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点，小卖部卷帘门刚拉下一半，柜台上的旧电话就响了。
一个陌生长途号码，挂断又打，连续二十多次。
我攥着抹布，气得手抖，接起来刚要骂，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发颤的声音：“宋阿姨，冠楠出事了，你快来……”
话没说完就断了。
我手里的搪瓷茶杯“啪”地砸在地上，碎瓷片溅到脚边。
我回拨，无法接通。
窗外下着冷雨，我盯着那个号码，想起半年前儿子最后一次打电话时说过，有些事我不知道更好。
01
谢冠楠是我儿子，今年三十，在南方做工程监理。
半年前他打来最后一通电话，说妈，我和晨曦处对象了。
何晨曦，这名字我听过，她爸叫何洋，开建筑公司。
我当时正在擦柜台，抹布往水桶里一扔，水花溅了半面玻璃。
不行。
我嗓门拔高了，谁家都行，何家不行。
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妈，你不讲理。
电话挂断，再打就不接了。
我不是不讲理。
谢健出事那年，交警在车里找到一张带血渍的名片，何洋的。
名片压在驾驶座底下，副驾驶地垫上还有半截被踩碎的茶叶罐，谢健从家里带走的，铁皮上留着我的指纹。
那年谢冠楠刚考上大学，我没告诉他名片的事，怕他冲动。
一个人查了五年，何洋的公司在城南，我骑电动车去过三回，远远看着那栋八层办公楼，没进去。
半年前儿子突然转来两万块钱，短信里就五个字：妈，别找我。
我去银行查了汇款单，填单地址是南方某市城东支行。
我给他打电话，关机。
给何晨曦打，也关机。
从那以后，儿子像是从这世上蒸发了。
小卖部是谢健留下的，三十平米，烟酒副食加五金杂货。
每天早上六点半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街坊邻居都熟。
徐玉娥住隔壁单元，退休前在邮局工作，心细。
她来买盐那天，我正对着手机发呆。
她伸头看了一眼，说宋妮，又是那个号码？
我点点头。
她劝我，现在骗子多，别接。
我说知道。
可心里总像揣着块石头，沉甸甸往下坠。
那天晚上我翻谢健的遗物。
衣柜最底层有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他的驾驶证、身份证、还有那块上海牌旧手表。
表是结婚时我给他买的，表带换过三回，他戴了二十年。
可那天我翻遍盒子，手表不见了。
盒子底垫着一张旧报纸，日期停在五年前三月十七号，他出事那天。
报纸上头版右下角，被红笔圈了一个小方块，何洋公司的奠基仪式。
我坐在床边，报纸摊在膝盖上，手指头一遍遍摸那个红圈。
谢健不抽烟不喝酒，出事前半个月，有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怎么了，他说没事。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第二天他出车，第三天交警上门。
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陌生长途号码。
我盯着屏幕，来电显示区域没有归属地，只有一串数字。
响了七声，停了。
过了不到一分钟，又响。
徐玉娥在门外喊，宋妮，你家灯还亮着？
我应了一声，把手机翻扣在桌上。
窗外起风了，卷帘门哗啦啦响，像有人在拽。
我起身去压门，手指碰到冰冷的铁皮，突然想起谢健出事前晚，也是这样的风。
我回屋，手机屏幕上躺着三个未接来电，都是那个号。我把它存进通讯录，名字打了两个字：陌生。存完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暗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电信局查号码。
柜台小姑娘敲了几下键盘，说阿姨，这是南方某市的号码，具体地址查不到。
我说能查到这个号是谁的吗。
她摇头，说只能查到归属地。
我谢了她，走出营业厅，太阳明晃晃照着街面。
我站在台阶上，手机攥在手里，那个号码又亮了。
我没接。
回到店里，徐玉娥来买酱油。
她说宋妮，你脸色不好。
我说没睡好。
她压低声音，说昨晚你家门口好像有人转悠。
我心里一紧，问她看清了吗。
她摇头，说天太黑，就看见个影子，瘦高个，戴着帽子。
我说可能是收废品的。
她将信将疑，拎着酱油走了。
下午两点，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
巴掌大的纸盒，寄件人写的是谢冠楠，地址是南方某市。
我拿剪刀划开胶带，手有点抖。
盒子里塞着泡沫，最上面是那块上海牌旧手表，表盘上多了一道划痕。
手表底下压着张折了两折的纸条，上面是儿子的字：妈，别找冠楠，危险。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加上的：何洋知道爸的事了。
我攥着纸条，指甲掐进掌心。
何洋。
这个名字从谢健走后，我一直埋在心底，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
现在儿子把它挖出来了。
手表盒最底下还有东西。
我把泡沫全倒出来，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夹层。
撕开衬布，里头有封信。
信封上没写字，封口粘得很死。
我捏了捏，里面像是有张照片。
没拆。
我把信塞回夹层，手表放进铁皮盒，盒子塞回衣柜最底层。
那天晚上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徐玉娥过来借扳手，我递给她。
她接了，没走，站在门口说，宋妮，你要有事，言语一声。
我点点头，说没事。
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九点四十分，手机响了。
屏幕上亮着那两个字：陌生。
我盯着它，响了五声，六声，七声。
柜台上的搪瓷茶杯冒着热气，茶叶沉沉浮浮。
我伸手去够杯子，手指刚碰到杯沿，电话又断了。
杯壁烫手，我缩回指头。
窗外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红光映在玻璃上，像谁泼了一盆血。
我关了店，拉下卷帘门。
铁皮落地的声音在巷子里回响。
回家路上经过谢健出事的路口，我停了停。
路灯昏黄，水泥地面上有新铺的柏油，黑亮亮的。
我站了一会儿，风从领口灌进来，冷。
手机在兜里又震了，我没拿出来。
那晚我梦见谢健。
他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转着那块旧手表，说宋妮，有些事你别管。
我说我不管谁管。
他抬起头，脸被阴影遮住，说管好冠楠。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窗外天刚蒙蒙亮。
02
去电信局查不到结果，我去了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民警，姓黄，圆脸，说话客气。
我把手机递过去，说这个号码一直打，我怀疑跟我儿子失踪有关。
他查了系统，说阿姨，这个号没有实名登记，是虚拟号。
我问他能定位吗。
他摇头，说这种号一般是网络拨号，追踪难度大。
我坐在派出所长椅上，手里攥着那张纸条。
黄民警给我倒了杯水，问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
我说谢冠楠，南方城东区，做工程监理。
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没有报失踪。
我张了张嘴，想说半年前就联系不上了，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报失踪要满两年，我知道。
走出派出所，太阳很刺眼。
我站在台阶上，手机响了，徐玉娥打来的。
她说宋妮你快回来，店里有人找你。
我问谁，她说两个男的，说是冠楠的同事。
我拦了辆三轮车往回赶，心里七上八下。
到店里，两个男人坐在柜台外的塑料凳上。
一个穿灰夹克，四十来岁，瘦，颧骨高，眼睛不停地转。
另一个年轻些，黑脸膛，胳膊上有一道疤，低头玩手机。
灰夹克站起来，说宋阿姨吧，我们是冠楠在工地的同事，他让我们来拿点东西。
我问什么东西。
他说一个手表盒子。
我说没有。
灰夹克笑了笑，露出黄牙，说阿姨，别为难我们，老板让来的。
老板。
我脑子里闪过何洋的脸。
我说你们老板姓什么。
灰夹克顿了一下，说姓何。
我心跳快了几拍，手伸进围裙口袋摸到手机。
黑脸膛抬起头，盯着我。
灰夹克往前凑了一步，说阿姨，东西给我们，以后没人再烦你。
我退到柜台后面，手摸到柜台底下的铁扳手，说你们再不走我报警。
灰夹克看了我几秒，嘴角抽了抽，转身走了。
黑脸膛跟在后面，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刀子。
他们走后，我蹲在地上，腿发软。
徐玉娥跑进来，说那两人看着就不像好人。
我扶着柜台站起来，说玉娥，帮我看着店。
我回家把铁皮盒子取出来，手表和信都装进一个布袋，又拿了谢健的驾驶证和那张带血渍的名片。
布袋塞进米缸最底下，上面压了两袋大米。
晚上何晨曦给我打电话了。
她的号码我一直存着。
接通后她没说话，呼吸声很重，像刚跑完步。
我说晨曦，冠楠在哪。
她沉默了几秒，说阿姨，你别问了，好好待在家里。
我说何洋是你爸。
电话那头安静了。
过了很久，她说阿姨，有些事冠楠不让我说。
然后挂了。
我再打过去，关机。
我把手机摔在床上，坐在床边喘粗气。
窗外路灯亮了，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衣柜上。
我盯着那道光，想起谢健出事前三天，何洋的名片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车上。
谢健跑货运，跟建筑公司没交集。
除非，有人故意把名片塞进车里。
那晚我没睡。
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把谢健出事前后的日子掰开揉碎地想。
出事那天是三月十七号，谢健从城南货场拉钢材去城北工地。
那条路他跑了八年，闭着眼都能开。
交警说车速过快，撞上隔离带，驾驶室变形，人当场就不行了。
可谢健开了二十年货车，从来没出过事故。
徐玉娥老公在交警队干过，她偷偷跟我说过一句，刹车片磨损异常。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凌晨三点，手机又响了。
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没人说话，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我攥着手机，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过了十几秒，电话断了。
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十七秒。
第二天我去找徐玉娥。
她老公老周退休前是事故科科长，我拎了两斤鸡蛋上门。
老周坐在藤椅里，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很久。
他说宋妮，有句话我憋了五年。
我盯着他。
他说当年那辆车，刹车油管被人剪过。
我手里的鸡蛋差点掉地上。
他说没有证据，现场被破坏得太厉害，最后按单方事故结了案。
我站起来，腿有点晃。
老周说宋妮，你一个人别去查。
我点点头，走出他家门，站在楼道里，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
下楼时腿还是软的，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
到单元门口，阳光照在脸上，我蹲在台阶上，捂着脸，没哭出声。
下午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
硬座，十三个小时。
临行前把米缸里的布袋取出来，塞进贴身背心的内兜。
又把那封信从手表盒夹层里抽出来，犹豫了一下，装进了裤子口袋。
徐玉娥来送我，在站台上说，宋妮，有事打电话。
我抱了抱她，说帮我看好店。
火车开动时天已经黑了。
车窗外的灯光一盏盏往后跑，像谢健出车那晚的尾灯。
我靠在椅背上，手按着胸口的布袋，手表硌着掌心，冰凉。
对面座位是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孩子哭闹，她轻轻拍着。
我闭上眼，耳边全是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像心跳。
03
到南方是第二天早上。
城东区火车站人挤人，我背着布包出站，空气又潮又热，跟老家干爽的秋天完全两样。
按儿子汇款单上的地址，我找到他租的小区。
老式居民楼，六层，没电梯。
我爬上去，敲门。
没人应。
隔壁门开了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说别敲了，搬走一个多月了。
我问搬哪去了。
老太太摇头，说那小伙子挺有礼貌，搬走那天半夜，好像有人跟着。
她说就看见一辆黑车停在楼下，没熄火。
我谢了她，下楼时腿肚子打颤。
小区门口有个小卖部，我进去买了瓶水。
店主是个中年男人，胖，坐在躺椅里看手机。
我拿出谢冠楠的照片，问见过吗。
他看了一眼，说这小伙子以前老来买烟，后来有个姑娘来找他，两人在门口吵过架。
我问姑娘长什么样。
他说挺瘦，长头发，眼睛哭得红红的。
何晨曦。
我站在街边，太阳毒辣，柏油路面泛着光。
手机响了，陌生号码。
我接了。
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说宋阿姨，冠楠让我告诉你，东西别留在身上。
我问你是谁。
他说你别管，把东西放回老家，人赶紧回去。
我说冠楠在哪。
他停了一下，说阿姨，你儿子在做一个危险的事，你帮不了他。
电话断了。
我攥着手机站在路边，车流从身边过，喇叭声刺耳。
我找了个台阶坐下，从兜里掏出那封信。
信封上什么都没有，我撕开封口，里面滑出一张照片。
谢健和一个男人的合影，背景是货场，两人都穿着工装。
谢健笑得憨，旁边那个男人瘦高个，眉眼跟何晨曦有几分像。
翻到背面，钢笔字写了一行：三月十号，货场。
谢健的笔迹。
我把照片翻过来，盯着何洋的脸。五年前他就站在谢健旁边，笑得客客气气。三天后谢健死了，何洋的公司奠基。我把照片塞回信封，手抖得厉害。
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沙哑的声音。
他说宋阿姨，何洋知道你来南方了。
你儿子在城东废旧仓库，今晚十二点前，别报警。
我说我要听冠楠的声音。
他说不行。
我说那我不去。
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了儿子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妈，别来。
我蹲在台阶上，捂着嘴，眼泪砸在水泥地上，一滴滴洇开。
旁边有人经过，看了我一眼，没停。
我站起来，抹了把脸，拦了辆出租车。
司机问去哪。
我说城东废旧仓库。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地方偏得很，晚上没人去。
我说去。
车开了四十分钟，越走路越窄，路灯也没了。
两边是荒地，远处有几栋烂尾楼，黑黢黢立着。
司机在路口停下，说前面进不去。
我付了钱下车，风从荒地里吹过来，带着铁锈味。
手机亮了，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往北走三百米，铁门。
我攥着手机往前走。
脚下是碎石路，踩上去咯吱响。
走了大概十分钟，看见一道铁皮围墙，中间开着一扇小门，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站在门前，心跳得厉害。
推门前，我把布袋从背心里取出来，塞进门边的碎石堆里，用脚踢了踢，盖住。
推开门，里面是个大仓库，堆着钢筋和水泥袋。
角落亮着一盏工矿灯，照出一小片光。
看清那明亮的灯光下照射的人脸时，我浑身猛地僵住。
瞳孔骤然放大，呼吸瞬间卡在了喉咙，脚步像被钉在了原地。
我心口狠狠一缩，脑子里好像放烟花般轰然炸响。
一股难以置信顺着脊背爬上来，我是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他——
巨大的荒谬感紧紧裹挟着我，就连我的嗓音都打起了颤：
“怎么.....怎么是你！”
“你怎么......你怎么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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