？我回答，自己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能力。历史写作需要有高超的能力和野心，我只是想用历史支撑故事的说服力。
《新周刊》：你想过这些文字能够为老香港留下一些文字记忆吗？不一定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文学和文字的角度把那个时代的一些气息留下来。
马家辉 ：我没有这样的意图，但会期待文字产生这样的效果，这其实是两回事。出于某个目的写作，和判断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判断，如果“秘密三部曲”能够在华文小说界留下一个篇章，那么未来的读者阅读它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比如《龙头凤尾》已经出版10年，现在依然有年轻读者进入它的世界。很多年轻读者会在网上告诉我，翻开读了20页就停不下来，甚至一口气读个通宵。这样的故事，没有随着时光被遗忘。读者这样认真地阅读，一定会在人物的恩怨情仇中感受到老香港的气息，慢慢了解当时的香港。
《新周刊》：书里写的几乎都是香港的普通人、小人物，不是豪门、精英。你是不是希望通过这些小人物，写出一个时代里普通人的共同命运？从几十年的写作来看，你觉得香港人的精神底色发生过变化吗？
马家辉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我就明确要从小人物写起，这和我对香港底色的理解有关。
以前，香港的底色是暧昧、混沌、矛盾的，说好听一点，可以叫“包容”。无论是五代香港人、“新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英国人，大家来到中国香港就是求生存、求发财。最能体现这种混沌状态的，就是普通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以及边缘人。所以书中的人物有黑帮、四川来的“袍哥”……我希望通过这些边缘人物的处境、选择和命运，写出香港当时的特质。
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第三部，很多暧昧的东西慢慢消失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书中描述的速度明显加快，因为那时的香港变化得太快：股市一年涨了三倍，又一年跌掉九成……所有东西都在加速，时代在加速。而曾经的那种暧昧、混沌，也好像变弱了。
《新周刊》：小说的结尾，在我们看来有一种“江湖落幕”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结尾也隐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正在远去？当时在设计这个结尾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
马家辉 ：结尾依然是回到故事本身，讲的还是“生命无常”，并且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当然，不知道并不表示不好。比如韩天恩的父亲不知道自己亲手打死的是自己的儿子，韩天恩也不知道自己死于父亲手下。所有事都存在韩子明这个道士的脑海里，后来他也中风了。
江湖一直在变化——如果把和地下帮会有关的社会状态统称为“江湖”，那么它一直都存在，只是江湖人物的信念、组织方式都在变。因此很难说某件事代表“江湖落幕”。阿郎在江湖里摸爬滚打一辈子，甚至打架只是为了爽、为了赢、为了过瘾。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报警对付自己的同门师兄弟。这和我们想象中讲规矩、讲武德的江湖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果一定要用“落幕”来形容，那只是一种江湖运作形态和生存方式的落幕，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戏码，这一幕落下，另一幕就会重新拉开。
在比较的世界里，
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新周刊》：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对你书里写的老香港、江湖和人情感到陌生？有不少年轻读者会重新读这些书，他们会怎样理解这种已经远去的香港？
马家辉：如果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年轻读者，他们中一定有人会对书里的一切感到陌生。中国太大了，东南西北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些年轻人不一定看港剧、港片，所以他们读起来有陌生感。但陌生感不一定只是因为这是香港，互联网的信息茧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广大世界，实际上只窥见冰山一角。
所以，如果年轻读者读“秘密三部曲”，从里面感受到老香港的味道，反而可能是一种新的体验。而对于那些熟悉港剧、港片、港乐，也熟悉甚至向往那个年代的香港的人来说，这三本小说又可能重新召唤出他们心里的“黄金年代”。所谓新或者旧，其实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
《新周刊》：《双天至尊》虽然写的是过去的故事，但其中关于“无常”的感受，好像也能和今天的年轻人产生一些呼应。比如90后、00后，有时会觉得上一代赶上了一些时代红利，而自己摇摆在渴望成功与寻找机会之间，又容易陷入内耗。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所说的“无常”，以及《双天至尊》这个书名，和今天年轻人的处境之间，会不会也存在某种契合？
马家辉 ：年轻一代往往会有一种委屈的心态，这可能和网络有关。前阵子和朋友聊天，我说自己小时候那么迷惘、那么无知，我不愿意重新经历小时候那些困惑和风险。朋友却跟我说，小时候再苦，妈妈买一个冰淇淋，一个很轻微的快乐，就足以安慰你。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苦？因为很多时候，苦是比较出来的。
小时候没有那么苦，是因为身边来来去去就是三五个朋友。现在打开手机，你会不断看到别人去海外旅行、住几百平方米的房子、考上名校、买了新款鞋……人不断看到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苦有时会来自比较，焦虑也来自比较，整个网络时代都在诱惑甚至鼓励大家比较。怎么在这种巨大的比较诱惑里，找到一条让自己安心、自在、自信、自洽的路，真的要看每个人自己。
(图/马家辉)
《新周刊》：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和别人比较。那在你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有没有属于他们这一代的红利？
马家辉 ：新周刊多年前做过一个专题，说90后已经不是新的年轻人，而是“另一种人”“新人类”。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可以说是“新新新人类”。所以，我不敢一概而论这一代人的“红利”。我经常和自己的学生说，生活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可能比香港年轻人拥有更多条件。当然，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中国太大了，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在一些城市里，部分中产家庭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可能已经有一两套房子可以留给孩子。即使未来依然会面对父母离别，这些条件也会给孩子一种安定感。这种情况在香港并不普遍。我的很多学生，一个大学生，一星期要打四天工，才能赚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们甚至不敢想，以后父母会不会给自己留下一套房子，这是香港一些00后正在面对的现实。我80年代去台北读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有台湾同学问我：“马家辉，为什么香港学生好像都很焦虑？”因为我们回到香港以后没有房子，一定要拼命奋斗。
所以，人很复杂，烦恼也很具体。我蛮喜欢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一句话：“你别搞抽象。”因为具体才是每个人真正的处境。所以很难简单地说谁有红利、谁没有红利。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一个人对生命了解得越多，对知识了解得越多，反而越不敢轻易下判断。
题图 | 马家辉
排版 | 孔淑妍
运营 | 曾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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