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差那晚，我洗完澡睡觉，恍惚中感觉有人搂着我，我以为丈夫回来了，隔天早上睁眼时我怔住了
我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来，凌晨两点十七分。
背后那只手还搭在我腰上，手指冰凉，指腹有茧子，贴着我睡衣下摆露出来的一小块皮肤。我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你回来了怎么也不开灯。没人应，那只手也没动。我太困了，晚上喝了半杯红酒，眼皮沉得抬不起来，只觉得他这次出差回来怎么身上这么凉，就往被子里缩了缩，又睡过去了。
再睁眼的时候，窗帘缝里透进来一道白光，正好照在枕头边上。
我怔住了。
枕头边放着一只袜子，灰色的，脚趾头那个地方破了个洞，洞口毛边卷着。那不是老陈的袜子。老陈穿袜子有个毛病，从来不穿灰的，他说灰的显脚胖，他柜子里清一色全是黑的，同一个牌子，一买就是一打。我把那只袜子捏在手里，翻过来看了一眼尺码，四十到四十四。老陈穿四十二的鞋，袜子只买四十二的。
我坐起来，被子滑到腰上。
卧室门是关着的，反锁的旋钮转了半圈，我睡前从来不反锁，老陈也不锁。客厅那边安安静静的，冰箱嗡地响了一下又停了。我赤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凉得我脚趾一蜷，走到客厅，沙发靠垫歪了一个，茶几上多了半杯水，我昨晚没喝完的红酒杯还在原地，杯底一圈紫印子。厨房灶台上那锅小米粥还在，是我昨天傍晚煮的，煮多了，想着老陈回来当早饭吃，结果他没回来。
我拿起手机给老陈打电话，响了三声他接了。
“你昨晚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我在杭州呢，不是跟你说了，那边甲方临时改方案，我后天才能回。”
“你昨天晚上跟谁在一起？”
“跟老周他们吃饭啊，怎么了？你声音不对。”
我捏着手机站在厨房门口，灶台上那锅小米粥放了一宿，表面结了一层膜，皮皱巴巴的。我盯着那层膜看了好几秒，说没事，就挂了。
老陈在杭州出差，这个事是板上钉钉的。他周一走的，我送他到地下车库，他后备箱里塞了一箱样册，还有两盒茶叶。他走那天是三月九号，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物业来换水表，收了我三百七十块现金，我手里没零钱，还是从老陈钱包里拿的。他钱包搁在玄关柜上，我抽了三张一百的，又翻出七十块零的，钱包里还剩一张五十、一张二十、几张一块的。
所以那个人不是老陈。
我站在厨房里，脑子转得很慢。拖鞋还摆在门口，是我昨晚穿的粉色棉拖，并排放着。玄关柜上老陈的车钥匙不在，他带走了。鞋柜里他的皮鞋都在，三双黑的，一双棕的，棕的那双鞋头蹭了一块皮。门口地垫上有一根头发，长的，不是我的，我的头发过肩膀一掌长，那根头发有半米。
我把那根头发捡起来，走到垃圾桶边上，又没扔，捏在手里回到卧室，坐在床边。
手机响了，是楼下的张姐。
“小陈啊，你们家昨晚是不是来客人了？我遛狗回来看到门口站着个人，吓得我家贝贝直叫。”
“几点？”
“十一点多吧，我遛完贝贝准备上楼，看到一个人影在你们门口晃，我以为是你家老陈，还想着打个招呼，结果走近一看不是，那人低着头，我瞅不清脸，瘦高个儿，穿个深色夹克，后来我进电梯他就走了。”
我攥着那只灰袜子，手心全是汗。
张姐又说，那个人走路有点怪，左脚好像不太利索，一颠一颠的。我说知道了张姐，谢谢。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谁有我家钥匙。老陈那把钥匙他带走了，我手里这把天天用。还有一把备用的，去年装修的时候放在装修工头那儿，后来收回来了。再往前数，前年暖气漏水，物业来修，我把钥匙给过物业的小刘，第二天就还回来了。还有谁？
我想起一个人。
老陈的弟弟，陈建军。他比老陈小四岁，四十七，在城南开个修车铺。前年年底他媳妇跟他闹离婚，他喝多了跑到我家来，半夜十二点砸门，老陈给他开的门，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宿，第二天走的时候有没有拿钥匙，我根本没注意。
陈建军左脚是有点毛病。早些年修车被千斤顶砸过，脚背骨折，好了之后走路就一颠一颠的，不明显，但仔细看能看出来。
我翻出陈建军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七八声他才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皮：“嫂子？”
“建军，你昨晚在哪？”
“在家啊，还能在哪。”
“你哥出差了你知道吗？”
“知道啊，他跟我说了，让我有空过去看看你，怕你一个人在家害怕。”
“你昨晚来过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听见他喘了一口气，又吸了一下鼻子。
“嫂子你说什么呢，我昨晚在家睡觉，哪也没去。”
“建军，你跟我说实话。”
“真是实话。嫂子你是不是没睡好，要不我过去看看你？”
我说不用，挂了。
那只灰袜子还攥在我手里，我摊开看，袜筒松了，脚后跟磨得发亮，确实是穿旧的。我把袜子翻过来，里面掉出来一小片干了的泥巴，灰褐色，搓碎了闻不到什么味儿。我家楼下是水泥地，楼道里铺的地砖，哪来的泥。
中午我出了趟门，去物业调监控。物业的小刘给我倒了杯水，说陈姐，监控只能看最近七天的，你确定要看昨晚的？我说看。他点开回放，从晚上十点开始快进。我盯着屏幕，十点十七分，一辆白色电瓶车骑过去。十点四十三分，一只猫从镜头前跑过。十一点零六分，一个男的从单元门进来，穿深色夹克，低着头，走得有点颠，一只手插兜，另一只手拎着个塑料袋。他在电梯口站了一会儿，没进电梯，转身走了楼梯。
我盯着那个背影看了三遍，跟张姐说的一样，瘦高个儿，左脚不利索。
“这人是谁啊陈姐？”小刘问。
我说不知道。
出了物业办公室，我在小区花坛边上坐了一会儿。三月的风还凉，花坛里去年种的羽衣甘蓝还活着，紫的绿的挤成一团，边上被人踩断了一棵，歪在泥里。
我给老陈打了第二个电话。
“陈建军最近是不是缺钱？”
“你怎么知道？他上个月跟我借了八千，说进货周转不开，我给他转了。怎么了？”
“他昨晚可能来过咱家。”
老陈那边顿了一下，我听见他点了一根烟，打火机咔嚓一声。
“他来咱家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昨晚睡着了，感觉有人搂着我，我以为是你。”
电话那头老陈没说话，烟烧了一截，我听见他吸了一口，吐出来。
“我现在买票回去。”他说。
“你先别回，你把建军的事跟我说清楚。”
“他还能有什么事，就是缺钱呗。他那个修车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两年一直赔，小琴跟他离婚也是因为这个。他上个月来找我，坐在我办公室，一个大男人眼睛红红的，说哥你再帮我一次。我能怎么办，我就这一个弟弟。”
“他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进货缺钱。我给他转了八千，他说下个月还我。后来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够了。”
我挂了电话，往家走。
走到单元门口，我看见台阶上有一截烟头，红塔山，捏得扁扁的，烟丝都挤出来了。老陈不抽这个，他抽利群。我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没捡，站起来进了电梯。
到家我把门反锁了，挂上链条。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那半杯水。水杯是玻璃的，杯壁上有两个指纹印，模糊的，我早上没动过这个杯子。我把杯子端起来闻了一下，白水，什么味道都没有。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收到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嫂子，你别跟哥说我来过。我就坐了一会儿，看你睡着我就走了。”
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没有回。
五点多的时候天阴了，客厅暗下来，我没开灯。手机又响了，是老陈，他说他买了晚上七点的高铁，十点到家。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走进卧室，把那只灰袜子放进床头柜抽屉里，抽屉里有个铁盒子，装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老陈的旧手表、我掉了的耳钉、几颗纽扣。我把袜子塞进去，盖上盒盖。
晚上十点出头，老陈回来了。他进门脱了外套，走到厨房看了一眼那锅小米粥，说你怎么没热热吃。我说不饿。他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坐在我旁边，手搭在我肩膀上。
“建军的事，我问了。”他说，“他昨晚确实来过，在楼下转了好几圈，后来上来了，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敲门。他说他听见你在里面咳嗽，就没敢敲。”
“他怎么有咱们家钥匙？”
“去年春天你让我给他配一把，说他有时候来送东西，咱俩不在家他好放门口。”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陈建军给我送过两箱老家捎来的苹果，我那天在单位，他放门口就走了。后来我跟老陈说要不给他配把钥匙，方便。老陈配了，给了他，后来一直没要回来。
“他到底来干什么？”
老陈低下头，两只手搓在一起，搓了好几下。
“他那个铺子，上个月被人告了，修车把人车修坏了，人家要他赔一万二。他凑不出来，又不想再跟我开口。昨天他喝了点酒，走着走着就到咱家楼下了。他说他就想找个人说说话，到了门口又觉得不合适，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袜子呢？”
“什么袜子？”
“床头有一只灰袜子，不是你的。”
老陈愣住，看着我。
“建军穿的。”他说，“他昨天穿的是灰袜子？”
“我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
老陈没去问。那天晚上他睡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腰上，手指温热，掌心干燥。我睁着眼看天花板，窗帘缝里透进来路灯光，昏黄的一条，扫在天花板角上。我想起凌晨两点十七分那只冰凉的手，指腹有茧子，贴在我后腰上。修车的人手指都有茧子，老陈坐办公室，手上没有。
第二天早上老陈在厨房热那锅小米粥，热好了盛了两碗，喊我吃。我坐到桌前，粥冒着热气，我拿勺子搅了搅，喝了一口，淡的，我昨天忘了放盐。
老陈一边喝粥一边说，他今天去找建军，把那一万二给他垫上，让他把事了了，铺子该关关，该转租转租。
“他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老陈说，“四十七了，媳妇没了，铺子也要没了，再这么下去人就废了。”
我没接话，低头喝粥。粥里有一颗没煮开的小米粒，硬的，硌了一下牙。
过了几天，我去城南办事，路过陈建军的修车铺。铺子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堆着轮胎和纸箱，门边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转让”，下面一行手机号。我没进去，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三月底的风把那张白纸吹得哗啦哗啦响，边角翘起来，露出底下一层旧广告，是去年贴的补胎二十元。
我转身走了。
走到公交站，我掏出手机翻到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我就坐了一会儿，看你睡着我就走了。”我盯着这行字，公交车来了，我没上，站在站台上又看了一遍。
那天晚上我回家，打开床头柜抽屉，拿出那个铁盒子，把灰袜子掏出来。袜子还在，泥巴碎屑掉了不少在盒底。我把袜子翻到正面，袜筒上有一个小小的绣标，我拿到灯下看，是一行字母，H开头的，后面几个字母洗得发白看不清了。
我把袜子放回去，盒子盖好，抽屉关上。
老陈在客厅看电视，新闻里在报天气，说明天降温，让市民加衣服。我走到客厅坐在他旁边，他顺手把遥控器递给我，说你看吧，我去洗澡。我接过遥控器，没换台，就盯着屏幕上的天气预报图看。
老陈走进卫生间，水声响起来。
我低头看见茶几下面掉了一张小票，弯腰捡起来，是超市的，日期是三月十号，就是老陈走后的第二天。小票上买了三样东西，一瓶二锅头、一袋花生米、一包红塔山。结账时间是晚上九点四十一分。
我把小票折起来，塞进自己睡裤口袋里。
老陈洗完澡出来，擦着头发问我，明天要不要去妈那边看看，她前两天打电话说腰疼。我说好。
他坐到床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
我看着他后脑勺上那几根白头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天，也是在这张床边，老陈跟我说，建军这辈子就这样了，扶不起来的，以后他的事我不管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只灰袜子，往床头柜里塞，说是建军落下的，下回还给他。
那只袜子，跟今天这只，是不是同一只，我分不出来。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晚建军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到底是想进来，还是想走。他搂着我那一下，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梦还是真。老陈心里到底知道多少，又装了多少。我自己呢，我闻着那半杯白水，翻着那张超市小票，把灰袜子藏了又拿出来看了又看，我到底想弄清楚什么，还是只想把日子接着往下过。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明明是他做错了事，可你把他的难处摊开来看，又觉得他好像也没别的路可走。那天晚上他站在我家门口没敲门，和他后来发那条短信让我别告诉老陈，你们觉得哪一样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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