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宋任穷接到通知，前来参加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那时他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原以为会议会讨论核工业建设，没想到刚到会场，便听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中央准备恢复大区机构，由他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东北局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既要抓工业，又要管农业、交通、国防和干部工作。对宋任穷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职务调动，而是从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转到统筹一方全局的位置。
当时恢复中央局，并非临时起意。中央需要有人替国家分担大量具体事务，也希望各大区能够承担起经济建设、组织管理和战略部署的责任。东北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地位特殊，事情自然更多，责任也更重。
宋任穷心里并不轻松。相比之下，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已经逐渐熟悉，许多技术和工程问题，他也开始能够参与讨论。更重要的是，原子工业正处在艰难起步阶段，离不开长期积累，半途离开，难免有些放心不下。
这份牵挂，与他此前的经历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地质工作关系到国家工业的根基。过去有人断言中国是“贫油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却认为，中国地下并不缺少石油。围绕石油和矿产资源展开的勘探，后来直接服务于玉门、克拉玛依以及大庆等油田的建设。
地质工作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寻找铀矿。原子工业没有矿产资源便无从谈起。为了建设核工业，地质部门在全国展开勘探，寻找铀矿和其他相关矿产。宋任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熟悉了这个全新的领域。
1956年，国家开始为原子工业建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先后经历了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调整。苏联专家曾参与部分工作，中国也抓紧建设铀矿、水冶、浓缩铀、反应堆和燃料元件等项目。那时设备不足，经验有限，许多事情只能边学边干。
1959年，苏联方面决定撤走在华专家，核工业建设受到明显影响。到了1960年，相关工作转入独立自主的阶段。张爱萍等人经过实地考察和论证，认为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仍然能够继续推进，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宋任穷清楚，这条路很难，却不能停。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轻易离开。宋任穷先后找到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说明自己希望继续留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两位老帅了解核工业的重要性，对他的想法并不意外。作为军队出身的领导干部，宋任穷负责的又是国防尖端项目，他们确实有理由希望他留下。
事情到了邓小平那里，回答却十分干脆。面对宋任穷的请求，邓小平告诉他：“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这事不要再提了。”
话说得不长，分量却很重。干部调动不是个人选择，更要服从全局需要。东北三省正处在工业调整和经济建设的关键位置，中央需要一位有军队工作经验、熟悉组织和经济事务的干部坐镇。宋任穷明白，自己留恋的并不只是一个部门，而是那项正在起步的国家工程。
于是，他没有再坚持，转身准备赴任。对于一个已经在新领域投入大量精力的领导干部来说，这种离开并不轻松。但在当时的组织体系中，能否把个人熟悉的工作放下，去承担更大范围的任务，本身就是一种考验。宋任穷最终接受了安排，走向东北局第一书记这个新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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