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江西赣北一带，莫雄、项与年和一份刚刚形成的作战文件，悄悄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命运。那时，国民党军正在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计划完整实施，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压缩在重重封锁之中。
这份计划后来被称为“铁桶计划”。它不是普通的战场命令，而是一套针对中央苏区的系统部署，包含兵力调动、封锁区域、进攻方向和后勤安排。文件层层加密，保管极严，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少之又少。
有意思的是，真正把情报送出去的，并不是一名身处红军队伍中的指挥员，而是国民党内部的莫雄。
莫雄早年参加过护国战争和北伐，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北伐结束后，他因反对蒋介石的做法受到排挤，仕途一度沉寂。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接触到共产党人，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
莫雄没有立即公开自己的立场。对当时的地下工作而言，留在原有系统里，往往比贸然离开更有价值。经过有关方面安排，他继续以国民党官员身份活动，并与项与年、卢志英等人保持秘密联系。
拿到文件后，莫雄没有把它带到公开场合，而是设法转交给项与年。他压低声音说：“事情太紧，不能耽搁，必须尽快送到苏区。”项与年明白，这几页纸的分量，远远超过纸面本身。
两人随后采取了极为隐蔽的办法。原始文件不能直接携带，便用特殊药水把文字转录到字典上，又将作战地图临摹下来。几个人连夜忙碌，反复核对，生怕漏掉一个地名、一处兵力部署。
真正困难的，是怎样穿过封锁线。
项与年先扮成教书先生，试图从常规道路进入苏区。可到了泰和、兴国一带，他发现沿途碉堡密布，村口、渡口和道路都有哨卡。正常身份越像个体面人，越容易遭到盘问。
他只得钻进山林，靠野果和少量食物支撑。几天跋涉之后，衣服破了，鞋也磨坏了。情报在身，目标却越来越远，稍有不慎，便会连人带材料一起落入敌手。
危急之下，项与年采取了近乎残酷的办法。他砸掉自己的牙齿，让面部肿胀，又弄乱头发和衣服，装成一个神志不清、长期流落山野的乞丐。四本藏有情报的字典，则被压在发霉的食物下面。
到了关卡，哨兵见他蓬头垢面、赤脚而行，反而嫌他晦气，催促他赶紧离开。这个细节看似偶然，实际体现了地下交通中对人性和检查心理的精准判断。
辗转之后，项与年终于进入中央苏区，把字典交到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手中。情报译出后，红军方面才清楚掌握了敌军部署，也看到了苏区外围防线正在迅速收紧。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并不只是一次普通进攻。敌军已经占据若干重要区域，交通线和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若等对方完全合围，突围的代价将难以估量。
情报送达后，中央加快了战略转移的准备。部分红军部队提前行动，主力也开始集中物资、整编队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陆续从于都一带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道路。留在苏区的部队，则由项英、陈毅等人坚持斗争。
这次情报并没有单独决定长征，却为中央判断局势、争取时间提供了关键依据。历史转折往往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但在最紧要的关头，一份准确情报足以改变许多人的生死。
项与年后来随红军长征，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莫雄却仍留在国民党系统内部，曾因释放共产党人等行为遭到蒋介石斥责，甚至被关押。两人的道路不同，却在那场秘密行动中站到了同一边。
这段往事长期没有公开流传。莫雄的身份特殊，项与年的行动又属于秘密交通，知情者十分有限。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全部内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听说莫雄在关键时刻提供情报的经过。
1949年10月，叶剑英准备南下主持广州工作。临行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一定要找到莫雄，安排好他的工作。”这句话很短，却说明这位曾经身在国民党阵营中的人，早已被视为帮助革命的重要功臣。
叶剑英后来设法找到身在香港的莫雄，将他请回广东，并为他安排职务。莫雄没有把功劳挂在嘴边，许多细节也是多年后才逐渐为人所知。那场发生在1934年的秘密接力，至此才有了较为完整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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