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年冬，官渡前线，曹操带兵突袭乌巢，袁绍却把希望押在了攻打曹营上。张郃、高览请求救援粮仓，郭图则坚持分兵进攻。袁绍犹豫之后采纳了郭图的意见，结果乌巢失守，河北军的败局由此迅速扩大。
这场失败并不只是一次判断失误。袁绍帐下并非无人可用，恰恰相反，他拥有当时最为豪华的谋臣武将阵容。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能看清局势的人没有被留住，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也没有得到稳定信任。
荀彧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人。董卓之乱后，荀彧带着宗族前往冀州避难，袁绍以贵宾礼遇相待。表面看，这是一次不错的招揽，可荀彧很快判断出袁绍“终不能成大事”，于是离开冀州，投奔了曹操。
荀彧的价值，不只是出谋划策。他替曹操守住兖州，又提出迎奉汉献帝、深固根本的战略，使曹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官渡之战前，曹操因粮尽兵疲打算退兵，荀彧写信劝道：“此正奇策之时，不可失也。”曹操这才稳住阵脚。
后来，荀彧还举荐了荀攸、钟繇、陈群、郭嘉等人。假如荀彧留在袁绍阵营，袁绍得到的就不只是一个谋臣，而可能是一整套能够持续运转的人才班底。可惜的是，袁绍有礼遇，却没有让荀彧看到清晰的事业方向。
郭嘉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郭嘉原本也曾投到袁绍门下，但在冀州没有得到真正重视。他观察袁绍用人和决策方式，认为其“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于是离开，回乡闲居。
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后，曹操很快发现此人的价值。郭嘉擅长从敌我性格和局势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在吕布覆亡、袁绍败亡以及北方战事中多次提出关键判断。曹操曾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郭嘉判断力的概括。
许攸则是另一种遗憾。他与袁绍、曹操早年相识，起初自然更愿意投靠出身显赫的袁绍。官渡相持时，许攸建议袁绍派兵袭取许昌，迫使曹操回师，可袁绍没有采纳。后来许攸家人因犯法被审配拘捕，他一怒之下投奔曹操。
曹操听说许攸到来，顾不上穿鞋便出门迎接。许攸随即指出乌巢是袁绍粮道的关键所在，曹操连夜出兵，烧毁淳于琼所守粮仓。袁绍失去粮草，军心大乱。许攸的作用，正是在关键时刻把一个模糊判断变成了具体行动。
董昭的名气不如荀彧和郭嘉，却是极具执行能力的能臣。袁绍占据冀州初期，董昭曾参与平定钜鹿、魏郡一带的动乱，处置地方事务果断迅速。后来因其弟与张邈一方有所往来，袁绍对他产生疑忌，董昭只得离开冀州。
董昭辗转投到张杨麾下，后来又归附曹操。他熟悉地方治理，也懂得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寻找出路。这样的人未必擅长制造惊人言论，却能把命令落实到郡县与军队。袁绍失去董昭，损失的是一名能够稳定后方的实干型人才。
武将方面，麴义本是袁绍崛起过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此人出身西凉，长期与羌人作战，所部精悍善战。界桥之战中，麴义以少量精兵击败公孙瓒主力，并斩杀其部将严纲，直接改变了冀州北部的力量格局。
有意思的是，麴义既有战功，也有强烈的个人势力。击败公孙瓒后，他逐渐骄纵，最终被袁绍诛杀。袁绍清除了隐患，却也亲手毁掉了一名能够在危急时刻承担重任的将领。若能以制度约束，而不是简单除掉，结果或许不同。
朱灵的离开，则更多源于个人选择。袁绍派他攻打季雍时，季雍将朱灵家人扣在城中作为威胁。朱灵仍然坚持进攻，城破之后，家人也未能保全。曹操讨伐陶谦时，朱灵奉袁绍之命出兵相助，接触曹军后，认定曹操更值得追随，便留在曹营。
张郃、高览原本是袁绍麾下的重要将领。乌巢遇袭时，张郃主张立即救援，认为粮仓一旦被毁，大军便失去根本。袁绍没有听取，反而命二人进攻曹操营垒。曹军早有准备，张郃、高览进攻受挫，乌巢也随之陷落。
二人担心战败后遭到郭图等人推责，于是转投曹操。张郃后来成为曹魏名将，高览虽未留下同等分量的战绩，但他的倒戈同样削弱了袁绍军的作战力量。人才离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带着经验、部曲和对局势的判断，一并转到了对手阵营。
袁绍并不是没有王佐之才，也不是没有名将悍卒。他的问题在于，礼遇常常多于信任，猜疑往往快于任用，决策又容易被身边人的争论牵着走。荀彧、郭嘉、董昭、许攸，麴义、朱灵、张郃、高览，恰好从谋略、治理和军事三个层面，映照出袁绍集团由盛转衰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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