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入籍马来西亚,却在国内领养老金。被注销户口后,大闹派出所。她站在户籍窗口前面,手里攥着本暗红色的护照,封面上印着马来西亚国徽。柜台玻璃被她拍得咚咚响。我坐在等候区,手里攥着办身份证的号,A032。
“你们凭啥注销我户口!”
户籍警姓孙,三十来岁,戴眼镜。他把电脑屏幕转过来,指着上面一行字。
“系统显示,您已取得外国国籍。根据规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户口注销。”
“我入籍是入籍。我养老金交了二十六年。你们说销就销?”
“养老金是社保的事。户口是户口的事。两码事。”
她把护照翻开。里面夹着张纸,折了四折。展开,是张证明。马来西亚那边开的,中文翻译件。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出生日期、入籍时间。2018年3月17日。
“我入籍是因为我闺女。她在吉隆坡念书,念了六年。我一个人陪读。不拿那边身份,我租不了房,开不了户。我没办法。”
“那您养老金是咋领的?”
“我每年回来一趟。按手印。领了六年。没人跟我说注销户口。”
孙警官把屏幕又转回去。敲了两下键盘。然后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个文件。翻开。指着其中一条。
“出入境管理法。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您那个户口,我们去年年底清理的时候发现的。系统比对到了。”
她站在那儿。手攥着护照。指头捏得发白。后面排队的人伸着脖子看。一个老太太小声说,入外国籍还领养老金,活该。她回头瞪了一眼。老太太缩回去了。
“孙警官。我交了二十六年。我从1992年进厂就开始交。一直交到2018年。你算算,二十六年。我自己交的那部分,你们退不退?”
“养老金政策,您得去社保局问。我这儿只管户口。”
“那你们销我户口,为啥不通知我?”
“通知了。寄了一封信到您原户籍地址。签收人是个男的。姓周。”
她愣了一下。手从护照上松开了。
“姓周?周什么?”
“周建华。”
她退了一步。后腰撞在椅子上。椅子腿蹭地砖,吱一声。她扶着椅背。站住了。
“周建华是我前夫。那房子离婚的时候归他了。我户口一直挂在那儿没迁。”
“信他签了。签收单在档案里。”
她从兜里摸出手机。屏幕碎了,用透明胶缠着。翻了翻。翻到一条短信。2018年11月的。周建华发的。就一行字:
“你户口的事,我帮你处理了。”
她攥着手机。指头掐着屏幕。然后转过身。看着我。我手里那个号,A032,捏皱了。
“大姐。您这个,得去找社保局。我们这儿真办不了。”
她没理孙警官。径直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我抬头看她。五十来岁,头发染过,发根是白的。穿件灰大衣,袖口磨毛了。手上没戒指。指甲剪得秃。
“你手里那个号。你办啥?”
“身份证。丢了。”
“你帮我看看。这张纸。”
她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存折。红色的,封皮磨毛了。翻开。余额十二万八。开户日期是1992年。每一笔都是手工写的。从第一笔,1992年3月,八块。到最后一笔,2018年1月,六百四。底下有行铅笔字:退休金。
“我交了二十六年。我那个厂2003年倒了。后来我自己交。按灵活就业交。一年比一年贵。我咬牙交。我就想着,老了有个保障。”
她把存折合上。揣回兜里。然后又摸出个东西。是张照片。黑白的,两寸。一个年轻女的,扎着两条辫子,站在厂门口。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1992年。
“这是进厂那天拍的。纺织厂。细纱车间。我挡车挡了十一年。后来厂子倒了。我去超市理货。一个月挣八百。我拿三百交养老金。剩下五百吃饭。我闺女那时候念初中。她爸跟人跑了。我一个人带她。”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很淡:
“妈,等我挣钱了,给你买大房子。”
“这是我闺女写的。她小学六年级写的。她现在在吉隆坡。一个月挣一万二。人民币。她让我过去。我不想去。我在这儿交了半辈子。我回去干啥。”
孙警官站在窗口后面。手扶着柜台。嘴张了张。没出声。
“孙警官。”
“嗯。”
“我那个户口。销就销了。我不闹了。我就问一句。我那个养老金,我交的那部分,能退不?”
孙警官从柜子里又拿出个文件。翻了翻。
“个人账户余额可以退。您得去社保局办。带上护照、注销证明。”
“中。”
她把护照揣回兜里。存折也揣回去。照片攥在手里。转过身。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停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
“闺女。”
“嗯?”
“你那个身份证。办好了揣好。别丢。丢了麻烦。”
“中。”
她推门出去了。门外的风灌进来。把柜台上一张纸吹起来。飘了两圈。落在地上。孙警官弯腰捡起来。搁回桌上。然后叫号。
“A032。”
我站起来。走过去。把户口本递进去。孙警官接过去。翻了翻。看了我一眼。
“刚才那个大姐。你认识?”
“不认识。”
“她那个事。你别学。”
“中。”
他给我拍了照。录了指纹。让我签了字。身份证十五天以后取。我出了派出所。太阳挺大。照在台阶上。她站在台阶下面。手里攥着个东西。是那张照片。她看见我。把照片递过来。
“你看。”
照片里那个年轻女的。站在纺织厂门口。笑得牙全露着。背后是厂牌。字掉了漆。
“好看不?”
“好看。”
她把照片收回去。揣进兜里。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手机。翻了翻。递过来看。屏幕上是张照片。一个年轻女的。站在吉隆坡双子塔下面。笑着。跟她年轻时一个样。
“我闺女。像我不?”
“像。”
她把手机收回去。揣好。然后从兜里摸出个硬币。一块钱的。搁在我手心里。
“闺女。你帮我个忙。”
“啥忙?”
“你去社保局的时候。帮我问问。我那个个人账户。能退多少。”
“你咋不自己去?”
“我明天飞吉隆坡。机票买了。闺女要生了。我得去。”
她把硬币攥在我手心里。攥了攥。然后松开。转身走了。灰大衣被风吹起来。下摆飘着。她走到公交站。站在那里。手插在兜里。车来了。她上去。投了币。坐在靠窗的位子。车开过去。她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摆了摆手。
我攥着那枚硬币。站着。太阳快落了。把派出所门口的国徽染成橘红。我把硬币揣进兜里。往社保局走。路过一个纺织厂旧址。牌子换了。现在是家宾馆。门口停着几辆车。我站了一下。继续走。
社保局在城西。我排了四十分钟队。窗口的小姑娘查了。说个人账户余额四万三。可以退。要护照和注销证明。我给她发了条短信。那个号码是她给我存的。她回的。就两个字:
“中。谢。”
底下还有一条,隔了五分钟:
“闺女。那四万三。你帮我领了。等我回来拿。我请你吃面。”
我回了两个字: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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