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河内，黎笋主持的越南领导层面对一个尴尬局面：中越边境作战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撤出越南，越南却没有迎来喘息，反而把国家机器再次拧紧，向全国发出扩军动员的信号。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已达到预定战略目标，随后开始撤军，至3月16日基本完成。中国出兵的目的，是打击越南对中国边境的武装挑衅，并非长期占领越南领土。这个处理方式，在当时已经十分清楚。

但河内的判断不同。越南领导层担心中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也希望借助战争氛围巩固自身地位，于是把安全焦虑转化成了扩军冲动。军队规模很快由约100万人扩大到约120万人，越南由此成为军队人数占人口比例极高的国家。

数字背后，是沉重的财政负担。陆军、海军、空军、防空部队以及驻老挝、柬埔寨的部队，都需要粮食、装备和运输保障。一个刚经历多年战争、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军事体系，经济承受力很快便到了边缘。

黎笋曾提出把工人和职工组织成大规模战斗力量。口号喊得很响，现实却很冷峻。工厂缺少原料，农村缺少劳动力，学校和机关也不断有人被抽调。越南当局需要的，不只是穿军装的人，更是能够长期供养军队的物资。

征兵因此变得越来越严厉。1977年起，越南开始重新征召部分退伍人员；到1978年至1979年间，全国多次开展征集。征兵年龄和身体条件被不断放宽，部分技术人员、学生以及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也难以避开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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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有些家庭本可暂缓征集，例如独力抚养子女者、烈士和伤残军人家庭中的独子，以及正在求学的学生。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规定往往让位于指标。越南北部一些地方的材料显示，烈士、伤残军人家庭的子弟同样被征召，大学生也未能完全幸免。

有意思的是，越南当局把这种强制动员称为全民防卫，普通家庭感受到的却是另一回事。有人装病，有人躲进亲友家中，也有人设法逃离原居地。对拒绝服役者，地方机构可能采取拘押、罚款、停发生活物资等措施，连家属也会受到牵连。

民众的抵触，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国家观念。越南人民曾在抗法、抗美战争中承受巨大牺牲，许多人愿意保卫家园，却难以接受战争从保卫国家变成了地区扩张。驻军老挝、出兵柬埔寨以及持续同中国对抗，使这种不满越来越集中。

军事开支迅速挤压民用领域。有关资料显示，越南军费一度占财政支出的很大比重，粮食、布匹、药品和日用品供应均出现困难。农业生产受到劳动力流失影响，工业也缺少设备和燃料，国家收入不足，只能依靠外部援助和借贷维持局面。

这正是越南困境的核心：军队规模在扩大，国民经济却在收缩；对外宣称力量强大，国内百姓却连基本生活物资都难以稳定获得。军力数字越漂亮，财政账本就越难看。所谓地区强国的梦想，最终由普通家庭承担代价。

1982年3月，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黎笋提交的政治报告长达一百多页，仍然坚持亲苏和地区扩张方向，但不得不承认经济管理存在严重问题。他提到财政入不敷出、物资短缺、人民收入低下以及社会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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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自我批评后来常被称为黎笋的“罪己诏”。不过，它并不是古代意义上的诏书，而是最高领导人在党代会上对现实危机作出的公开承认。黎笋说：“我们的领导和管理存在缺点和错误。”这句话，实际上是对持续扩军政策造成后果的有限回应。

遗憾的是，承认困难并没有带来根本转变。越南领导层仍把不少责任归咎于外部压力、自然灾害和干部缺乏经济经验，没有真正触及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以及经济管理僵化等关键问题。

此前，越南在1961年至1965年间曾取得较快的工业和粮食增长，说明这个国家并非没有发展能力。真正改变它的，是统一后没有及时把国家重心转向生产建设，反而继续把战争思维置于经济规律之上。兵力达到120万，并没有换来富足，反而让越南在内外交困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