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五年。
广州，城南江边那个码头。
码头上落大潮，江面退下去一丈多。跳板一头搭在石阶上，一头搭在舱口。
加代那天早上八点到的，跟他一块儿来的是老汪，做电器的，九零年在广州把货先赊给过加代。
“多少件。”
“三百件。”老汪说，“一件一台电焊机，连箱一百二十斤。”
“一台多少钱。”
“四百二。”老汪说，“三百台是十二万六。”
“单子上写的就是这个数。”
“单子上是这个数。”老汪说，“箱号也对得上。”
“这批货的本钱是怎么来的。”马三说。
“九零年。”加代说，“那年我在广州，手里只有六千块，想收一批录像机，钱不够。”
“找了几家。”
“七家。”加代说，“六家要现钱，一家要押金。”
“第七家就是汪老板。”
“他把六千收下，货先让我拉走。”加代说，“一万八的货。”
“他不怕人跑了。”
“他怕。”加代说，“他怕了三个月。”
“后来呢。”
“三个月零七天。”加代说，“我把钱一张一张数给他。他多一分没要，还倒贴了一顿酒。”
“这回他摊上事。”
“他这批货十二万六。”加代说，“他们赔多少，我出多少力。”
一个戴草帽的老装卸工扛着一件木箱走过跳板。他叫岑伯，六十三岁，在这个码头上扛了三十年包，给费文卿干活。
费文卿的人嫌他挡路，推了一下他的手。木箱从他肩上滑下来，落在地上，箱角磕掉一块。
岑伯弯腰去搬。他弯到一半停了一下，一只手撑在自己膝盖上，才把箱子抱起来。
“老岑。”旁边有人喊，“你那腰行不行。”
岑伯没答，抱着箱子往堆垛那边走。
费文卿是上午十点到的，穿一件白衬衫，外面套着西装，走到哪儿都先递烟。
“汪老板。”费文卿说，“加代。”
“货呢。”加代说。
“货在路上。”费文卿说，“再等两天。”
“单子上写的是二十号到。”
“二十号是写上去的。”费文卿说，“路上谁说得准。”
“我明天还来。”加代说。
第二天加代来，费文卿还是那句话。第三天，费文卿把人让进了堆场边上那间小办公室。
“汪老板，我跟你说实话。”费文卿说，“这批货走到半路被雨淋了，淋了整整一夜，锈在里面，不能用了。”
“那我的货呢。”
“我替你们着想。”费文卿说，“我换了一批顶数的，一样是电焊机，能开机能干活。”
“换了多少台。”
“三百台，还是三百台。”费文卿说，“一件不少。”
老汪没说话。他从怀里把那张单子掏出来，摊在桌上。
“你换的那批，哪个道上的货。”
“也是厂里出的。”费文卿说，“汪老板，我这事儿办得厚道。我要是撂着不管，你们连三百台都拿不回去。”
第三天下午，加代上堆场去看货。三百件木箱码成一垛，箱角包着铁皮，铅封一个一个挂在打包带上。
岑伯蹲在货垛边上歇脚，从兜里摸出一个干馒头啃。
费文卿从他跟前过，跟身边那个叫阿泰的说了句话。
“岑伯你这腰。”费文卿说，“我看也就能扛两年了。”
阿泰笑了一声。
岑伯把馒头咬了一口，没抬头。
费文卿走了以后，马三蹲到岑伯边上。
“伯，你在这儿扛多少年了。”
“三十年。”岑伯说。
“一件多少钱。”
“两毛。”岑伯说，“一天扛六七十件，挣十三四块。”
“一天扛多少趟。”
“六七十趟。”岑伯说，“跳板窄，一脚踩空就下去了。”
当天夜里，加代把马三和江林叫到码头外那辆车上。
“堆场上那垛有多少件。”
“三百件。”马三说，“一件连箱一百二十斤，一垛是十八吨。”
“他们要往外转，几辆车够。”
“三辆八吨的，一趟就够。”马三说，“费文卿手底下就三辆车，昨天夜里三辆都动过。”
“往哪儿去的。”
“往南。”江林说，“我跟到城东一处仓库门口，车进去了。仓门上挂的是别人的牌子。”
“里头有多少件。”
“看不出来。”江林说，“库房有窗，糊着报纸。”
“明天白天你在门口守着。”加代说，“车一出来，跟住。”
“要是他们先转走了呢。”
“那就在转走之前开箱。”加代说。
第四天，马三拿了老汪那张单子，去费文卿的办事处对。
“箱号你一个一个核。”费文卿说，“三百件，件数一字不差。”
“里面装的什么。”
“装的什么，单子上写着。”费文卿说，“单子上写的是电焊机。”
“老汪要开两件看看。”
“开不了。”费文卿说，“铅封一动，往后出了事算谁的。”
马三回来了。
“他把单子给我推开。”马三说，“他说单子上的字他自己都认得。”
第四天下午，老汪自己去找了码头管堆场的温管事。
“温管事，这批货我们对不上。”
“汪老板，这事我们不好插手。”温管事说，“堆场是租给你们用的，货是人家的货，我管的是地皮。”
“你替我们递话。”
“我说不了。”温管事说，“我跟费老板认识十几年了。”
第五天，费文卿在堆场上当着人把话说明白了。
“汪老板，你听我把话说透。”费文卿说，“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三百件电焊机，我一件不少地交给你。你要说我换了，你拿什么说我换了。”
“箱子里的东西不对。”
“哪儿不对。”
老汪答不上来。他手里只有一张单子，单子上只有数目和箱号。
“你手里就这一张。”费文卿说，“单子上有箱号，箱号也对得上，你还想说什么。”
“箱子里装的东西，你看过没有。”加代说。
“装箱的时候我看过。”
“装箱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我不在场。”费文卿说，“厂里装的。”
“运的时候呢。”
“运的时候我也不在场。”费文卿说，“车是雇的。”
“那你凭什么说没换过。”
费文卿笑了一下，没答。
第五天晚上九点，有人来敲岑伯在码头西头那间小屋的门。是阿泰。
“老岑，起来。”阿泰说，“西库那边有一批货要挪到北库。”
“几个人。”
“就你一个。”阿泰说，“叫别人嫌费事。”
“一件一百二十斤。”
“你不是扛了三十年。”阿泰说，“这活儿你熟。”
岑伯从床上坐起来，穿鞋，跟着去了。
那一趟他扛到天亮。两个库隔着一里多地，他扛了不知道多少趟。中间歇过三回，每回都是阿泰数着数，数到二十就让他起来。
天亮的时候货挪完了，阿泰和另外两个人蹲在库门口抽烟。
“几点了。”
“快八点。”阿泰说，“你回去吧。”
“挪了几趟。”
“你自己数不着。”阿泰说，“你说几趟就几趟。”
“水呢。”岑伯说。
“没水。”阿泰说，“你自己回去喝。”
岑伯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把昨天那个没啃完的干馒头摸出来，蹲在墙根底下啃了。
费文卿那天早上从库门口过，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第六天下午，加代到了码头西头。费文卿在小办公室，屋里有四个人。
“汪老板的货我要开。”
“开不了。”费文卿说。
加代往前走了一步。最前面那个人伸手拦在他胸前。
加代的手从下往上一托，把那人的手腕扣住，往桌面上一按。那人上半身跟着压下去，脸贴在桌面的玻璃板上。
另外三个人往后退了半步，没人上前。
“三百件，我今天开，不讲数。”加代说，“开出来不对，我赔你这批货。”
“你开。”费文卿说，“开完了你别后悔。”
当天夜里，西库那边的灯亮了半宿。天没亮，三辆车开出去，往南。
第七天早上，加代带人上了堆场。
码头上那天围的人多。装卸的、运货的，都过来了。
加代蹲在那垛木箱前头，手里一把剪子。
他把第一件木箱上那根铁皮打包带的铅封剪开，铅封落地。
第二件，第三件。
剪到第几十件，他停下来，把里头那台机器拎出来放在地上，旁边又开了一件。
一台机身侧面钉着一块铜牌。另一台没牌，铁皮薄，面板上的字是喷的，手指一抹掉一层。
“汪老板。”加代说，“你那批货的牌子在哪儿。”
“机器侧面。”
“你过来看这一台。”
围观的人往前挤了一层。费文卿站在道口那边没过来。
加代接着剪。
铅封一只一只落在地上，攒了一小堆。开出来的箱子摞成两排，摆开有三丈长。
剪到第一百多件的时候，加代停住了。
他从那件箱子里把东西拎出来，站直了，举起来，转了一圈给周围的人看。
那不是一台机器。
那是一块铁。
围观的人先是没声，接着就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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