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全球化就是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劳动力流动自由化。1989年应该算作昔日全球化的始点。
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式生效了。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福山则乐观地挥笔写下了“历史的终结”雄文。
APEC在成立之时就把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以及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为终极目标。随后，全球化不断在各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进。1992年，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了北美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1994年WTO宣布成立。164个WTO成员方把制定外国产品和服务应该在何种条件下，才可以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的主权，交给了WTO这个国际机构，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奠定了制度基础。
1999年欧盟引进了共同货币——欧元， 欧盟内部不仅实现了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跨国的自由流动，也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统一。使用欧元的国家把铸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国家主权，上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
2001年WTO迎来了拥有12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1自由贸易协定，中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等，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经济学家把这些互相交织，杂乱无章的区域自贸协定称为“意大利面条碗”现象。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资本跨境的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便利，大大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提高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回报率，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超过上亿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并迈向了中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则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并从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上，获取规模效益带来的高额利润。
作为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的中国，则从一个人均GDP不到5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演变为人均GDP超过14000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并没有让所有人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发达国家的低技术蓝领工人，甚至高技术白领阶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低技术劳动力，廉价熟练技术工人和廉价工程师的竞争。
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把技术成熟和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转移到海外或者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时，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无法随着资本流动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为失业者，失去了昔日保证其中产阶级生活的来源。
研究表明，1990～2008年间，美国制造业的职位减少了400万个，全球化是导致美国制造业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这一现象，无需用复杂的经济计量模型来证明。库克在苹果公司开启的去工厂化，把所有组装和制造大部分外包给位于亚洲的公司，就是直接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服务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客服中心的扩张，与美国国内客服中心关闭同步进行的现象，则是美国服务业外包减少国内就业的一个缩影。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都证明了自由贸易会提高参与贸易的国家的总体福利，并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都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经常引经据典的对象。经济学家也经常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市场没有失业，农民可以成为汽车工人，汽车工人可以成为软件工程师诸如此类的假设下，测算出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几个百分点，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背书。
然而，在微观层面并不是所有群体都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自由贸易不仅会创造赢家，也会产生输家，会扩大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自由贸易的这个负面效应，80多年前就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所证实。不知为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学家有意或者无意忽视这一负面效应。
1941年萨缪尔森与德国的经济学家Wolfgang F. Stolper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评论》）发表论文“Protection and Real Wage”（《贸易保护与实际工资》）。
他们的论文指出，自由贸易会让一个国家中相对丰富的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赢家，让这个国家中相对稀缺的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输家。具体而言，发达国家一般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本，劳动力则属于相对稀缺的资源，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而劳动者则是自由贸易的输家。
论文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进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关税毫无疑问是可以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换句话说，关税可以对自由贸易的输家提供保护。
2004年萨缪尔森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经济展望杂志》）发表文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李嘉图与密尔如何反驳并证实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论点）。
这是他去世前发表的最有影响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萨缪尔森分析了中美贸易的动态结果。他的分析显示，如果中国在美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赶上了美国，美国就没有可以卖给中国的产品了，中美也就不存在贸易的基础了。
因此，美国与中国的持续贸易，如果伴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最终会降低美国的福利。萨缪尔森的这个分析并不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中国消费者喜欢买日本的家电，随着中国家电产业的崛起，中国消费者已经不再买日本的家电了；21世纪初诺基亚和三星曾经垄断中国的手机市场，现在诺基亚和三星都已经从中国市场消失了，国产手机品牌占据了国内手机市场的85%以上，目前唯一存活的外资手机品牌也就剩苹果了；中国的汽车市场曾经是进口车和合资车的天下，如今中国EV产业的崛起，不仅让日本和欧洲的车企失去了中国的市场，甚至面临着生存危机。
萨缪尔森发表这篇文章的2004年，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旋律。他的文章并没有引起美国学界和决策者的重视。2016是全球化退潮的转折点。这一年，一个没有从政经历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被美国选民选为第45届总统。在竞选总统阶段，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向选民推销自己。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他在竞选演讲和辩论中，多次提出要通过新的税收政策鼓励美国资本和企业回流，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等等。
特朗普的当选并非黑天鹅的偶然事件，它是美国长期积累并不断扩大的反全球化群体，在政治上的觉醒。这些沦为全球化牺牲品的中下阶层选民，对全球化负作用的忍耐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他们终于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利用手中的选票，对高高在上的决策者，知识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一贯支持的全球化说“不”。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胜利，为全球化踩下了刹车。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正式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大笔一挥宣布美国退出TPP。随后，特朗普又在2018年开启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额外征收7.5%～25%的关税。
中国政府4次单方面降低关税的行动，以及中美两国在2020年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没有让两国的贸易关系回到昔日的蜜月时代。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第二次入主白宫担任美国总统。
为了继续实践“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特朗普以对所有贸易伙伴施加“对等关税的方式”，开启了全球贸易战。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美墨加自贸协议”的延期，并对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开启了贸易战。昔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是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
在一个产品的价值链上，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了任务分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协同合作制造一款最好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因此，除了分工之外， 合作是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顺畅运作的重要一环。而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则是企业按照价值链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必要条件。
今天，全球贸易大国之间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信任。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性，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在核心技术上独立自主等目标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率。
当国与国之间失去了信任，并滥用关税，出口管制，技术禁运等手段，来振兴国内产业，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来惩罚贸易伙伴时，就意味着“自由贸易”这一目标的终结，“逆全球化”的开始。
然而，“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终结，在关键产业脱钩也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不再进行贸易，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未来国与国之间依然会进行贸易的。“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而不是“自由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
“管理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需要管理：
出口什么商品和进口什么商品；
与哪些国家进行国际贸易；
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国际贸易。
中美最近公布的600亿美元的贸易清单，就是“管理贸易”的一个实践。
中美两国对这600亿美元的产品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并规定了贸易条件——按照WTO最惠国关税进行贸易。因为这是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贸易条件显然不适用于其他被美国加关税的国家的。
作者 邢予青｜投稿 tougao99999
本文转载自邢予青东京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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