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初年，朝廷召开了一次廷议，讨论在边境贸易中是否对蒙古人出售铁锅。
在隆庆和议之前，明朝禁止向蒙古人出售铁锅，以防止他们把铁锅重新熔炼，制成兵器。因为没有铁锅，蒙古人多次攻打长城，战火连续不绝。
宣大总督方逢时对首辅张居正说，蒙古的顺义王父子多次上书，讨要铁锅，这件事情以前已经有定议，不敢违反规定卖给他们。但是，关外的族群生火做饭的习惯已经很久了，他们每年都来抢劫铁锅，一年抢走的数量达到几千口。每次攻破城寨，如果发现了铁锅的话，其他东西他们都可以不要。即便如此，抢去的铁锅用上三四年就破了，没有新的补充。他们分家的时候，往往连一口铁锅都要分成两半，这些人也确实可怜。如果我们坚持不给他们铁锅，一直都会是一种祸害。而且，已经没有通贸易之前，也没有见蒙古人拿着木枪竹箭来攻打我们，可见融铁锅做兵器并不是常态。
方逢时接着说，双方开边墙通贸易之后，我们只卖给他们铜锅，铜锅导热性差，蒙古人用几次就扔了，继续来抢铁锅。而制造铜锅又耗费我们急需铜料，对朝廷来说完全是一种浪费，得不偿失。
在否定了以前的策略之后，方逢时又建议，不如把山西产的潞锅卖给他们，以平息这持续两百年的争端：“且潞锅烧用既久，炒之无铁。”他的意思是，潞锅是生铁铸成，蒙古人没办法炼成熟铁与钢，铁锅又耐用，不如就把这种锅卖给他们。
朝廷正准备采用了方逢时建议，兵部尚书王崇古又提出了更好的方案。
王崇古说，兵部查获了辽东、开原（今辽宁铁岭开原）、广宁（今锦州）等地，有人偷偷摸摸用广东产的用铁锅与蒙古人贸易。“广锅”生铁程度更高，炼成熟铁的难度更大，且锅体更薄，既然如此，不如边境贸易全面用“广锅”来交换。
朝廷就这样达成一致意见，从广东佛山采购铁锅，卖到蒙古各部。
岭南产的铁锅，就这样成为制约北方蒙古人的利器。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草原上的部族为什么自己造不出铁器？
冶铁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采矿、收集燃料到建设高炉，一般要上千人的工场才能生产，蒙古人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组织起这样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古代炼铁需要大量的木炭，北方草原在明朝时期，已经很难见到大片森林了，更无法烧制木炭。对他们来说，在原有铁器的基础上翻新、打制新铁器没有问题，但让他们从矿石里炼出铁来，难度实在太大了。
我们来看看明清时期佛山的冶铁业与铁锅制造业。
屈大钧在《广东新语》里专门介绍了广东的铁锅制造业。
佛山并不产铁矿，佛山人也不从矿石冶炼开始，上游的产业都在外地进行，尤其是罗定地区。《广东新语》里说，“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
除了罗定之外，韶关等地产的生铁也都运往佛山深加工。明朝时期，佛山是广东官方唯一指定的铁器加工基地。
佛山生产的铁锅品种有数十种，大的有煮糖用的“糖围”，直径四、五尺；小的有各种尺寸，如，深七、深六、牛一、牛二……
当时的佛山还专门接受定制，铸造超大的锅，这种锅名为“千人锅”，直径达到了两、三米，专门用来大型集会煮粥。广东现在还保存有两口这样的大锅，一口在肇庆庆云寺；一口在韶关南华寺。朝廷、军队也经常向佛山的工坊定制特种锅。
清朝康乾年间，是佛山铁锅生产的鼎盛时期，每年消耗生铁达2万多吨，工匠达到了2万多人，每年仅出口铁锅就达到了75万口。因为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出口的铁锅基本上来自佛山，主要销往东南亚、日本、还有旧金山等地。长江以南的铁锅市场，也基本被佛山铁锅垄断，这一格局直到清朝中叶才被打破，湖南新化等地的铁锅也开始崛起。
今天的佛山市，也以生产炊具著称，是否为古代造铁锅的传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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