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4日，北京，93岁的聂荣臻元帅已经很少下床，但这一天的精神状态依旧不错。工作人员在床边读报，他听到北方一场大雨缓解了旱情，便拍了拍手，连声说好。
对这位经历过战争、建设和科技攻关的老人来说，庄稼能不能保住收成，远比旁人想象得更重要。戎马生涯让他始终关注国家大事，也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哪怕病重卧床，仍要听报、问事、谈工作。
中午，女儿聂力向他汇报家乡江津的发展情况。说到当地特产米花糖时，聂荣臻忽然谈起包装问题。他认为，日本人在商品包装和装潢方面很讲究，江津也应当改进。
话题不大，却很像他的作风。身居高位时，他关心的是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到了晚年，连一块米花糖的包装，也能牵动他的思考。国家建设，原本就藏在这些具体琐碎的事情里。
晚上，两位老秘书陪他看完电视新闻。临睡前，聂荣臻没有谈身体，而是询问《聂荣臻军事文选》的编印情况，特别关心南昌起义时期和红军时期的电报是否收入其中。
秘书告诉他，相关材料已经编入，正在排印，解放军出版社计划在当年建军节前出版。聂荣臻听后很满意，只说：“你们赶快回去休息。”
这是他留给身边工作人员的最后一句交代。随后，他安静地躺下。22时43分，睡梦中的聂荣臻没有发出痛苦的声音，平静地走完了人生。
有人称他为“福帅”，并不是没有缘由。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敌军一度逼近指挥机关，聂荣臻也身处险境，却只被流弹擦伤脚部。后来经历四渡赤水、长征以及长期隐蔽斗争，他多次与危险擦肩而过。
不过，所谓“福气”，并非单纯的幸运。聂荣臻一生谨慎、沉着，遇事很少慌乱。战争年代如此，主持科技工作时也是如此。真正支撑他走过那些险关的，除了机遇，还有判断力和纪律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1949年进入北平后，他先后主持华北军政事务，并参与平津地区的管理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承担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门的重要职责，长期处在高强度运转之中。
1952年秋，聂荣臻因过度劳累昏倒在办公室。1953年春，病情加重，只得前往南京、杭州等地休养。身体发出的警报已经很明显，但国家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仍离不开这样一批有经验的干部。
1954年，他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分管军工生产和装备建设。此后，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组织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等项目的研制工作。
那些成果背后，常常是极其紧张的工作节奏。1964年6月，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同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
聂荣臻并非只在文件上签字。他要协调科研、工业、军队和试验部门，处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1960年以后，他的心脏病反复发作，还伴随高血压、失眠等疾病。身体被透支，工作却不能停。
医生曾劝他配合治疗。他的态度很明确：“医生怎么决定，就怎么治疗。”在他看来，治病不能凭个人好恶，更不能因为身份特殊而干预专业判断。这种信任，既是对医务人员的尊重，也是一个老军人的纪律观念。
1981年，82岁的聂荣臻感染严重肠炎，同时患肺炎、心力衰竭和心房扑动，病情一度十分危险。他对家人说：“我已经82岁了，万一不行，也不算短命了。”
但他挺了过来。经过四个多月治疗，病情逐渐稳定，只是从此行动需要依靠轮椅。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人生就是七十而拐，八十而车。”一句话，带着幽默，也带着对衰老的清醒认识。
1991年9月，心力衰竭再次发作后，他已经不能正常散步。到了1992年，聂荣臻让秘书在办公室挂一幅毛泽东画像。秘书选了两张，其中一张是毛泽东与几位元帅一起观看空军飞行表演的合影。
聂荣臻思考后说，还是单独悬挂毛泽东的画像更合适。若挂合影，毛泽东必须处在最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的核心”。画像挂好后，秘书常看到他坐在躺椅上，长时间望着那幅画。
去世前一个月，他已经预感到病情难以逆转，便录下了一段话。他说自己九十三岁，寿命已经很长；入党七十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死亡是自然规律，不必为他悲伤。
这段话没有豪言壮语，更多是交代和感谢。他感谢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照料过他的工作人员，并祝愿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5月14日晚，他在睡梦中离开。聂荣臻是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位逝世者。那间房里，报纸、文稿和刚刚挂起的画像，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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