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2026年8月底，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里，一群教师站在写着“耻辱”两个大字的屏幕前，神情黯淡。屏幕显示，这些老师是在四川凉山州雷波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上，因班级期末考试成绩落后被要求上台的。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照片不会是合成的吧？但没过多久，当地有关部门便回应表示照片中的情况属实，并称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种针对教师的“羞辱式”问责，似乎触发了长期积累的情绪，不少自称教师的网友在网上诉说类似“公开检讨”的经历。这让我感到，雷波县的案例并不是孤例。“耻辱”二字像一根尖锐的刺，刺痛了不少一线教师。
一名自称台上老师同事的网友告诉我们，照片流传开后，台上的老师们受到更大的压力，甚至遭遇网暴，舆论压力之下，他本人也不愿接受采访。
雷波县此次事件背后，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只有采访更多基层一线教师，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于是，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我们一边寻找雷波县此次“耻辱”合影事件的当事人，一边采访有类似经历的各地一线教师。有了方向之后，我们先后深入采访了雷波县当地教师、湖南某乡镇初中的老师、西部地区某民族村小的老师等，此外还采访了长期研究县域教育的中南大学副教授雷望红。
我们试图将多方声音放在一起，还原背后教育生态的真实图景：在不少地方，“唯分数”依然是评价教育的核心逻辑，生源基础、区域差距、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被忽视，教师承受着不断扩大的压力和责任，教育的温度与尊严则不断退让。
就雷波县来说，该县作为教育基础落后的边远山区，甚至许多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当地老师说，为了“培优”，学校还会以学生成绩好坏划分班级，学生基础本就不均衡。教育提升是应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系统工程，一线教师却成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雷望红在采访中指出，不当的考核方式不仅伤及一线老师自尊，甚至会走向教师“集体卸责”的反面。
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县域教育的困局，不是某一个教师、某一个校长、甚至某一个县教育部门的问题，把“耻辱”转嫁到一线教师身上，掩盖了更多方面的失职。
长期研究中，雷望红对县域高中教育有深刻的观察。他发现，在教育资源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为了应对高考竞争，县中普遍采取“时间自我剥削”的策略。比如学习以外的时间被严重压缩，典型的例子是曾引起广泛讨论的“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以及高中生被占用的双休日。“这实际上是县中师生的一种自救，时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比较优势之一，在资源匮乏、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唯有依靠更多的时间投入参与高考竞争。”
乡镇初中教师简妮（化名）也有同感：“比如说没有考好，那么就多上一节晚自习，有时候看到初中生们没有朝气蓬勃的样子，我感觉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哪怕成绩不好，他们应该是热烈的、是好动的。”
尽管对一些问题感到失望，我们采访的一线教师中，很多依然热爱教育事业。在采访中，简妮老师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如果我真的不在乎了，可能反而不会这么难受。”简妮理解的教育，本应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温柔过程。当教育只剩下分数，最终被伤害的，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可能还有孩子的未来。
让教育回归“人”的尺度，让教师在有尊严的环境里安心教书，本应是底线。正如简妮老师所说：“我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有一个被尊重的环境，对学生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也是很多其他一线教师的心声。
报道刊发后，引发很多网友讨论。有网友表示，被“羞辱”的老师们会如何面对、教育自己的学生？有网友呼吁停止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对待老师。还有网友追问，雷波县的调查结果何时发布？
雷波县教师与“耻辱”合影风波并非单一事件，当地对此事的调查反思，显然具有更大的样本意义。希望最终的结果不是简单的问责，更有具体的改进措施。但更深层次的困境仍需多方参与解决，正如一位老师在采访中说的，只要“唯分数”的考核机制不改变，教育资源的配置依然失衡，那么“耻辱合影”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本期编辑 陆枫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