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步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第一军需总监。他1865年4月9日生于普鲁士波森附近的克鲁谢维亚，1881年毕业于中等武备学校，1893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08年任总参谋部作战处长。他参与了施里芬计划的修订工作，并积极鼓吹扩军备战。
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鲁登道夫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在列日要塞攻坚战中表现出色。德皇威廉二世于8月22日授予他和埃米希功绩勋章，两人成为大战中最早获此殊荣的军人。随后俄军威胁东普鲁士，鲁登道夫被调往东线出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兴登堡麾下服役。BBC人物传记指出，他们“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取得的对俄军辉煌胜利为兴登堡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尽管其中大部分功劳可以说属于鲁登道夫”。
坦能堡战役的战术设计问题值得深入审视。根据德军第八集团军作战记录，该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霍夫曼上校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到任之前，已经拟定了利用马祖里湖区地形分割围歼俄军的方案。BBC战史记载，普里特维茨将军在8月已批准了霍夫曼攻击萨姆索诺夫左翼的计划，鲁登道夫到任后“立即确认了霍夫曼的计划”。
鲁登道夫在霍夫曼原计划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他集中六个师攻击萨姆索诺夫左翼，同时冒险将其余部队从古姆宾嫩前线撤出以应对俄军右翼，仅留骑兵屏护伦嫩坎普夫方向。这一冒险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德军截获了俄军未加密的通讯，得知伦嫩坎普夫并不急于推进。到8月底，德军俘虏俄军九万二千人，歼灭俄第二集团军半数兵力。
将坦能堡的战术设计完全归功于鲁登道夫，同样不符合作战记录的实际。他在战役中的贡献在于果断确认并发展了霍夫曼的方案，在关键时刻承担了抽调兵力所造成的风险。这种“确认与执行”的角色与“天才设计者”的形象之间存在差异，而以档案为依据的考据正是要还原这一差异。
1916年8月，兴登堡接替法金汉出任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被任命为第一军需总监。他拒绝接受原拟的“总参谋部第二长官”头衔，自创这一职位名称，坚持与兴登堡共享一切决策与指挥权。此后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两人共同掌握了德国的军事决策权，德皇威廉二世的角色日渐边缘化。
鲁登道夫在这一时期主导了“兴登堡计划”的实施，强制征调劳动力投入军工生产。该计划的经济逻辑是将民用需求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最大化武器产出，但实施初期反而造成了生产下降。这暴露出一个被“军事天才”叙事所遮蔽的事实：经济动员领域的决策同样受到资源和技术条件的严格制约。
1917年，鲁登道夫力主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他判断在美军大规模抵达欧洲之前，潜艇战可以在六个月内迫使英国退出战争。这一判断建立在对英国经济脆弱性的评估之上，但忽视了美国参战将带来的资源逆转。1918年春季，鲁登道夫发动了代号“米夏埃尔”的攻势，试图在美军主力到达前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突破。
法国档案记载，鲁登道夫选择圣康坦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因为这里是英法两军的结合部。攻势于3月21日打响，德军经过短暂而猛烈的纵深炮火准备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突击部队在英军防线的多个点实现了纵深渗透”。德军在头几天取得了自1914年以来最大的战术进展，两次突破英军防线并在开阔地形上快速推进。
然而，战术成功未能转化为战略突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军事研究指出，德军步兵“一旦超出自身炮兵射程便束手无策”，后勤补给跟不上推进速度。德军缺乏足够的坦克来维持攻势势头，而弹坑密布的战场使重型火炮的前移极为困难。到4月底，“米夏埃尔”攻势已失去势头，德军在扩大后的战线上占据了防御工事薄弱的突出部，反而比之前更加脆弱。
德国帝国议会调查委员会战后发布的报告将1918年的失败部分归咎于“鲁登道夫的仓促行事”。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鲁登道夫在1918年春季的多次攻势之间缺乏统一的战略目标，每次攻势都在取得战术进展后因后勤困难而停滞。德军在1918年3月至7月间伤亡约一百万人，这些损失是德国无法弥补的。
1918年9月，鲁登道夫在最高统帅部会议上要求立即启动停战谈判。他随后被解除职务，流亡瑞典。战后他撰写了《我的战争回忆录》（1919年出版），系统性地为自己在战争中的决策辩护。更为重要的是，他成为“背后一刀”传说的主要传播者，声称德军在战场上并未被击败，而是被国内的社会革命力量出卖。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研究著作《屠龙者：鲁登道夫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传奇》指出，鲁登道夫“成为德国人对一战失败复仇幻想的化身”，他“自我构建的传奇和战后活动为理解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1923年，鲁登道夫参与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此后短暂代表纳粹党在国会任职。
鲁登道夫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战争理论。他在书中主张：“为了进行一场成功的战争，整个民族的力量必须被动员起来。军队与人民之间需要完全的团结。贸易和工业、一切粮食供应、财政、宣传，都必须像军队本身一样服从同样严格的铁的纪律。”他还提出，所有国家力量“必须置于总参谋部最高领袖的控制之下”。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命题颠倒了过来。他主张政治必须完全服从于军事，在独裁体制下动员国家的一切生产手段来赢得未来的总体战。这种理论在1930年代的德国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但它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一战中德国正是在实施类似的经济动员之后走向了崩溃。
鲁登道夫在坦能堡和1918年春季攻势中的表现，说明他具备战役层面的指挥才能和对战术机会的敏锐判断。但他将战争理解为一种“生物现象”而非政治工具，这种观念使他在战略层面反复做出超出德国实际能力的决策。1918年的失败不是因为某个单一的错误，而是因为鲁登道夫在资源已经枯竭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进攻，将德国的最后储备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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