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是下午考的。前半场还算顺，翻到倒数第二道大题时，我在第二问上卡住了，草稿纸写满两页也没算出那个数；等我跳过去做最后一题，时间已经不够，后面几步全是慌乱里凑的。

交卷铃响的时候我就知道坏了。这种坏不止坏在数学一门：之后几场考试，我一坐进考场就想起那道没算出来的题，做题比平时闷，检查也比平时少。

全部考完那天晚上，我照着流传出来的参考答案粗粗核了一遍，把总分估在540到570之间——一个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区间。

最麻烦的不是分数本身，而是它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军校仍是我的第一目标，可我无法确认自己还够不够得着最想去的那类方向。

原本只需要朝一个目标使劲的事，忽然变成了要同时准备好几套方案的选择题。

出分前的那个周末，父亲带我去了县城一家志愿咨询机构。接待我们的陈老师问清来意，把我的估分540到570记在本子上，开口第一句是：“目标定了吗？”

我说：“军校，其他不考虑。”他问：“军校里头，想走哪个方向？”“火箭相关军种。”我说。“为什么是这个方向？”我张了张嘴，一时说不出个具体的名堂，只说就是想往那个方向走。

他点点头，没有评价。父亲在旁边把话接了过去：“他想上这个方向的院校。我更愿意让他报陆上作战相关的军种。”他说得很直接，像在陈述一件家里商量过很多遍、始终没商量拢的事。

陈老师没有急着评这个分歧，先问了我的选科——物理加化学——然后拿出一张纸，边写边给我们划档次。他说军校走提前批，分数要求高，真录走了就没有反悔的余地，这是门槛，也是风险；要是分数到了估分的上沿，可以试着够一够军校里相关的专业。

“再退一步，”他写下第二档，“工商管理。它没有选科要求，属于管理学；牵扯到财经、税收这些的，有物理就占优势，金融科技、投资理财一类对物理有要求的专业，你都沾光。”

最后是第三档：省内普通高校，他提了青岛农大、临沂大学、聊城大学几个名字，说这一类的分数底基本摆在那儿，潍坊学院、泰山学院这些学院更低一些，专门留着兜底。

“方向是你们家里定的事，”陈老师把笔搁下，“我只把路和边界摆清楚。你们回去，三个档各备一套方案，分数落在哪一档，就用哪一套。”

父亲临走前把自己的规矩摆到桌面上：“分数真到了上沿那个口，他随他去冲；要是落在中间这一大截，就报陆上作战相关的军种，冲着这个目标努力，行了。”

陈老师不接这话，只说方案先备着。回去的路上父亲一直没再开口，快到家门口才说了一句：“我查过了，陆上作战相关军种的招生计划最多，选择最宽。你那个想报的方向，拢共几所学校、几个专业？别把路走窄了。”

我说我还是想报那个方向。他没接话，只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是什么意思，我不敢往下想。一张写着三个档次的纸没有解决分歧，只是把它从一句话变成了两句话。

当天晚上，父亲把一沓打印纸摊在餐桌上。我凑过去看，是他自己整理的招生资料：今年在咱们省有招生计划的军校名单，逐页用荧光笔标了专业，页边上写着他查来的条件——视力要求、体检标准、往年的计划数。

有几页角上折了痕，看得出翻过不止一遍。“陆上作战相关军种的相关院校放最前。”他把笔往纸上一搁，“这不是商量，是提醒。”我说我想报之前说的那个方向。

他把我想报的方向几个字慢慢念了一遍，抬眼看我：“你说说，你了解它什么？了解它的专业学什么，还是就觉得这名字带劲？”他把那沓纸往前推了推，“我翻了一个礼拜。陆上作战相关军种能报的学校多，专业多，往年的计划数一页一页查得到，看得见摸得着。你那个想报的方向呢？你拿什么报？”

我说我喜欢。“喜欢。”他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每个字却往下压，“数学没考好，就想挑个最难的、最响的，把面子挣回来——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话像针。我站起来回了趟房间，没有再接着说喜欢——再说一遍也没用——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蓝色封皮的记录本，走回去放在他那份资料旁边。

“高二我在学校航天科技社团待了一年。”我说，“做小型模型火箭的测试，我负责测量和数据整理。发动机推力、飞行时间、开伞高度，都是我记。第三组的测试，前两次全摔了：一次降落伞没开，一次风把箭体吹偏，掉进操场边的草丛里，我们打着手电找了半个多小时。第三次重做之前，我把前两次的数据重新过了一遍，调了配重和点火角度，那次飞成了。”

父亲没有立刻说话。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戴上，拿起本子一页一页地翻。表格是我拿直尺画的，数字有些潦草，但每一栏都填了，摔掉的那两次后面也标着失败原因和改动方案。

他翻到中间，指着一行问：“弹道偏移量是你们自己测的？”我说借着物理实验室的设备测的。他“嗯”了一声，又翻了几页才把本子放下，手指在封面上按了按，像在掂它的分量。

“行，就算你喜欢的是这个。”他说，“那我问你，全国的军校里招这类方向的有几所？在咱们省收几个人？体检卡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我张了张嘴，没答上来，这确实是我心里没底的地方。“这就是我要说的。”他把他的资料往我这边推了推，“我不是非得让你报陆上作战相关军种。是这类方向的计划多、选择宽，消息查得到，卡在哪个条件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分本来就悬，把志愿押在一个模糊想象上，我不放心。”

我低头看他那份资料：荧光笔标的专业，页边写的限制，折角的页。他不是随口一句这类方向稳妥，是真的一所学校一所学校查过来的，这一点我之前没有想过。

“我没查过这些。”我承认，“光按兵种名称挑学校，是我不对。”我顿了顿，“但我不接受拿分数当唯一的理由。分数只说明我够不够得着，不说明我该往哪儿走。够得着之后选哪边，得我自己说了算。”

父亲盯着我看了几秒，把笔捡起来，在草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推过来：先定专业，再看条件，最后按分数排。“就这么办。”他说，“你把愿意学的专业挑出来，我帮你对计划数、体检条件这些容易漏的。组里谁前谁后，你自己定，我不动。”

等成绩的那半个多月，家里的餐桌变成了工作台。我按那晚定下的办法过了一遍招生章程：把跟测控、装备、技术保障相关、我自己也愿意读的军校专业列成第一组，之前想报的方向排在前头；把陆上作战相关军种院校里我能接受、真落下去也服气的专业列成第二组；工商管理加几所省内高校压成第三组，只在军校进不去时才启用。

父亲负责另一头：计划数、体检条件、单科要求，一条一条对，有疑问的用红笔标出来，页边有的写“对”，有的画圈问号。有一回他把一份体检细则拍在桌上，指着某一行说那个专业我有项条件卡得悬，“这个你留神”——但他没有把它从我那组里划掉。

出分那天晚上，我们俩挤在电脑前。分数出来，落在预估区间的上沿。之前陈老师说过的话应验了一半：这个分够得着军校志愿的竞争区间；但也只是够得着，想把我最想去的方向当成十拿九稳，还差得远。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分组表和红笔标注的那张纸一起装进文件袋，我们去了机构复核。陈老师把我的分数对着材料看了很久才开口：“军校可以报，这是实话。但另一句实话我也放在前头：第一志愿的风险是真实的。够得着竞争区间，和能被录取，是两回事。”

父亲立刻接话：“所以我说选陆上作战相关军种——”陈老师抬手止住他，转向我：“还有一层，你们没细想。军校不是你报了哪个兵种方向，将来就一定分到哪个兵种，院校和分配是两码事，中间还有很多变量。你要是只冲着一个兵种名称去，进了校发现学的、分的跟想的不一样，落差会很大。”

这话把我问住了。摊开分组表一检查，第一组里果然有两个专业，当时是看着“听着相近”列进去的，章程上的课程设置我没细读过。

陈老师说了句我后来一直记得的话：“表上每一格都得是你真愿意去的，不是用来垫的。垫的格子最坑人——真掉下去那天你才发现，底下不是你想待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对着章程把第一组重新过了一遍，划掉两个只是看起来沾边的专业，留下的每一个都把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读过；第二组也重新筛：陆上作战相关军种那几个技术类专业，我逐个问自己，最后真落在这里，愿不愿意认真去读。

有两个的答案是愿意，留下；有一个当初只是随手填来凑数的，划掉的时候笔尖顿了顿，还是划了。表瘦了一圈，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父亲全程没插话。回去到家门口，他停了一步问我：“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点点头，先推门进去了。

进了家门，父亲去烧水，我把志愿表在餐桌上摊开，把顺序最后排了一遍：第一顺位，是我最想读、条件也相符的那个测控相关专业，后面跟着同组的两个方向；再往后，是陆上作战相关军种院校里我筛过、真愿意去读的技术专业；工商管理那几所学校压在普通批里，作最后的退路。

组里的顺序是我定的，父亲核对过的条件和限制用红笔写在另一张纸上。我把两份纸一起拿到电脑前，点开确认页。他在旁边坐下，没有碰鼠标。

“我问你最后一句。”他说，“万一——我是说万一，最后只剩陆上作战相关军种的路，你后不后悔？”

“陆上作战相关军种不是我哄你的假选项。”我说，“第二组那几个专业，我是真愿意去读的，真落那儿，我认。但是爸，第一顺位为什么这么排，理由我都跟你讲过了，风险我也清楚。这个结果，得由我来担。”

他看着我，看了有十几秒，然后起身把椅子完全让出来：“那你自己核对，自己点。”我逐格核对了院校代码和专业代码，又拿着红笔那张纸，把系统里的章程说明逐条对了一遍，没有差错。

确认键按下去之前，我停了两秒——不是犹豫，是要把这一步记清楚——然后按了下去。页面刷新，“提交成功”几个字跳了出来。

父亲凑近屏幕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把那张写着限制条件的红笔纸折起来，压进我的资料夹：“等信儿吧。”录取还没有定论，体检和相关资格核查都是横在前面的坎；我们俩也没有就此变成想法一致的人——他大概仍然觉得选陆上作战相关军种更稳，我也仍然认为这一步该由我自己迈。

但那张确认过的志愿表，既不是他的分数命令，也不是我的赌气宣言：第一组是我最想读、条件相符的相关专业，第二组是我认账的相关军种方向，工商管理压在普通批最后，只在军校进不去时才启用——上面每一个格子，都是我说明过理由、也准备承担结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