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史实依据人民网·党史频道《遗墨越狱——方志敏狱中文稿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狱中方志敏殚精竭虑送文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舍生取义：方志敏十三万字的狱中文稿是如何"越狱"的》、《中华读书报》葛涛《方志敏的〈遗信〉是写给"高某"的吗？》、《博览群书》倪墨炎《〈可爱的中国〉手稿在许广平保险箱里吗》、中国作家网《鲁迅去世48年后的一场X线胸片读片会》、国防部《英雄烈士谱·方志敏》等公开资料整理。文中时间、地点、人名均经公开史料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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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南昌城内暑气蒸腾。
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里，一个戴脚镣的中年男人伏在案上。
他面前摊着白纸，手里那支笔探进一只粗瓷碗，碗里不是墨，是米汤。
白米熬稠了滗出的那层乳浆，蘸上去写在纸上，干透以后字迹全消，纸面一片空白。
拿碘酒一抹，或者凑到炭火上一烘，藏起来的字才会一个一个浮出来。
这是当年地下工作者磨出来的密写手艺。
写字的人是方志敏，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闽浙赣苏区的创始人。
他此时的身份是囚犯，死刑判决书随时可能下来。
他用这种米汤写了三封信，收信人分别是党中央、宋庆龄、鲁迅。
他一辈子没见过鲁迅。
两个人，一个在南方山沟里带兵，一个在上海亭子间里写文章，没有书信往来，没有一面之缘。
方志敏把自己临终的文稿、未了的请求、毕生的人生托付，押在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文人身上。
信托人送出了南昌。
数月之后，上海那边传回来的实际情况，把这桩托付引向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向。
【一】怀玉山下，七天七夜之后的那个清晨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带着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出发，一路往皖南突进。
队伍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正面吸引国民党军的主力。
从皖南到赣东北，两千多里山路，冬天来得又早又猛。
部队在雪地里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兜圈子，饿了啃冻硬的干粮，困了在雪窝里眯一阵。
转战两个多月，先头部队一度杀出了包围圈，方志敏为了接应后续掉队的大队人马，又重新杀回了重围。
1935年1月，怀玉山。
山上大雪封路，山下敌军一层一层围上来。
队伍断粮，断弹药。
因负伤或者饥饿倒地被俘的红军战士超过一千人。
方志敏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只剩几个人跟着他在柴窝里转。
他带着先头部队曾经杀出过包围圈。
为了接应后续掉队的大部队，他又重新杀回了重围。
这一去，就再没出来。
国民党军几个师把怀玉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搜山的队伍逐岭逐岭地梳，逐沟逐沟地过。
整整七天七夜，方志敏和身边的战士粒米未进。
1935年1月29日清晨，陷于绝境、饥寒交迫的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陇首村的柴窝中被搜山的敌军拖了出来。
当天夜里，在怀玉山麓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的团部，方志敏铺开纸，写了二百四十五个字的《自述》。
这篇自述后来被收入他的文集，字里行间没有求饶，没有推诿，把自己的身份、经历、立场写得清清楚楚。
敌军搜他的身，从头到脚搜了一遍。
搜出来的全部家当，是一块怀表，一支钢笔。
方志敏后来在《清贫》一文里专门写到这一段。
那些兵搜他身上的时候满热望，想从他这个"大官"身上搜出一千八百大洋，搜出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结果翻遍了衣角裤缝，什么也没搜到。
这篇《清贫》后来进了课本，成了几代人记住他的第一篇文章。
他被从上饶押往南昌，关进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一同入狱的，还有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等红军干部，以及后来活到解放、写了大量回忆文字的乔信明。
军法处起初把他关在普通号，跟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
后来为了方便劝降，把他移到优待号。
优待号房屋很好，但很寂寞。
方志敏心里明白：军法处以他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他劝降，于是把他移到优待室内来住。
蒋介石知道抓到了方志敏，亲自飞到南昌劝降。
同牢的乔信明后来回忆，蒋介石带着私人秘书进囚室，跟方志敏谈条件。
方志敏对这位国民党总裁的答复，后来他自己转述给了狱友胡逸民，只有硬邦邦四个字——快下命令吧。
意思明摆着：要我投降，不可能；要杀要剐，随你。
蒋介石当时没有杀他。
一个能文能武的共产党高官，活着比死了有用。
能劝降，是天大的政治资本；劝不降，留着也能震慑别人。
国内外要求释放方志敏的呼声很高，苏联驻华大使馆甚至发出外交照会，以"方志敏借了上海苏联商会巨款需要结算"为由，要求把人交给苏方。
国民党方面顶着这些压力，迟迟没有下手。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份宣言传到南昌的时候，方志敏已经入狱半年。
日本人的铁蹄正在华北践踏，国民党当局一边跟日本人谈，一边杀自己人。
方志敏在牢房里写下的那些稿子，说的是这个国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国民党当局原定的行刑日期是8月31日。
释放呼声太高，他们决定秘密提前，改到8月6日。
从1月29日被俘到8月6日就义，方志敏在这间囚室里一共活了一百七十多天。
方志敏心里清楚自己这条命已经在鬼门关上。
他唯一放不下的，是脑子里那十几年打出来的经验教训，那些用血换来、想跟同志们交代清楚的话。
人一死，这些话就烂在棺材里。
【二】一百多天，十三万字，撕了又写
方志敏向军法处要了笔墨纸张。
军法处满口答应。
在他们看来，一个死囚犯爱写什么写什么，稿子反正都捏在自己手里，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翻不了天。
这个判断，事后看是国民党在这次牢狱管理上犯的最大错误。
从入狱到就义，一百多天时间，方志敏写下十六篇文稿，十三万多字。
最长的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六万余字。
《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之死》——这些后来被反复印行、进课本、进纪念馆的文字，全是在南昌这间蝉声嘶鸣的囚室里，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他写作的条件极差。
优待号房屋很好，但很寂寞。
军法处把他从普通号移到优待号，是为了方便劝降——单独关押，隔离其他共党要犯，一个人慢慢磨。
方志敏看穿了这个用意。
他在囚室里一天到晚地写，写到汗流浃背，写到看守在门口打哈欠。
他每写完一篇，就注明日期。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文末写着：1935年4月20日写成，6月19日密写。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文末写着：1935年3月25日写完，6月29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
这些日期像一条暗线，把他在牢房里的一百多天，串成了一条跟时间赛跑的线。
他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一段话，后来被无数次引用——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写这些字的时候，他自己是看不到那个"那时"的。
他在《在狱致全体同志书》里把十几年斗争的教训一条一条摆出来。
讲闽浙赣苏区在顺风顺水那几年没能发展起来，根子在右倾保守；讲肃反这件事，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和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对党和革命的损害是一样的；讲理论和实践两张皮，是最大的毛病。
这封信写于4月20日，6月19日他又用米汤重新密写了一遍。
他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里写过一段话，说自己对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事业，有着坚决而不动摇的信仰。
他说敌人可以砍下他的头，却不能改变他的主义。
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里，把"死"这个字掰开揉碎了写了一万六千多字。
一个人在等处决的日子里，能心平气和地把"死"当成一个题目来写，这种定力，不是装出来的。
他在《清贫》里写的那段话后来成了经典。
他说矜持不苟、舍己为公，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他说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用之于革命事业的。
这篇文章不长，一千多字，写于5月26日。
一个被搜走全身只搜出一块表一支钢笔的人，在文章末尾写：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他在《狱中纪实》里写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写看守所里的暗无天日，写囚犯们的惨状。
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里写自己从弋阳一个教书先生，怎么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怎么拉起队伍，怎么建立苏区。
这篇六万字的长文，是他留给党的最后一份完整自传。
他一度搁了笔。
缘由很简单：写出来也送不出去，写它干什么。
他把已经写好的一万多字一气撕掉，停了十几天没有再动笔。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囚室对面搬来了一个人。
这人叫胡逸民。
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在北平去世时，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守灵人。
做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做过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做过南京、徐州、汉口好几处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
1934年遭官场倾轧，他自己反倒成了阶下囚，被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里。
狱方对这位前司法界大佬格外开恩。
除了不能出监狱大门，他几乎是自由的，三姨太向影心都带在身边，夜里想去方志敏囚室聊天，所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胡逸民后来自己说，他虽是囚徒，当面敢训斥牢卒，连所长都让他三分。
胡逸民天天往方志敏那边跑。
两个囚犯，一个是国民党落魄官僚，一个是共产党死刑要犯，聊身世，聊时局。
聊到后来，胡逸民从心底里佩服这个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
方志敏看准了这个人，开始给他写信，一条一条地讲：你倾向革命，我信你；你出去以后，可以在党外替党做事；你有家产，可以拿一部分出来帮革命；我死以后，你答应我的话，不能吓破了胆就撒手。
方志敏给胡逸民夫妇写过两封信。
一封是《遗信》，一封是《给某夫妇的信》。
《方志敏全集》的编者后来考证，这两封信都是写给胡逸民和他的夫人向影心的。
信里劝他们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劝他们在党外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党，劝他们生活朴素，把节俭下来的钱拿出来帮革命。
这些话不是客套，是一个将死之人，在替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狱友，规划他出狱后的人生。
稿子写出来了，送信的人，也找到了。
【三】米汤里的三封信，和一个他没见过面的收信人
1935年6月11日，方志敏做了一个关键决定。
他用米汤写了第一封正式送出去的密信——《给党中央的信》。
这封信里他分析了敌人为什么没急着杀他，报告了自己越狱的准备，请求援助；罗列了八篇狱中文章的篇名和内容；还替胡逸民作介绍，说这个国民党官僚倾向革命，请中央派人去联系他、领导他。
信末写明：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写完给中央的信，方志敏又写了两封。
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
他这辈子没见过鲁迅，也没见过宋庆龄。
一个牢里的死囚，上海地下党的联络地址他不知道，也不掌握。
他只知道，鲁迅和宋庆龄这两位，是全国出名的民主派领袖，跟共产党地下组织一定有联系。
把信交给他们，等于把信交给了党。
这是一场押上性命的判断。赌的是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对一个陌生革命者的道义。
他选鲁迅，不是随便点的名。
鲁迅当时在上海的身份，是左联的旗手，是跟共产党走得最近的文化人。
方志敏在苏区看得到上海的进步报刊，知道鲁迅这几年替共产党做了多少事——掩护过被捕青年的家属，替死去的青年作家写过悼文，跟胡适那一派人公开论战，骂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在一个囚犯的判断里，把信交给鲁迅，比交给任何一个国民政府里的大官都稳妥。
他选宋庆龄，道理也差不多。
孙中山的夫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谁动她都得掂量三分。
她跟共产党的秘密接触，在1930年代的上海是公开的秘密。
1932年她跟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
1936年她跟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跟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呼应。
方志敏在牢房里写密信的时候，他知道这两个人在上海的分量。
他不知道的是，这两个人自己也在白色恐怖里自身难保。
鲁迅病着，宋庆龄被特务盯着。
他把稿子送出去，等于把命交在了两个自身难保的人手里。
米汤密写的原理不复杂。
米汤里含淀粉，干了以后在白纸上不留痕迹，看守翻来覆去检查，就是一叠白纸。
收信人拿碘酒一擦，或者凑到炭火上一烘，字就显出来。
方志敏考虑得极细：万一信半道被搜出来，交到敌人手里的只是几张白纸，什么把柄都落不下。
他连送信人被盘问的场面都替人想好了——只要这封信安全到了上海地下党手里，组织上一看笔迹、一看密写方式，就知道来人不是叛徒，是自己人。
第一条送信的线，交给了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
这位西安出来的女子能自由出入牢房，方志敏把三封密信当面交给她，交代清楚记号，叮嘱她万一送不出去就把信毁了，千万别落到敌人手里。
向影心带着信去了上海，把信交到内山书店——那是鲁迅在上海常去的地方，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是鲁迅和进步文人联络的一个公开据点。
书店把信转了出去。
头一批信顺利送到。
方志敏在南昌掐着指头算日子，来回八九天，他天天数。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他开始写第二批稿子，仍然用米汤誊写，每次只让送信人带两三篇，绝不多带，万一出事损失也小。
据党史资料记载，鲁迅后来确实收到了第二批里的两篇——《可爱的中国》和《清贫》。
方志敏写密信的时候，每誊写一篇都注明时间。
6月19日密写《在狱致全体同志书》，6月29日密写《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他这是留后手——原件留在牢里，密写稿送出去，万一密写稿丢了或毁了，原件还在。
他没有把鸡蛋全放进一个篮子。
看守所里有个年轻文书，叫高家骏，又名高易鹏，负责抄写文件。
高家骏天天看着方志敏，看着这个死囚不卑不亢、笔不停歇，慢慢动了同情之心，主动表示愿意替方志敏做事。
方志敏又多开了一条线。
他让高家骏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请她到南昌帮忙。
1935年暑假，十九岁的程全昭接到高家骏从南昌汇来的二十块钱和一封信，背着家里人，一个人挤上了去南昌的火车。
她和高家骏是一对恋人，论门第悬殊，程全昭的父亲本来就不同意这门亲事。
她这趟来南昌，起初以为是儿女情长的事。
到了南昌，高家骏把事情挑明：替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送稿子去上海，是杀头的事。
程全昭当时年纪小，不知道怕，应了下来。
高家骏交给她一个纸包，和几封信。
收信人分别是宋庆龄、鲁迅、李公朴，还有生活书店的邹韬奋。
让她到上海一家一家送过去。
1935年7月初，南昌刚发过大水。
大水过后第五天，高家骏把文稿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
程全昭化名李贞，揣着那个纸包，从南昌坐火车下了上海。
【四】十九岁姑娘走进一九三五年的上海
程全昭到上海，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一个同学那儿。
第二天她先去宋庆龄家。
开门的是个保姆模样的女人，说孙夫人到庐山避暑去了，不见客。
程全昭心里一沉，宋庆龄这一关过不去，剩下几家得跑成。
她按着地址找内山书店。
北四川路一带一家不大的日本书店，门面不起眼，进进出出都是长衫短打的文化人。
一个十九岁的杭州姑娘，头一回到这种地方，隔着柜台把来意一说，手心全是汗。
她怀里那个纸包，是方志敏的半条命。
店里有人听她说要找鲁迅，摇了头。
告诉她鲁迅找不到，有事情可以代为转达。
程全昭当时没做地下工作的经验，看那人态度老实，就把纸包和信递了过去，连对方姓什么、能不能真见到鲁迅，都没多问一句。
从内山书店出来，她又赶去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
李公朴听完她的来意，表现迟疑，说这事情自己不认识人，信先放在他这里看看。
当天夜里，一个穿入时的少妇找上门，压低声音通知她：你来上海送信的事情，已经有人知道了，马上走。
程全昭连夜收拾东西逃回杭州。
这个少妇后来她才知道，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
她在上海期间，还去过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那边的胡愈之、毕云程等人听她说完，起初疑心这是国民党设的陷阱，不敢去取她存在客栈里的那部书稿。
店里几个人围着那几封信发愁，怕一脚踏进去是特务的圈套。
后来由胡子婴亲自出面，到宝隆医院和客栈之间跑了一趟，把那个用报纸包好的文件取了回来。
几封信在胡愈之家拿碘酒洗了出来，内容是一样的：托上海的同志把这部书稿设法交到党中央，为它出版。
毕云程后来回忆，那个姑娘当时头低下去，声音越来越轻，微微发抖。
她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三封信送不出去，客栈里还压着一部书稿。
毕云程让她把信留下，由生活书店代转，又让她留下客栈地址，托胡子婴去取书稿。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包东西几经转手，从生活书店，从内山书店，从胡子婴手里，往上海进步文化人的圈子里送。
1935年的上海，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巡捕和密探到处都是，一个十九岁姑娘怀里揣着死刑犯的文稿走在街上，每多待一天，都是在拿命赌。
程全昭逃回杭州以后，家里人听说她干了这么一桩事，吓得魂飞魄散。
她父亲二话不说，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许出门。
她后来说，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怕，真知道怕了，腿都软了。
南昌那边，高家骏等不到上海的回音，急得火烧眉毛。
他跟方志敏商量，带着另一批稿子亲自跑一趟上海找党组织。
他刚到上海，就听到了方志敏已经在8月6日被秘密处决的消息。
他带出来的那批稿子，后来在一次家中失火里烧了个精光。
方志敏在南昌数着日子等回信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托出去的这条线，已经在上海被扯成了好几股。
有人接了，有人迟疑了，有人连夜报信让送信的快跑，有人把稿子扣在抽屉里等风头过去。
十九岁的杭州姑娘、三十多岁的书店老板、穿旗袍的银行家太太、病骨支离的大作家——这些人在1935年夏天的上海，围着那包用报纸裹着的稿子，各自做了一个影响它命运的决定。
而当那封用米汤密写、经过碘酒显形的信纸，终于一行一行在鲁迅面前浮出字迹时，这位在刀丛里站了半辈子、刚被医生下了判决的老人，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随后他做的那个举动，让后来所有梳理这段史料的人，都沉默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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