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沈阳军区机关，司令员李德生面对一项涉及儿子去留的调动建议，作出了一个并不符合普通父亲本能的决定。
那时的李德生已经63岁。作为人民解放军的老将，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时，他所处的位置足以让许多人谨慎对待，甚至主动替他排忧解难。
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展开，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就在这个节点，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把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调到机关参谋岗位，避开前线最危险的区域。
这件事本身并不难办。调动一名干部，对军区司令员而言，只需一句话，甚至不必留下太多痕迹。可李德生听完后，态度非常明确：不同意。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他当时反问道：“这个时候把他调走，战士们会怎么看？”紧接着又说：“他是军人，应该到该去的地方去。”
话说得很重，却不是没有父子之情。恰恰相反，正因为知道战场危险，李德生才明白这项调动意味着什么。一个军区主要领导的儿子，如果在战前被安排到相对安全的机关岗位，下面的人很容易照着办理。
今天调一个，明天再调几个，理由可以各不相同：身体状况、业务需要、机关缺人。时间一长，真正冲在最前面的，可能只剩普通战士和基层干部。这样的风气一旦形成，军队的战斗力会从内部被削弱。
更关键的是，人民军队的威信不只来自武器和命令，也来自官兵之间能否同甘共苦。战士把生命交给指挥员，指挥员就不能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亲属放在特殊位置。这个道理，李德生比谁都清楚。
他没有把儿子当成需要额外保护的“少爷”，而是把他当作一名普通军人。据说，在拒绝调动后，李德生还专门给李和平写信，叮嘱他服从命令、坚守岗位，不得因为家庭关系而寻求照顾。
信中有一句话很有分量：“你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儿子。”这不是父亲对儿子的安慰，而是一名高级将领对军人身份的提醒。穿上军装之后，个人得失就必须服从战斗任务。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李和平当时担任陆军第12军第36师第106团副团长，随部队进入前线。有关材料显示，他在战斗中表现积极，曾带领部队夺取敌方阵地。
战场情况变化极快。阵地拿下，并不意味着危险结束。部队在推进和巩固阵地时，常常会遭到侧翼或后方火力袭击，指挥员必须一边组织防御，一边判断是否需要炮火支援。
关于李和平在一次战斗中请求炮火支援的细节，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在部队受到包围威胁时，向炮兵提出了“向我开炮”的请求。这样的命令，意味着炮火可能落在极近距离，甚至把己方人员置于极大风险之中。
这类场面并非一句口号那么简单。炮兵需要确认坐标，前沿部队要迅速隐蔽，指挥员还要承担误伤和阵地失守的后果。敢于下达命令是一回事，能否在混乱中保持判断，又是另一回事。
据战地回忆，炮火压制后，敌方攻势被迫中断，李和平和部分官兵得以脱险。具体细节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出入，但可以确认的是，他确实参加了这场战争，并在前线承担了团级指挥任务。
这件事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李和平是李德生的儿子，更因为它触及军队用人和战场纪律的底线。高级干部的亲属可以参军，也可以担任职务，却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获得额外豁免。
李德生曾任中央副主席，后来又长期担任大军区主要领导。他完全知道，一次看似私人化的安排，可能产生公开的示范效应。若干部子弟纷纷远离危险岗位，普通官兵难免产生疑问：为什么命令只约束别人？
遗憾的是，战争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而降低风险。无论是将领的儿子，还是普通农民的儿子，到了前线都要面对同样的炮火。区别只在于，指挥员能否把部队带出去，能否让更多人活着完成任务。
李德生拒绝调走儿子，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儿子的生死，而是他把父亲的感情放在了军人职责之后。李和平奔赴前线，也不是为了证明所谓“虎父无犬子”，而是履行一名军人的岗位责任。
这对父子的经历，留在了1979年那场战争的诸多战地记录之中。李和平没有被安排到后方机关，而是作为第36师第106团副团长参加了前线作战。一级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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