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这片黄土高原。部队需要休整，局势却远未安稳。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的，不只是行军后的疲惫，还有一个极现实的问题：红军能否在这里站住脚。

答案并非凭空出现。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早已存在革命武装、基层组织以及群众基础，而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刘志丹多年经营密不可分。毛泽东后来谈到陕北根据地的重要性时，曾有“没有刘志丹，红军长征没有落脚点”的评价。这个说法，点出了刘志丹贡献的分量。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丁镇高家沟村，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24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接触到新的军事思想和革命理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谋求发展，而是返回西北，投身陕西地区的革命工作。

那是一个局势急剧变化的年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许多同志被捕，组织活动受到压制。刘志丹却没有因此退缩。他在渭华地区参与武装斗争，后来又在陕北一带组织力量，逐渐摸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道路。

西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军阀和地方势力盘踞，各村各寨情况复杂。照搬南方城市周边的斗争办法，很难奏效。刘志丹重视发动群众，也重视争取地方武装，把革命力量同土地关系、乡村治理和群众安全结合起来。说得直白些，队伍不仅要会打仗，还要让百姓愿意信任。

1931年前后，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先后在陕甘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刘志丹在其中承担了重要领导责任，并在反复挫折中坚持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根据地的建立，从来不是占下一座县城那么简单。部队需要粮食、兵员和情报，地方党组织需要扎根，群众还要能够承受敌军报复。刘志丹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避免同优势敌军硬拼，同时利用陕北山地、沟壑和村落条件，逐步扩大活动范围。

有一次，部队讨论行军方向，有人担心敌军封锁，提出暂时退避。刘志丹说：“队伍可以转移，群众不能丢。”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史料中的原话，却概括了他一贯的工作取向：军事行动必须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不能把根据地当作单纯的藏身之处。

1934年，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力量进一步汇合，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虽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却有山区掩护和长期积累的群众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支孤立的游击队，而是逐渐具备了党政组织、红军部队和地方群众相互支撑的格局。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向几经调整。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随后又经历了北上与南下的重大分歧。毛泽东等人坚持北上，原因之一正是北方有抗日形势和陕甘根据地这样的现实依托。抵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同当地红军会合，革命力量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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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清楚，陕北并不是刘志丹一人“选定”的长征终点，长征落脚方向是中央根据全国形势、敌我力量和各地根据地状况作出的战略判断。但如果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提前打下基础，陕北很难承担起接纳中央红军的任务。刘志丹的影响，正在于把一个偏远地区经营成了可以承受重大转折的战略支点。

遗憾的是，刘志丹没有看到革命事业进一步展开。1936年2月，红军东征开始，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旨在扩大抗日影响、发展革命力量。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后世常称其33岁，实际年龄按出生日期计算为32岁。

刘志丹牺牲后，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并未减弱。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重要立足地。1937年，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用地名保存这位革命者的名字，也保存了一段并不轻松的创业史。

一块根据地的价值，不能只看面积，更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危局考验。刘志丹留下的，既有一支队伍，也有一套把军事斗争、群众工作和地方建设结合起来的经验。正因为这些工作早已埋在黄土高原的村庄之间，中央红军到来时，陕北才没有成为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成为能够安顿队伍、连接未来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