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操场上练单杠，满手是茧，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连队文书跑过来喊我，说教导员让你去连部一趟。我跳下单杠，拿袖子擦了把脸，心里直打鼓。那时候当兵第三年，眼瞅着要复员回老家种地了，突然被叫去连部，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进了连部，教导员坐在桌子后面，旁边坐着两个穿便装的人，一男一女，男的戴眼镜，女的手里拿着个本子。教导员指了指我，说这就是小陈。那个戴眼镜的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了我几句话。问什么我现在记不全了，就记得他问我什么学历，我说高中。问我家里几口人，我说六口。问我愿不愿意去上海工作。我说愿意。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上海某机关来新疆兵团选调人员，挑的是政治可靠、身体好、有点文化的退伍兵。全团就选了三个，我是其中一个。消息传开那天晚上，我们班的人凑钱买了酒和花生米，在宿舍里给我送行。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你命好，去上海了，以后别忘了咱们这些兄弟。我说忘不了。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躺在铺上盯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上海是什么样。

离开新疆那天是十月底，已经下雪了。我背着行李上了卡车，卡车颠了三个多钟头到火车站。绿皮火车，硬座，坐了三天两夜。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一路从戈壁滩到黄土高原再到江南水乡，窗外的颜色从灰黄变成灰绿再变成绿油油一片。我趴在窗户上看，觉得眼睛不够用。到了上海站，出站的时候人挤人，我拎着行李站在广场上，抬头看那些楼，高得看不到顶。

机关在市中心一栋老楼里，我被分到行政处，干的活是跑腿、送文件、布置会场、搬东西。工资一个月一百多块，管住，食堂吃饭便宜。宿舍在机关后面的老房子里，六个人一间，上下铺。条件比连队好多了，可我不太适应。新疆的连队里，喊一声全班都动，上海这边，办公室的人说话客客气气的，可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上海话软软糯糯的，一句也听不懂。

头半年是最难的。工作倒不难，就是跑腿的活，我手脚勤快，处长挺满意。难的是跟人打交道。办公室里有几个老同志，说话慢条斯理的，办事讲究规矩。我在部队待惯了，做事雷厉风行，有一回处长让我送一份急件到另一个部门，我跑着去的，满头大汗回来交差。处长看了我一眼，说小陈你跑什么。我说急件。他说急件也要走楼梯，不能跑，摔了怎么办。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我慢慢学着看人家的节奏。上海人做事有上海的规矩，什么时间干什么事，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一样一样都有讲究。我学了大半年，才把身上那股兵味收起来。可有些东西收不干净。有一回机关开大会，我负责摆茶杯，按老同志教的，每个茶杯离桌沿三指宽，杯把朝右四十五度。摆完了处长转了一圈，说小陈你这茶杯摆得跟阅兵似的。旁边的人笑了，我也笑了。可处长又说了一句，挺整齐的，以后都这么摆。

那之后我在机关干了快十年。从一个跑腿的，慢慢做到了科员，后来提了副科。中间结了婚，分了房，把老家的父母接来住过一阵。我媳妇是上海本地人，在纺织厂上班，介绍人是我们处里的老大姐。她头一回带我去她家吃饭，她妈问我老家哪儿的，我说山东。她妈说山东好，山东人实在。后来我媳妇跟我说，她妈其实不太愿意，觉得外地人麻烦。可她坚持，她妈也就点了头。

九十年代中，机关精简，我主动提出调去下面的企业。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在机关干得好好的，下去干什么。我说想换个环境。其实我是看出来了，机关里论资排辈，我一个外地来的退伍兵，往上走的空间有限。不如早点下去，找条实在的路。我调到了一家国企，从办公室副主任干起，一直干到退休。

现在回头看，八六年那个下午，教导员把我叫到连部的时候，我的人生就拐了个弯。从新疆到上海，从戈壁滩到黄浦江，几十年的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梧桐树，会想起新疆那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想起连队操场上的单杠，想起教导员那张黑红的脸。他当年为什么一眼瞄中我，我一直没问过。也许是看我个子高，也许是看我单杠拉得多，也许就是缘分。

前几年回了一趟老连队，营房还在，操场还在，单杠换成了新的。我站在单杠底下看了半天，没上去。五十多岁的人了，拉不动了。可我记得那个下午，太阳很大，我满手是茧，背心湿透了。文书跑过来喊我，教导员让你去连部一趟。我跳下单杠，拍了拍手上的茧，跟着他走了。那条路不长，从操场到连部，两百多米。我走了三年，可那一天的步子，跟之前每一天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