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广东官营为主的手工业|官营|广东省|手工业|明朝|永乐|洪武

明初仍实行匠籍制度，但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元代大为削弱，服役时间缩短。手工业者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明朝廷鼓励种桑、植棉、纺纱、织布的政策，使农村家庭手工业迅速兴旺起来。但明初广东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营手工业尚未充分发展，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形式，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官营手工业。

一、阳山冶铁厂

冶铁生产历来是封建社会朝廷及地方官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戴璟《广东通志初稿》曾指出：“铁冶也者，固兵之资，国家之利，民用之急也。惟资故防，惟利故榷，惟急故冶。东南财赋，利尽山海，铁冶其一也。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以益军饷，故榷不可以已也”。所以，明初广东官府十分注重官营冶铁的发展，力图由国家垄断和控制冶铁业的生产。官府在军事上和生产上所需的铁器，主要靠官营冶铁厂来供给。

阳山是金属矿藏十分丰富的地区，金、银、铜、铁、锡俱全。洪武六年（1373），阳山是全国13个铁冶所之一，置阳山冶大使一员，副使一员，专门督办铁务。冶铁所分置炉冶15处，矿夫1000名，博士10名（《永乐大典·卷一一九零七·广州府·土产》）。矿夫属劳役征发，只给“薪米盐蔬”，如有疾病，官司应“差拨良医”看病，给药医治。洪武年间阳山厂已发展到它的鼎盛期，成为全国的大型冶铁基地。《明史·食货志五》记：“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则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 ”。洪武七年（1374），全国13个冶铁所的铁课额为8052987斤，阳山的课额为700000斤（据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冶课》所载明初广东铁课数目；《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八，全国13个冶铁所铁数目）。其生铁产量居全国13个冶铁所的第7位。旧山矿区“一在蓬坡，一在狮子冈二坑”。

阳山之所以成为明初重要冶铁基地，还在于它具备了燃料、动力和运输的有利条件，阳山有着丰富的林木资源，提供了冶炼必需的燃料；山上泉流密布，方便淘洗矿砂，也有充足水力资源舂碎矿石；山溪水流汇集连江而出，方便产品的运销。但由于宋元以来的大量开采，阳山铁厂至明已开始衰竭。洪武十年（1377），蓬坡、狮子冈坑山倾倒闭，生产受阻碍。明代的铁矿生产往往根据官营手工业的原料需求而定，一旦满足需要便停产或罢矿，至洪武十八年（1385），罢各布政司铁冶，阳山铁冶便失去了昔日的地位，但小规模的开采依然不断。洪武二十八年（1395），“罢各布政司官冶，令民得采炼出卖，每分输课三十八取二”，从此民营铁业兴旺起来（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五·民物志》）。

二、盐场

广东向来是全国主要的产盐省区之一。明初，广东盐场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洪武二年（1369），置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计广东提举司所属十四场，岁办盐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一引有奇。海北提举司所属十五场，岁办盐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二引有奇。每引重四百斤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广东盐课提举司所属十四场：靖康、归德、东莞、黄田、香山、锉峒、海宴、双恩、咸水、淡水、石桥、隆井、招收、小江。海北盐课提举司所属九场：白沙、白石、西盐白皮、官寨丹兜、蚕村调楼、武郎、东海、博茂、茂晖。琼州六场：大小英感恩、三村马袅、陈村乐会、博顿兰馨、新安、临川。

明代，盐的生产者称为“灶户”（或称盐户），灶户世代相承不得改籍，官府以户籍作为一种限制的手段，让灶户永远从事盐业生产。盐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盐田。盐田由官府拨给，属于官田。因此盐户要将生产盐的绝大部分交纳给官府，叫做盐课。明初广东灶户以生产生盐为主，盐户的盐课一般为：“灶户日办三斤，夜办四两，周年三百六十五日，该盐一千一百八十六斤四两。每二百斤折一小引，共该五引一百八十五斤。外加耗盐每引五斤，共三十斤，共得六引一十五斤谓之全课”（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六·民物志》）。广东灶户的盐课都交纳本色盐斤，由灶户自己备船装运到指定的盐仓交纳，由官府统一营销。《明史·食货志》说：明初承袭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置仓于场，岁拨附近州县仓储及兑军余米以待给，兼支钱钞，以米价为准。寻定钞数，淮、浙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引二贯。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初时全国各盐场的工本钞不一，所谓“寻定钞数”，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尚书栗恕奏请才定下来。广东盐工本钞每引俱二贯，使盐户的收入稍有提高。明初的政策较为宽松，广东食盐生产相对稳定。

明初广东私盐买卖盛行，有禁不止，军民买食私盐十分普遍。永乐二年（1404），承运库大使周端等上言：“广东地广民稀，盐课无商中纳，军民多食私盐。宜令所司核实人口，大口岁食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每斤纳钞三百文，于近场支给为宜”（《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私盐泛滥，使官府盐税流失，故官府把盐税转嫁到食盐者的身上。此外，也因“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以回收旧钞稳定货币（《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但因钞法不通，户口盐钞的数额常有更改。

广东食盐积压较多，原因是私盐盛行，召商中买不得力，另外是运输迟缓。例如，广东食盐向来供给广西，洪武三十年（1397）监察御史严震直言：“旧运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各场小引盐计八十五万八千五百引于广西，布政使司及梧州府各收一半，召商中买。自洪武二十九年正月起至今年二月终，所运才得九万四千三百六十引。若以未运盐数较之，须及十年方得运毕”。于是他提出解决行盐壅塞的办法：“今宜将两盐课司所出盐货以大船运至广东布政使司，以小船运至梧州府，广西官司又自梧州接运至广西布政使司。先收三十万引足，然后令梧州存留二十五万引。余有三十万八千五百引，存留广东布政司，置仓收贮，召募商人于广西乏粮卫所照例纳米，自赴广东支盐，令于江西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四府发卖为便”（《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通过召商承卖，广东食盐转销江西四府，食盐壅塞得以缓解。“正统三年（1438），令河间长卢及河东陕西运司官盐，客商中给，支给不敷者，准于广东、海北盐课司兑支”（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六·盐法》）。这样广东的食盐转销于全国多个地方，有利于食盐产销的平衡，广东和海北“岁入太仓盐课银万一千余两”。

三、宝泉局与军器局

（一）宝泉局。元末，钞币的发行极其混乱，由于中统钞贬值，民间交易常常以物易物，严重障碍了经济的发展。朱元璋即吴王位，“ 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 ”。统一全国后，颁行“ 洪武通宝 ”钱， “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宝泉局是明代国家铸钱机构，设于全国各个行省， “广东炉一十九座半，每岁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铸钱量居全国第八位（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铸钱》）。宝泉局所铸造的“洪武通宝”钱，形制分为五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其余递降至重一钱。 “洪武八年罢宝源、宝泉局，十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 ”（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十五·食货三·钱法》）。广东铜矿贫乏，只有连州产赤铜。广东用铜多从云贵运至，由于路途远，铸钱成本昂贵。《明史·食货志五》记：“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估计广东也有这种现象。由于大钱使用不便，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因为小钱规制各省不一，于是“洪武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在外布政司一体鼓铸”，目的是加强中央对铸币的管控。

明初官府在推行钱币的同时，也印行纸币。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八年（1375）诏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后因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以后因为大明宝钞发行量过大，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钱法益坏不行”（《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为保证宝钞的稳定与流通，明朝廷强行推用宝钞，而减少钱币流通。洪武二十六年（1393）罢宝泉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的需要，铸钱又成为当急之务，故成祖永乐九年（1411），“令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宣德九年（1433），令南京工部并浙江等布政司铸宣德通宝钱”（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三十一·钱法》）。但为了推行宝钞，宣德以后曾经一度禁用铜钱。明初的货币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贵金属白银逐渐被推广使用。

（二）军器局。军器局是设置于明代卫所的军械制造厂，属官营军工业。据嘉靖《广东通志》记：“本朝洪武初，广东各府俱设军器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其后革去，惟令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带管，造作军器，咸有定制”（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二·军器》）。明代对军器控制严格，“凡有携带武器出境，下海私与夷人者治以重罪”。永乐三年（1405）重申了禁约。兵器的制作与冶铁业关系密切。佛山是全省的冶铁中心，也是制作兵器的重要基地。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起兵，梁濬浩在佛山制作大炮，当时用大铳实以火药、石弹反击起义军的围攻，可见明初佛山已经有私营的军工生产（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五》）。所以广东军器局是一种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的军器生产机构。

军器局的任务首先要供给本地各卫所军械的需求，其次要完成中央官府下达的军需征调。如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工部定天下岁造军器之数，“广东布政使司甲胄六百，马步军刀三千，弓一千”（《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十八）。洪武十六年十一月，“命广东布政使司造水磨明甲一千”（《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八）。此外每当出现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则要制作更多的军用物品，如洪武二十年六月庚申，“敕福建都指挥使司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具器械粮饷，以九月会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这时的军器局承担更繁重的任务（《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二）。。

广东军器局制作兵器的料银，“征七于民，征三于军”，即七分从里甲均平银支出，三分由军屯丁出办（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二·军器》）。嘉靖以前广东的军器局建置并不完善，据巡按两广监察御史杨绍芳题称：“查得本省所属，通计六十一卫所，内雷廉二卫并合属各所及清远、从化等卫所各原无成造军器，其余广州等卫所，如左等四卫，每卫额设军匠四十名，外卫三十二名，每所二十二名。近来逃亡事故，各存多寡不等。其成造军器，先年俱系遵照《大明会典》每卫一季成造盔甲、枪、刀、弓各四十件，圆牌二十面，弦八十条，箭一千二百枝，撒袋四十副，箭四百枝。每千户所一季成造盔甲、刀、枪各十件，圆牌五面，弦二十条，箭三百枝，撒袋十副，铳箭一百枝”（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三·军器》）。从中可见，当时的军器局所生产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兵器居多。据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二所记，嘉靖十年（1532）奏准添造军器，其中佛朗机及神机铳列在首位。它反映了广东军器局的军事技术有所提高，已开始仿制国外较先进的武器。

四、民间手工业

明初官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产品主要供官府和军队之用。由于受自然经济和官府政策制约，广东民营手工业在明初未能充分发展，只是在洪武元年（1368）春正月诏弛珠池、金银、坑冶之禁之后，广东民营手工业的某些部门才有了新的发展。

明初，广东民营矿冶业仍袭前代，多在粤北地区开采，由官府征收税课，而惠、潮等地还是“私窃业作”，采取盗矿的形式，不向官府纳课。粤北阳山是采矿较多的县，有铁、锡、铅和卢甘石等矿藏。洪武二年（1369），县民“周宗仁等赴官供报，认办课程三千文”，开采铁矿。五年（1372），“知县郭进赴省府计禀，增办铁货一十万斤”，表明铁矿开采日多（《永乐大典·卷一一九零七·广州府·土产》）。又离县城150里有锡矿，坑夫成吉兴自行开采，“每岁认办课银二千文解官”。卢甘石的开采不断扩大，每岁甘石课达到100两（民国《阳山县志·卷五·经政下·矿冶》）。

佛山地扼西北两江之冲，交通便利，冶铁业发展最为突出。洪武年间，佛山“祖庙门前，明堂狭隘，又多建铸造炉房”（光绪《佛山梁氏家谱》）。有李广成，“得铸冶之法于里水”，大约在永乐末或宣德初从里水迁到佛山，从事铸冶，“由是世擅其业”（李待问：《李氏族谱·卷五·广成公传》）。洪武七年（1374），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在广州创建岭南第一楼，楼中间悬有重约5000公斤的青铜大钟，系洪武十一年（1378）铸造。这是广东现存明代最大的铜钟，表明明初广东已有颇具规模的铸冶手工场。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起义，为了对抗起义军，梁濬浩在佛山“制大炮，发声如雷”，已经掌握了制造军器的技术（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五》）。此时，佛山冶铁业“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恒辐辏焉”。

明初广东民间纺织业分布广泛，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这与海外文化交流和番布的传入有重要关系，据成化《广州志》卷三十二所记的番布种类，就有兜罗锦、胡锦、白苾布、高你布、朝霞布、西洋布、吉贝布、竹布、草布、花蕊布、白毡布、剪绒布、花丝手巾、花布手巾等十多个品种，这对广东纺织技术的创新具有借鉴作用。广东的野生植物纤维丰富，可为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也形成了广东独特的纺织品。正德《兴宁志》记，兴宁产苎、麻，产布、葛布、蕉布、木绵布。天顺《东莞旧志》记东莞布类有絁、紬、蕉、苎、青麻。海南地区棉纺技术进步，“民皆布服……妇女少事蚕桑纹绣，专纺吉贝织麻布”（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可见明初广东纺织业以品种多，取材广，产品精美为特色。其中丝织品、棉布、葛布最为著名。

明前期，阳江、潮州、东莞、石湾等地的陶瓷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产品多属碗、碟、盆等品种。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各地烧造砖瓦的窑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广东造船业除制造内河船只外，还有下海的船只。明代广东人张萱说：“国初，东海洵邪韩等国兼。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五十六·前言》）。广东违禁下海之船就是民间制造的。

此外，其他行业如制糖、榨油、制茶、造纸、编织等业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营手工业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历史阶段。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主编：汪廷奎。撰稿人（按内容先后为序）：杨式挺、何维鼎、陈摩人、汪廷奎、李庆新、许宁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