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娜塔莎刚嫁给我那几年，村里的男人们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从地球上抠出来踩碎了。
她有一米八八，站直了比我足足高出大半个头，金发碧眼的身子像头正值盛年的母狼，浑身透着一股野性的劲儿。
她不仅把地里能干的重活全揽了过去，一到夜里更是精力大得吓人，缠着我，一天非要同房四次，少一次都不肯罢休。
村口的汉子们蹲在墙根底下磕着瓜子，酸不拉叽地问我是不是偷摸吃了什么虎鞭壮骨丹。
婆娘们则凑在井台边压低声音骂娜塔莎是个不知廉耻的洋妖精，专门下山来祸害老实人的。
可他们嫉妒也没用，娜塔莎不仅没把我榨成人干，还在短短四年里，接连给我生了两对龙凤胎，四个孩子白白胖胖，哭声震天。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要踩着这泼天的福气过一辈子时，她却抱着我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戚的九万块钱登上了回国的飞机，从此再没了一丁点儿音讯。
01
我叫李卫国，在湘西北一个叫白鹤坪的小山村长大。
村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土墙黛瓦，背靠着一座长年云雾缭绕的矮山。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能在县城落脚的算是出息，能在省城混上一间租来的单间的，逢年过节回来能被人竖大拇指夸半个月。
我爹李长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我娘走得早，我十一岁那年就没了娘。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腰弯了，背驼了，头发白了一茬又一茬，嘴里最常挂的一句话就是："卫国，你得给老李家续上香火，这是正事。"
我高中没念完就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工了。先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后来跟着一个老乡辗转去了北边的口岸城市做木材生意。那地方靠着边境，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多，俄罗斯人、哈萨克人、蒙古人，街上走着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在那边一干就是好几年，学了点俄语皮毛，能说几句简单的买卖话，磕磕巴巴，但够用。
认识娜塔莎，是在市场上。
那天我正跟一个俄罗斯木材商谈价，对方报的价钱比行情高出去一截，我不依，两边僵着，谁也不让步。
就在我抓着计算器跟对方打价格拉锯战的时候，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金发女人，高得像根电线杆，用俄语噼里啪啦说了一大串，那个木材商的脸色立刻松动了，最后咕哝着把价钱降了下来。
我愣了一下，扭头看她，她也正好看过来，对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你，被他骗，我帮你。"
我说："谢谢，你怎么知道他在坑我？"
她耸耸肩，说："他是我表哥，他总这样，坏毛病，我看不惯。"
我哑然失笑。
她叫娜塔莎，全名念起来拗口，我记不住，她让我就叫她塔莎。从贝加尔湖附近的小城来，跟着她表哥在口岸这边做点小生意，卖些手工艺品和皮毛制品。
那年她二十三岁，我二十八岁。
塔莎这个人，长得高挑，说话直，做事也直，跟国内的姑娘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不扭捏，不绕弯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要什么就直接开口，憋不住话。
我们认识没多久，有一天她拦住我，直接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没有。
她点点头，说："那我们可以试试。"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问："试试什么？"
她理直气壮地说："谈恋爱，你不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就是，这，是不是太快了？"
她想了一秒，说："慢有什么好处？"
我答不上来。
就这样，我跟塔莎开始处对象了。
说实话，跟塔莎在一起，我起初是懵的。她不像国内的姑娘那样慢慢来、慢慢熟、慢慢试探，她对感情的劲头就像她这个人一样，直冲冲的，不藏着掖着。
她喜欢挽着我的胳膊走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把脑袋搭我肩膀上，我肩膀矮，她得弯着脖子，弯得很委屈，我说你这样不难受吗，她说："难受也要靠，就要靠。"
村里那帮亲戚知道我在外头找了个俄罗斯对象，反应参半。
我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问："她肯跟你回来？"
我说："问过，她愿意。"
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爹说："外国人，生出来的孩子，跟咱们一样不？"
我说："爹，一样的，孩子就是孩子。"
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没再多说。
我二叔打来电话，语气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开口："卫国，你是不是脑壳被驴踢了？外国婆娘，你拴得住吗？万一哪天人家跑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我说："二叔，你想多了。"
二叔说："我想多了？你看看村里老王家的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城里媳妇，结果人家跑了，把孩子都带走了，老王现在见人就哭，眼睛都哭瞎了。你找的这个，连城里都不是，是外国的，你说你有几个胆子？"
我没接话。
二叔又补了一刀："再说了，你一个打工的，人家一个外国姑娘，图你什么？这事儿我瞧着悬。"
我把电话挂了。
塔莎就坐在我旁边，听了个大概，虽然听不太懂方言，但从我的表情也猜出来七八分。
她捏了捏我的手，说："你家里不同意？"
我说："有人有意见，不是全部。"
她说："那我去见他们。"
我说："现在？"
她点头，理所当然的样子："对，见了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好的。"
02
我们回白鹤坪那趟，轰动了整个村子。
塔莎一下大巴车，站在村口那条土路上，金头发被山风吹得往后飘，整个人往那儿一站，比路边的玉米秆还高出去一截，村里的孩子当场就围了上来，扯着她的袖子，仰着脑袋直愣愣地盯着她看，眼珠子都不带转的。
我爹站在门口，看了她足足有十秒钟，才开口，说的是方言："这，就是那个俄国人？"
我说："爹，叫塔莎，你叫她塔莎就行。"
塔莎对我爹咧嘴一笑，用她那生硬的普通话说："大爷，你好，我是塔莎，卫国的，对象。"
我爹怔了一下，没说话，把目光转向我，意思很明显：你娶不娶？
我说："娶。"
塔莎不知道我们父子之间这几个字的重量，她站在旁边，东张西望地打量我们家的院子，看到墙角一棵枣树，眼睛立刻亮了，拍了拍我的手臂，用俄语叽叽咕咕说了一句，我翻译给我爹听："她说，这棵树上结枣子吗？她喜欢甜的。"
我爹楞了一秒，嘴角动了动，去屋里拿了个竹篮出来，递给塔莎，说："等秋天，自己摘。"
塔莎不用我翻译，看懂了动作，高高兴兴接过篮子，朝我爹道了声谢。
那天晚上，村里的人三三两两地凑过来，借口是来串门，实则是来看稀奇。
村长媳妇周大花是第一个登门的，进门坐下，眼睛就没离开过塔莎，绕着弯子问我："卫国，这姑娘，真是你找的对象？不是你们那边生意上的翻译？"
我说："对象，要结婚的那种。"
周大花倒吸一口冷气，声音压低了几度："哎哟，卫国，你可想清楚了，外国的，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将来两口子过日子，这摩擦，不得少啊。"
塔莎听不懂方言，但察觉到周大花在议论她，她转头用普通话问我："她说什么？"
我说："她说你长得好看。"
塔莎立刻对周大花笑了，说："谢谢大妈。"
周大花愣了一下，被这笑给整不知道说什么了，哼哼哈哈了两声，端起茶杯喝水。
晚饭后，我跟塔莎坐在院子里乘凉，她倚着我，仰头看天，用俄语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她喜欢这里的山，说山上的云跟她老家贝加尔湖边的云不一样，说她想在这里种一片向日葵。
我说："你就不怕住在这儿闷吗？这地方小，没什么娱乐。"
她说："有你就够了，我不需要娱乐。"
我们在白鹤坪办了婚礼。
婚礼那天，全村倾巢出动，连十里八乡的人都跑来凑热闹，说是要亲眼见见那个嫁到中国来的俄罗斯媳妇。
塔莎穿了一套大红的嫁衣，那是我特地托人在省城找裁缝做的，她穿上之后，整个人更像一团烧旺的火，往那儿一站，把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吸走了。
二叔站在角落，看了半天，悄悄凑到我跟前，声音压得很低，说："卫国，这媳妇，长得确实没得说，但你记好了，好看的东西不好养，你可得看紧了。"
我说："二叔，你能不能说点好的。"
二叔摆摆手，端着酒杯走了。
婚礼上，塔莎学着村里的习俗，挨个给长辈敬酒，她普通话说不利索，敬酒词说得磕磕绊绊，但那股认真劲儿，把在场的老人都逗乐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拉着她的手，一个劲儿地夸"这媳妇儿好，实诚"。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些晕，但我记得清楚，塔莎扶着我进屋的时候，附在我耳边说："卫国，我会好好的，你不用担心。"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踏实。
婚后的日子，真的比我想的好过。
塔莎这人，不娇气，完全不娇气。
我以为嫁过来的外国媳妇，会住不惯山村里的老房子，会嫌农活累，会嫌饭食单调。结果一样都没有。
她学着村里妇女的样子，系上围裙下地，除草、施肥、担水，干得比谁都卖力，那双大长腿往田埂上一站，一步跨出去比我们两步还宽，干活效率比村里的劳力都高。
秋收的时候，她背着背篓上山，一趟能背下来的东西比我多出去三分之一，回到家，脸也不红，气也不喘，还有力气帮我爹劈柴。
村里的汉子们站在田埂上看，看完就蔫了，回家被自家婆娘指着鼻子数落："你看人家塔莎，再看看你，五大三粗的，还不如一个外国媳妇能干。"
汉子们没话说，只能背地里凑在一块儿，酸溜溜地问我："卫国，你天天跟那么大一个媳妇过，你顶得住不？"
我笑而不答。
顶不顶得住，我心里有数。
塔莎到了夜里，精力旺得像充满电的机器，一天四次是底线，少一次她就不高兴，嘟着嘴翻来覆去睡不着，挨着我蹭来蹭去，非得把我磨醒了不可。
我跟她说："塔莎，我是普通人，你这个频率，我吃不消的。"
她说："我帮你补，吃好的，睡好的，你就吃得消了。"
说到做到，她开始研究各种食补，跑去镇上买回来一堆中药材，问了村里的老中医，说是要给我熬什么固本培元的汤。
老中医听了她的来意，憋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这，媳妇太旺了也是愁事啊。"
塔莎把熬好的汤端到我面前，盯着我喝完，还在旁边掐着时间，很认真的样子。
我喝完，看着她，说："塔莎，你这是把我当牲口养。"
她眨眨眼，说："牲口要好好养，才出力气。"
我哭笑不得。
03
婚后第二年，塔莎怀上了。
她肚子大起来的速度很快，我起初以为就一个，结果产检的时候，医生把单子推过来，我盯着看了半天，问："医生，这个，是两个？"
医生说："龙凤胎，恭喜啊。"
我腿软了一下，扶着桌子才站稳。
塔莎坐在旁边，扯扯我的袖子，问："怎么了，不好吗？"
我说："两个。"
她眼睛圆了，随即笑开了，笑得整个产检室的护士都扭过头来看。
她高兴，我也高兴，但高兴完了，现实的压力就压过来了。
那会儿我的木材生意规模不大，收入说不上好，加上在老家盖了新房，手头并不宽裕。两个孩子一起落地，奶粉、尿布、看病，哪样不是钱？
我跟塔莎商量，说要不我出去多跑几趟货，多攒点钱。
塔莎摸着肚子，说："你去，家里我顾着。"
我说："你一个人，带着两个，行不行？"
她说："我这么大个人，有什么不行的。"
孩子生下来那天，我守在产房外面，把走廊的地砖来来回回踩了不知道多少遍，我爹坐在椅子上，手里捏着旱烟袋，没点火，就那么攥着。
护士出来的时候，我一步蹿上去，她说："男孩女孩各一个，母子平安，都好。"
我爹眼眶红了，背过身去，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说："好，好，老李家有后了。"
我给孩子取了名字，儿子叫李承泽，女儿叫李若雪。塔莎喜欢儿子的名字，说听起来厚重，喜欢女儿的名字，说听起来软，她用俄语把两个名字来回念了好几遍，说要刻到心里去。
孩子满月那天，村里摆了流水席，二叔喝了酒，红着脸凑到我跟前，用手指点了点我，说："卫国，我服了，真服了，这媳妇，行。"
我说："二叔，早听我的就好了。"
二叔哈哈笑了，拍了我肩膀一下，走了。
孩子一对还没养到两岁，塔莎又怀上了。
这回产检回来，我把单子推到我爹面前，我爹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问："这，又是两个？"
我说："又是龙凤胎。"
我爹把老花镜摘下来，在手里捏了又捏，说："这，这媳妇，是神仙托生的吗？"
塔莎不知道我爹说的是什么，但看见我爹的表情，她也跟着笑，用普通话问："大爷，高兴吗？"
我爹重新把老花镜架回鼻梁上，点头，说："高兴，高兴，高兴死了。"
第二对孩子出生的时候，村子里已经没人拿怀疑的眼神看塔莎了，见着她都是笑脸相迎，连最爱嚼舌根的周大花，在路上碰见她都要停下来夸几句，说塔莎是我们村的福星，专门来给老李家添丁进口的。
四个孩子，两对龙凤胎，我们家院子里整天热热闹闹，哭声笑声混在一起，闹得鸡都不敢在院子里待，全跑墙头上去了。
塔莎带孩子有她自己的一套，不照书本来，完全凭直觉，哪个孩子哭了她远远地就听得出来是饿了还是不舒服，四个孩子她一个人照应，手忙脚乱却不慌乱，脸上常常挂着笑，累得趴下了，睡一觉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那几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的几年。
04
出事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
那天傍晚，我刚从镇上拉货回来，把车停在院门口，塔莎就从屋里跑出来，脸色我从没见过，白得像被人抽干了血，眼睛红着，嘴唇在抖。
我吓了一跳，跳下车，问："怎么了？谁打来的电话？"
她把手机握在胸口，说："我妈，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问："什么事？"
她吸了口气，说："脑出血，昏迷了，医院说，很危险。"
我拉着她进屋，让她先坐下，她哪里坐得住，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嘴里说的全是俄语，语速很快，我有些跟不上，但能听出来她很慌。
我说："塔莎，你冷静一下，告诉我，你妈现在在哪个医院？"
她报了个城市的名字，是西伯利亚那边的，离得很远。
我说："那你要回去。"
她停下来，看着我，说："我知道，我要回去，但是，孩子。"
我说："孩子有我，有我爹，你放心回去，先把你妈的事处理了。"
她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没说话。
我说："还有什么？"
她低下头，停了好一会儿，才说："卫国，我需要，钱。"
我没有立刻开口。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妈的手术，很贵，我这里没有，我，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沉默了几秒，说："需要多少？"
她说："九万，够手术和住院，够了。"
九万块。
那时候对我来说不是小数字，我攒了好几年，加上跑木材生意这两年稍微顺了点，手头大约有五万出头，剩下的缺口，得去借。
我没有让塔莎等答案，直接说："好，我去想办法，你先联系那边，告诉医院，钱会到的。"
塔莎愣了一下，说："你，真的？"
我说："你妈要做手术，你还在这儿问我真的假的？"
她扑过来抱住我，脸埋在我肩膀上，身子在颤，哭得很压抑，像是把什么东西死死压在喉咙里不让它出来。
我没说话，拍了拍她的背。
借钱的事，比我想的难。
我先去找的二叔。
二叔坐在院子里，听我说完，把旱烟袋在鞋底磕了磕，说："卫国，九万，我手头没这么多，但我能拿出来两万，给你周转。"
我说："二叔，谢谢。"
二叔把钱给我的时候，没忘了多说两句，说："卫国，我不是不信塔莎，但你记好了，借出去的钱，落水的石头，你心里得有数。"
我说："二叔，塔莎不是那种人。"
二叔叹了口气，没再说了。
我又去找了镇上跟我有来往的两个木材商，一个借了一万五，一个借了一万，两人都没多问，把钱数好了递过来，说："卫国，你这人实在，钱的事不急，孩子他妈要紧。"
我攥着那两叠钱，站在镇上的街边，胸口发闷，一时说不出话来。
又去找了我爹的老朋友张叔，张叔坐在堂屋里，听我开口说了个"借"字，直接站起来，去里屋开柜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存折，说："卫国，我这里有一万，你先拿去，不用说借，算我给孩子们的。"
我说："张叔，这不行。"
张叔把存折往我手里一塞，说："你不拿我生气。"
我没再推。
东拼西凑，加上我自己那五万出头，拢共凑了九万整。
把钱交给塔莎那天，我把钱摆在桌上，她数了两遍，眼圈红了又红，说："卫国，我回去，处理好了就回来，我保证。"
我说："你先把你妈的事处理好，孩子这边不用担心。"
她抬起头，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卫国，我爱你，我不会不回来的。"
我说："我知道。"
送她去车站那天，四个孩子都哭了，最小的那个才刚会叫妈，一声一声地喊，塔莎蹲下来，把四个孩子挨个抱了一遍，她的个子高，抱孩子的时候要弯很深的腰，每抱一个，背脊就深深地弯下去，像是在鞠躬。
抱到最后一个，她站起来，转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门口，她对我挥了挥手，转身上了车。
我目送那辆车开远，直到连尾灯都看不见了，才往回走。
05
头一个月，塔莎还打电话回来。
每隔三四天，我就能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做了手术，手术顺利，但需要长时间的康复，告诉我她每天在医院陪床，告诉我她想孩子，叫我把电话凑到孩子耳边让她听孩子说话。
孩子们还小，不太懂妈妈在电话里是什么意思，但一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都安静下来，圆溜溜的眼睛往手机上看，像在找什么。
我每次接完电话，都跟我爹说："还好，塔莎挺好的，那边也稳下来了。"
我爹每次都点头，说："稳就好，稳就好。"
但不知道从哪天起，电话的间隔开始变长。
从三四天，变成一个星期，再变成十天。
我打过去，有时候接，有时候响了半天没人接，有时候直接打不通。
我没多想，只以为是她妈病情反复，她忙，顾不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电话打过去，长音一响，接着是一段我听不懂的俄语提示，我找了个懂俄语的朋友帮我听，朋友说："这号码，停机了。"
我的手顿了一下，问："停机了？"
朋友说："对，停机或者注销了，打不进去了。"
我说："你确定？"
朋友说："我确定，你再打一遍，我帮你听。"
我打了一遍，是同样的声音。
我放下电话，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没动。
我爹端着茶杯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的神情，停了一下，问："卫国，怎么了？"
我说："塔莎那边电话打不通了。"
我爹把茶杯放到台阶上，在我旁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打不通，就再找法子联系，实在联系不上，就托人去那边打听打听。"
我说："我知道，我再想想办法。"
我托了当年一起在口岸做生意的老乡，让他帮我联系一下在俄罗斯那边的熟人，看能不能打听到塔莎的消息。
老乡帮我问了一圈，回来跟我说："卫国，那边没打听到，你媳妇的名字，联系地址，太模糊了，找不到具体的人。"
我还是没死心，又想办法写信，按着塔莎出发前留给我的地址，找人翻译成俄文，寄了出去。
一个月后，信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信封上盖着退件的戳。
我爹坐在灯下，把那封退回来的信翻来覆去看，最后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开口说："卫国，你心里，是个什么打算？"
我说："爹，我不信她就这么没了。"
我爹没说话。
二叔听说这件事，赶过来，劈头就是一句："卫国，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你听进去没有！现在怎么样，人跑了，钱也没了，四个孩子没了妈，这个烂摊子，你看怎么收？"
我没接话。
二叔越说越急，声音越来越高，说："你现在不能哭，哭有什么用，你得振作起来，孩子不能没人管，这个家不能散，你听见没有！"
我说："二叔，我听见了。"
二叔红着眼，凑近了，压低声音说："卫国，我那两万，你先别操心还，你把孩子养大，就算还了。"
我喉咙哽了一下，点了点头。
孩子们大了，开始问我：妈去哪了？
大的那两个还能被我糊弄过去，我说妈回她的老家了，路太远，回来不方便，他们点点头，各自散了。
小的那两个追着我问：妈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
老大李承泽有一回没再追问，只是蹲在院子角落里，把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我看着他的背影，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出门跑生意，把木材的线扩展到附近几个县，慢慢地还清了借的钱，慢慢地把四个孩子拉进了学校的大门。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
没有任何关于塔莎的消息。
没有一个字，没有一通电话，没有一封信。
时间这东西，能把很多事情磨平，但磨平不等于消失。
那一年，我在镇上的木材门店里对着账本发呆，隔壁杂货铺的老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一个沉甸甸的、贴满洋文标签的箱子往我桌上一放，大喘着气说——
"这东西是从俄罗斯寄来的，跨国包裹，在海关压了老长时间，上面全是洋文，就收件人那一栏用中文写着你李卫国的名字，你赶紧过来签一下。"
听到"俄罗斯"这三个字，我整个人像是被一道闷雷劈中，脚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心脏在胸腔里砰砰乱撞，十五年前的那些记忆，像被人猛地撕开了一道口子，汹涌着往外淌。
我颤着手签了字，把那个沉甸甸的箱子抱在怀里，一步一步走到楼道尽头的楼梯间。
邻居老赵跟了过来，伸着脑袋往里瞅，嘴上没个把门的。
"跨国包裹？不会是你那个卷了钱跑路的洋婆娘良心发了现，给你寄了一箱旧衣裳来打发叫花子吧？"
我没搭理他，从裤兜里摸出钥匙，沿着箱子四边厚厚的封箱胶带，一寸一寸划开。
胶带撕裂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什么东西正在被硬生生扯断。
箱子开了。
里面没有旧衣裳，也没有什么洋玩意儿。
最上头，静静压着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照片一角沾着几块深褐色的污迹，像是陈年的血渍，又像是锈。
照片下面，是一个用厚实牛皮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四方块，旁边还附着一封信，信封上用歪歪扭扭的生硬中文写着字。
我颤着手拿起那张照片，对上了上面的画面，呼吸猛地堵在喉咙里，上不来，也下不去。
随后，我拆开了那个牛皮纸包。
看清里头东西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从脚底板一直凉到了头皮。
我死死盯着盒子里的东西，双腿一软，两个膝盖重重地磕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喉咙里挤出一声不成调的、野兽一样的干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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